童 兵
摘 要 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进入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普及，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三个渊源和资源。梳理从新闻学、传播学到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衍变，有许多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呼吁在落实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进程中，克服新闻传播学学科边界不清、概念不明、关系不当等问题，使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大的改观和提升。
关键词 中国文化；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1-0008-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1.002
作者简介 童兵，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志德书院院长、博导 上海 200433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期待，也包含着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企待。
仔细研读习近平的讲话，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创新考察，对这门学科有直接和重要影响的涉及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和评价体系五个主要体系。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讨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构成和创新发展的相关问题。
一、中国新闻学学科的渊源
从源流考察，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有三个渊源，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同样的三种资源。
1966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李瞻教授竭八年之精力，完成百万字的《世界新闻史》，请新闻耆老马星野先生作序，马公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中国提倡新闻教育，已有50余年的历史，而新闻学术仍滞留在启蒙时期，拓荒时期，凡是办新闻教育的人，受新闻教育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新闻学还是一片荒原，新闻学校中虽有不少进步，但仍是师资缺乏，教材缺乏，设备缺乏，与其他学科比较，如法律，如工程，如教育，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此中原因，当然是新闻学的历史太短，实也由埋头苦干，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人太少所致。许多学新闻学的，教新闻学的，都实际从事于新闻事业，生活紧张，工作繁重，没有时间与心力，再来致力于研究工作。”①
这段话颇能概括海峡两岸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又是50年过去了，两岸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都有了相当的改进，但同其他学科相比，包括同一些历史不长、“资格”不老的新学科相比，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还是不尽如人意。
其实，对于信息传播来说，中国人有着厚重的文化积累。中国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这其中有许多关于传播活动的睿智成果。中国自黄帝立国迄今4600余年，朝代更易，国家分合，但始终维持一个统一的民族群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统一的华夏文化将亿万人聚集成一体。这种文化是由天从人欲的民本思想、沟通上下的民意制度和以仁为本的伦理道德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其中民意的畅达，是几千年传播活动生生不息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
大量古籍记载，自三代开始，便有各种途径，使天命与民意相通，使统治者得以博采众议，庶民意图亦能上达，如：
询于四岳，僻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②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皷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啧室之议。③
台湾王洪钧教授主编的《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有一段论述：“民本思想及民意制度诚应视为对我国古代新闻及传播研究之重要课题，也应视为中国传播哲学之基础。但我国古代，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言责观念及言论，弥足珍贵。西方对传播研究，在理念上，在制度上，在方法上极为进步。西方文化，尤其重视言之权利。在商业广告及政治说服之诱因下，传播之效果研究更借行为科学及心理学之理论及实务，卓有成就。但如我国古代传播思想中，如此强调言责之重要，与西方对言权之提倡，则成为强烈对照。因此，古代之言责精神也是作为基于中国文化研究新闻理论之依据。”④
中国古时不仅把言责看得比言权更重要，而且非常重视言的真实与明确，所以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之设。有学人指出，中国文化在科技方面之最大贡献，雕版及活字印刷术可称其一；在人文科学方面，史官制度则具有独特的意义，更为世界各古老国家所仅见。史官制度乃是世代相传，由专业化的史官对天道神事，降及人事，尤其是天子之事，作及时而真实之记载。这种记事法，在当时固可传之于远近，重要者在为后世留下记录。
长久以来，中国史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工作方法和记史传统。就工作而言，史官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是逐日记录当时发生的天下之事，以后又延及修史；二是访查考证史料真伪以明今鉴外。史官最可歌颂与发扬之传统，就是不虚善不隐恶之直书精神，“宁可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官的这种传统，被认为是当代新闻记者不可缺乏的基本素质。因此，在中国新闻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就指出新闻记者和史官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历史记事传统可以滋润中国新闻事业。
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骄傲。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对于中国文化曾有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和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⑤
中国新闻学科的另一个渊源，是西方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的传入。
如果说，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已经发生着一般传播思潮的衍变，使这一漫长的数千年成为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孕育期；那么，从清朝后期至进入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则是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萌芽期，国人的新闻传播思想在这几十年中外报刊实践的基础上，已有不少光辉的、富有启迪性的、但又不系统不完整的论述与阐发。
