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红
摘 要 当下中国，新媒介正在重构我们的观念，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也要经历一场范式革命。本文认为，话语体系的重构需要在研究视野上警惕学术“内卷化”，以跨学科、本土化和话语创新的姿态走向开放社会科学。重思人与媒介、人与人的关系，将过去以“事”为中心的研究领域拓展至以“人”为中心的领域。转变话语模式，从传统以“报学”为主的“线性”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转向以“网学”为对象的“网状”话语模式及研究问题。在研究进路上，由过去相对孤立的、静态的文本研究，转向多元的、动态的、注重行动的实践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关键词 话语体系；内卷化；共通体；网；实践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1-0016-05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1.003
作者简介 姜红，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合肥 230039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而关于如何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里表达的是技术自主性的思想，显示了技术造就社会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今天，技术正在改变时代和社会。在一浪赶一浪的新技术浪潮中，互联网无疑是当今时代最耀眼的明星。马化腾称：“今天我们把互联网定义为一种信息能源，就像当时的蒸汽机和电力一样。”①
传统新闻传播学所使用的很多概念，大多是现代性背景下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物。在后现代背景中，尤其是在互联网造就的“媒介化社会”中，已经越来越脱离今天的媒介实践，越来越缺乏对媒介现象的解释力。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亟需进行一场话语革命和范式革命。有关这个问题，国内新闻传播学者们曾经开展过一些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笔者不揣浅陋，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学科视野的调整：从“内卷”到“开放”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重构，首先需要调整研究视野，从传统相对封闭的视野转向开放的视野。这种视野的开放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跨学科、本土化和创新。
第一是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李金铨教授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文中，提醒新闻传播学研究应警惕“学术内卷化（involution）”。在他看来，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愈精，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这导致传播学研究成果丧失了“公共性”，而成为学苑内部的嬉戏。为此，李金铨特别告诫中国传播学研究者：“中国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的视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于短视或无知，只局限在简单的层次和粗糙的面向。”②而沃勒斯坦早就提出“开放社会科学”的命题。他认为，“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③
开放社会科学带来学科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并没有画地为牢的“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交融互动。另一方面，学科也要有一定的边界，只不过这个边界是流动的，动态发展的。互联网的精神是开放、沟通、连接一切。因此，今天的传媒研究绝不可能偏居一隅，在狭小的空间中做孤芳自赏式的研究。其他学科的视角不断给新闻传播学提供新鲜的话语资源。比如对技术的认识，从技术哲学的视角，能看到更深刻的东西；对网络空间、网络事件的认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必不可少；而对舆论和舆情的研究，通过计算机的大数据挖掘则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
第二，学科话语的本土化视野也是学科开放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沃勒斯坦发现，“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④“这种发源于英、法、德、意和美国的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知识范式，是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美国霸权宰制和世界经济急促增长之下，这种带欧洲中心视点的社会科学学科范式更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扩散，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学术体制正统模式。”⑤不仅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范式也打下了鲜明的西方烙印，特别是美国烙印。以实证主义经验研究为特色的美国传播研究话语体系，输入到中国后影响甚广，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silence)、涵化(cultivation)、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概念，构成了传播学科知识地图上的主流话语。
但是，任何一种话语、概念、理论，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文化，都要经历一个命定要投“第二胎”的过程，一定会产生“话语折变”。比如，“舆情”这个概念就比“舆论”（public opinion）带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和问题意识；“新闻舆论”也比“新闻宣传”更适合描述当下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话语场。本土化的概念转换，恰恰是从问题出发，针对本土问题进行学术回应的方式。