如果说，以往几千年的传播思想的孕育，多数情况下是对一般性的传播实践的诠释与阐发，那么接近世纪之交的许多传播观点，基本上是对以报纸杂志为对象的研究性结论，新闻理论的色彩已相当深厚。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生，同中国最早的现代报业的出现——首先是外国传教士的报刊活动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外国传教士怀着各自复杂的目的，为中国带来第一批现代报刊，也传递着西方早期的办报理念。
不少传教士是遵奉“征服中国人的心”的使命到中国办报的。清廷实行严厉的锁国闭关政策。嘉庆帝曾说：“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如有满汉等受洋人委派而传播其教，或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又改称名字（洗礼也）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⑥在这种条件下，传教士改为在接近中国边境地区办报，力图通过报刊，将基督教思想秘密地渗透到各阶层人士中去。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
随后，教会势力开始同各国资本势力公开结合。由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他在谈到该刊宗旨时说：“这份月刊是为保护广州和澳门的全体外人的利益而创办的，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以及道义，从而打消他们高傲排外的观念。”
“智力的大炮”在华普遍设立，其目的十分明显。西谚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反其意而观之，传教士办报刊为了传播“西方文明”，却也为中国带来了国人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的办报理念和见识了西方的新报。最初由传教士传来的现代报刊思想大致有：报刊文章必须通俗易懂，推介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和天赋人权学说，阐述报刊的社会功能在于开民智传文明。
在传教士和西方报人的影响下，国人也开始独立办报。林则徐办《澳门新闻纸》、魏源出版《海国图志》，其目的都是“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及至19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几家国人自己办的报刊，办报人也发表若干报业与传播的观点，但几无份量，也无大的影响。真正称得上具有办报思想的第一人是王韬。他分析报纸性质功能的三篇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方日报之利》，有资格称为最早研究新闻思想的论文。
维新立法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发展。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代表性。如果我们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新闻思想看成20世纪中国新闻学研究起始时期的成果，那么可以说，康梁的新闻思想则是19世纪中国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半个世纪中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大众化报刊，除了以其特有地鲜明地通俗性外，还有着不同于过去旧报刊，尤其是文言报刊和政论报刊的新的办报方针和办报理念。这批新型报刊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公报》《时报》和《申报》。这些报刊的主办者根据新世纪的办报实践，指出当代新闻业的几个重要特征，大致是：现代报纸不同于“史记百家”，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和“京报官报”，不同于进谏采风，不同于“一地之记载”，不同于“志怪志书”和“稗局小说”，不同于过去的一般传媒，也不同于传统传媒。他们指出的这“七个不同于”，表明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新闻传媒尤其是现代报纸的社会功能已经十分广泛，人们对之也已有相应的认识。这也为中国新闻学科的破土而出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提供了学科的土壤。
中国新闻学科的另一个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出版为标志，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半个多世纪之后，1899年英人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上发表了用中文节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著的《社会的进化》，译名为《大同学》，同年出版了单行本，文中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初提到马克思的，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派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报刊的先声当数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1918年11月，《新青年》编撰之一李大钊在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政论《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标志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五四”前夕，李大钊又将由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目的是向国人介绍“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报刊工作者的影响。1920年，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新青年》7卷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体现出报刊工作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中的努力。
在这种氛围中，不少报刊的创刊词等文字，表达出以往中国不曾有过的新闻学观点。如陈独秀以“新青年同人”名义发表的《本志宣言》一文中写道：“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森严我们的壁垒，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⑦
毛泽东写就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有一段文字气势磅礴，内容独到：“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经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⑧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报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关于宣传部分的规定：
杂志、月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
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
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
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⑨
上述规定的内容甚至行文的方式，都同列宁拟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极为相似。至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则完全承认并照录了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忠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并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这些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唯物主义新闻观，党报的性质，党报的特性，党报的办报方针，党报的作风，党报与党委、与群众、与实际工作的三个关系，党报的业务指导思想和文风，党报工作者的修养。
这里必须提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教训，其中最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新闻界学习”运动。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新闻界学习苏联新闻界的理论和经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了。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1月，《人民日报》即开设“新闻工作”专栏，旨在介绍苏联新闻界的经验。1954年至1955年，中苏新闻界多次互访，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活动达到高潮。
向苏联新闻界学习，使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得以有机会系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观点，全面了解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传统。通过学习，对于加强党性修养，提升新闻批评自觉性，开展工农通讯员活动，有很大启发。在新闻体制方面，也使中国同行找到了样板。但在学习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一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影响深重；二是提倡一切唯苏联是从，迷信苏联，盲目依赖。对此，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有过检讨和批评。
回看中国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渊源，主要就是以上三个：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积累，西方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的传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这三支文化的交融、互补、冲突，推动着中国新闻学科的发生、演革和发展。
二、中国新闻学学科的发生发展与曲折历程
学科者，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而学问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即学问所研究的客体）的系统知识。由是观之，一门学问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对该客观事物的研究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累积了一定的认知成果，便有可能开始形成相应的学科。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发生和发展，行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19世纪末期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历经了从报业活动到报业理论的学术开拓和学术初立的衍变，也显示出由术入学的学科建设之路。自1918年到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举办，延请徐宝璜主讲新闻学和邵飘萍主讲实际应用新闻学，1926年戈公振撰成《中国报学史》（1927年出版）。这样，新闻学科由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三部分构成的学科体系已告初步形成。
徐宝璜的《新闻学》一书，原系徐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及政治系四年级开设选修课的讲稿。1919年初版时校长蔡元培作序说：“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徐宝璜）游学于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⑩
尽管是新闻学学科初立，但学科体系各部分的内容已大致框定。试看《新闻学》一书，便大概可以看到新闻理论研究的内容是：新闻学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新闻纸的社会功能，新闻价值，应用新闻学的几个原则，新闻纸之广告，新闻社之经营与管理，新闻通信社之组织。从徐书看，新闻理论研究的边界还是模糊的，它既把广告、经营管理列于其中，也把业务应用当成自己研究的内容。
再来分析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它是我国第一本主要研究采访的学术著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在报纸上的重要地位，新闻记者是社会、国家和世界之耳目，新闻记者之资格与准备，新闻价值及其测定标准，采访心理研究。即便同当下的应用新闻学加以对照，邵飘萍对于应用新闻学的把握也是相当精准的。这可能一则得益于他长期主持报业管理，二则多是为学生和业界讲授新闻业务。既有经验，又有理论，一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就把握得十分老道和有水准。
最后看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长期在多所高校新闻系任教，而且一边教学，一边著述，致使这本新闻史著作史论结合，理论与史实并重。他在这本著作中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报刊史是一门科学，从文化学角度考察报刊史，研究报学以改进新闻工作，主张实行言论自由积极反映舆论。
我们从新闻学学科三部分的三位代表性学者和他们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一起步就位于较高的研究水准，各自的学科特点又相当突出。由于著述者多数有从事报业工作的实际经验，又长期执教于大学新闻系，使得中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水平从起始时就有明确的定位和鲜明的特色。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蜂起和新闻教育勃兴的时期。就全国总体而言，由于西学东渐的学术路径使然，美英新闻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在当时新闻学术界占据主要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报刊活动了解的增多，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渐有影响，在革命根据地则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本加快入侵中国的步伐，法西斯新闻观点也有所滋长。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全国，形成较完整的新闻统制体系。总之，这20多年是中国新闻学形成以来发展最活跃，各种新闻观点形成、传播和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是流派纷呈、学术繁荣的时期。
（一）新闻学学科的最初分类
这一时期新闻学著述甚丰，七个方面的内容初步架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七个方面：
新闻学概论，理论新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部分；
新闻事业概论，理论新闻学的媒体研究部分，其中有同媒体运作相关的新闻法、新闻自由等内容；
新闻记者与通讯员，理论新闻学的从业者研究部分；
新闻业务，应用新闻学的采访、写作、摄影、编辑、评论、新闻资料工作、新闻作品分析等部分，广告学和报刊发行及读报用报等也列入该部分；
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历史新闻学的世界史部分；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历史新闻学的中国史部分，新闻界人物、报刊史及广播史也列入此部分；
参考工具书，应用新闻学的一部分。
（二）美英新闻思潮的进入和新闻学研究的展开
这一时期，美英新闻思潮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得到较快的延展，重要的新闻观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报纸起源于人的“新闻欲”；
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和营利性；
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
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
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当时许多中国新闻学者经过对上述五个方面观点的讨论，终于得出结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刘元钊，他的代表性著作是《新闻学讲话》。刘元钊在这本书中指出：“新闻学到现在，确实已经是能够独立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术了，虽然在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发育完全，但到将来他的本身系统一定会完成的。换句话说，新闻学在目前，或者是不能说它是一种科学，但到最近的将来是一定可以成为一种科学的。”“新闻学乃是研究新闻现象与新闻事业者也。”［11］
刘元钊的论述讲清了三个问题：新闻有学，新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新闻学在当时还没有成熟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但也有学者认为，新闻学尚处于萌芽时期。如储玉坤认为，新闻学研究虽始于20世纪，但总的说来，“新闻学尚在萌芽时期”，在欧美研究新闻学的人数很多，但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所以新闻学至今没有具体的有系统的理论”。他举例说，对于何谓“新闻”的问题，也难有切实的解答。
可惜的是，储玉坤所说的这种“萌芽时期”的状况，直到今日也仍存在。中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遇到各种阻力和障碍。开始是国民党新闻统制的确立和法西斯新闻思潮的影响。后来是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思潮的干扰，使得新闻学学科建设难以在平和的学术环境下展开，直至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最高领导人的“最新指示”，干脆取消新闻教育。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加上又有人批评大学新闻系培养不出新闻记者，新闻又“无学可言”，所以在《人民日报》开展关于“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时，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文章说，我们主张彻底革命，有些系，如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1969年，在这种舆论导向下，北京广播学院被停办。1972年，包括新闻系在内的我国第一所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在此前后，许多学校的新闻专业被迫下马，新中国历经艰辛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由此步入低谷，新闻学科建设实际上处于完全停顿、甚至倒退的状况。
三、传播学的进入和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
“文革”结束，共和国新闻事业面临着重建家业、再塑新闻形像、恢复学科建设的紧迫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改革启动，在它的推动下，新闻改革开始酝酿和出台。新闻改革怎么进行？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改革的重点又在哪里？对一些重大理论分歧怎么认识？对一些传媒方针和新闻原则怎么取舍？实践呼唤着新闻学研究。
新闻改革的主力军是数十万新闻工作者。由于新闻事业的急速发展，这支庞大的队伍还来不及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而其中个别人的新闻素质以至政治素质又不符合要求。这些，也给新闻改革带来不少困难。对这支队伍进行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也要求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有大幅度的进展。
改革开放为西方新闻学的引进提供了良好条件，中外新闻学学术交流活动日益活跃。1981年11月，中国和澳大利亚新闻界人士在北京联合举办新闻学研讨会，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同行第一次坐在一起，探讨新闻学问题。1982年5月，传播学集大成者之一、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在其弟子、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陪同下来华访问，此行被称为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这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现在看，这个方针还是正确的、可取的。这年年底，出版了《传播学（简介）》，这是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著作。
1982年6至8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改名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人民日报社等参加，实施大规模的“北京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传播学的受众调查方法进行的受众调查。以此为开端，新时期的受众研究和受众学建设上马，以后每年都有一批相当规模的传媒与受众调查活动展开。1986年5月，在安徽黄山召开了首届全国新闻受众研究学术讨论会。同年10月，中国第一所舆情与传媒调查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该所于1988年实施了影响广泛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至此，新闻学在拓展了传播学以及受众学之后，又延拓了舆论学原理与方法的学科研究。
1983年3月，在北京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研讨会。这年年底，在长沙举行纪念毛泽东90诞辰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摒弃了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十三经注疏”式的方法，联系实际，敞开思想，倡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深化新闻学研究的新学风。
1985年4月，“世界新闻新秩序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早关注和研究自60年代以来全球新闻传播秩序，呼吁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打破西方新闻霸权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开拓国际新闻传播新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其中新闻学科在“七五”“八五”“九五”15年间，对经申请和批准的新闻学课题总支持力度达150万元以上。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从1996年开始，组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申报工作，新闻学和传播学也列于其中。应该指出，这两个规划及经费支持，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拓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8年10月，由华中理工大学（后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发起，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大会交流的多篇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哲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管理学、新闻伦理学、新闻法治学、新闻社会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新闻广告学等30门学科。这次会议和会后相关学者的持续努力，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拓宽和深化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新闻学学科自身的拓展。1983年5月，中宣部和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会议，规划新闻教育发展和讨论新闻教育改革。在会议推动下，一批新的专业和新的课程出台，如国际新闻、新闻摄影、播音、电视编辑、电视导演、广告学等专业；传播学、公共关系学、新闻美学、新闻管理学等课程。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当年招收2名，于1985年入学。1988年首批博士生毕业，中国开始有自己培养的最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表明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层次有了新的提升。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研究生专业目录，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升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标志着经过近20年努力，我国新闻教育水平和新闻学学科建设水平均有重大提升，也预示着新闻传播学在21世纪将有新的发展。
同研究生专业目录改革相比，新闻学本科的专业目录没有作相应的改变。从那时到今日，研究生目录中最高层次或者说这一学科的最高称谓是“新闻传播学”，而本科目录中相应的是“新闻学与传播学”，这集中反映出新闻学学科结构与体系的边界不清和概念不明，突出说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框架有待清晰、调整和厘清。
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从学科体系看，多数学校的学科架构是新闻传播学下设置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学下设置新闻理论、中外新闻史、应用新闻学（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广播电视学等）。传播学下设置传播理论、中外传播史、应用传播学（广电采写、广电编辑、广电评论、播音主持等）、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网络传播学。
这样的学科体系架构，存在不少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广播电视专业，是以传媒介质而分的，它同新闻或传播是什么关系？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学列于传播学是否合适？还有一些其他学科在新闻传播学中占有的份量越来越多，比如舆论学原理和方法，舆论引导、舆论监督、舆情调研等实务知识，要不要设置在新闻传播学中？这些都需要认真地对待，下功夫进行研究和调整，尽快梳理出一个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路线图。
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之所以存在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种种问题，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传播学进入新闻学学科时，由于它是由西方传入的新学科，不少人心有余悸，因此在批准设立时在传播学后面加了一个“安全尾巴”，叫“传播学（网络传播专业）”。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的时候，因为同新闻传播存在天然相关的联系，作为新媒体全方位进入新闻与传播两个学科，而实际上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学科接纳上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学科知识和学科架构上的准备。
习近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为我们调整和构建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指明了方向。期待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和新闻传播学各种学术组织要明确指导思想，组织团队攻关，力争经过艰苦有效的研究和探讨，使新闻传播学学科水平有一个大的改观和提升。
注：
①李瞻：《世界新闻史》，马星野序，（台）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3页。
②《尚书·虞书·舜典》。
③《管子·桓公问》。
④王洪钧主编：《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台）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页。
⑤宣伟伯：《传学概论》，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楼1977年版，序，第6页。
⑥《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⑦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
⑧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⑨参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据记载，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⑩蔡元培：《新闻学蔡序》，《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文部分第5—6页。
［11］刘元钊：《新闻学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1—25页。
〔责任编辑：御 风〕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 Syste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ong Bing
Abstract: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entry of western journalism thought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s journalistic thought, are the three sources and resources of the subjec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subject of journ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the communication to the subjec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need to sum up. When carrying out Xi Jinping’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ing the subject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e must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obscure boundary, unclear concept and improper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subject system construction will surely be promoted.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ubject system construction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