第三，构建开放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还需要有创新的视野，有对新语词新概念的宽容和接纳。旧话语无法命名新事物和新现象，这种命名的痛苦，往往发生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所以海德格尔创造出“座架”这个词来命名和隐喻现代技术。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界比学术界更直接面对新技术革命和新传播革命，很多新概念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有些经过积淀，进入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比如，“民生新闻”是电视工作者命名的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操作和理论研讨，早已被学界普遍认可。今天的“自媒”“融媒”“浸媒”“智媒”等，只要不是概念炒作，即使不严谨不准确，学术界也应该宽容以对。因为，这些新词是创造严谨的学术话语的源头活水。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从“事”到“人”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有过“人学”与“事学”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热度仅次于“新闻有学无学”的论争。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的确是以“事”（信息）为中心的，而非以“人”（关系）为核心的。在这个“事学”系统中出现的“人”，往往只见组织不见个人，只见共性不见个性。互联网将个性化的人的自由表达空间充分展现，人的身份认同、自我展演、网络增权等都成为可能，而学界似乎还没有适应这种骤然而来的“人的解放”。
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人的解放进程，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达至“自由个性”的辩证历史过程。⑥所谓以“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应该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将“为人”视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在这一条件下，首先需要重思媒介与人的关系。喻国明教授认为，对于“个人”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的赋权与“激活”是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⑦从组织化机构化的专业媒体在传播场域中的一家独大，到如今个体化和组织化并存的传媒格局，组织在逐渐坍塌，个人在不断崛起。这个过程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人”的命题凸显出来，人与媒介的关系成为我们这个学科回避不了的中心问题。
出现在传统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中的人，要么是组织化的人、职业的人，由此而生成的研究是有关记者的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职业伦理研究等；要么是被动的人，比如受众的研究，离不开一个“受”字；要么是理性的人，有关“公众”“公共领域”的研究常常言必称哈贝马斯……可是，在网络空间里出现的人，可能是非职业化、非组织化、非理性化的个人。在网络中“可见”的不仅是大多数人的理性观点，也可以是每个人的“自由言说”和情感表达；不仅是触及社会群体利益的“公共事务”，也可以是基于个体利益诉求的“个人事务”；不仅是大众媒介的“专业表演”，也可以是个人充分设计的“自我展演”；不仅是某种明确的话语表达，也可以是难以名状的情感、情绪和态度。我们常常引用麦克卢汉的经典论述“媒介是人的延伸”，在今天的时代，更需要探讨另一个命题“人是媒介的延伸”，以及“人如何成为媒介的延伸”。
第二，需要重思人与人的关系。由于机构化组织化的媒体太过引人注目，人的交往和沟通在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中不占主流地位，网络让个体化的人重新被发现。让-吕克·南希在《无用的共通体》一书中对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的“community”一词做了解构。所谓“community”，过去一直被翻译成“共同体”，而南希认为，“共同体”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基础或者本原：一个上帝，一种自然本性，一种天分，一个帝国统治权，一个天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有这些‘东西’都自为地预设了‘一’，统一和坚固，都实体化地能够对次级事物进行规定。”⑧共同体的预设是基于存在某种所谓的一致性的前提，当这种一致性的前提丧失或不那么稳固之后，共同体很难维系。在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南希提出了“共与”的思想，“在共通之中存在”，认为“共通体是对分离（或削减）的呈现，是对这种区别的呈现，而这种区别则不是个体化，而是在-共显着的有限性”。⑨
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在《共通体：共同体的起源与归宿》一书中，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了共同体的概念，认为共同体与个体之间是一种互相给予的关系。古代共同体被认为是人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则成为通过契约形成的人工构建物。⑩人们在交流中，获取信息的同时，更多的是体认和共享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仪式、一种文化、一种与族群、社区、共同体的精神沟通。
这种关于人的关系的研究，虽然才刚刚开始进入新闻传播学科，但是扩大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版图，丰富了学科内涵，更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贡献了有价值的问题。
三、话语模式的转换：从“线”到“网”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需要话语模式的转换。从传统的以“报学”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转向以“网学”为中心的体系；从“线性”的话语模式转向“网状”的模式。
报纸是现代性背景下的典型产物，因为办报纸的人拥有对信息的独占性和垄断性，所以报纸是传播媒介，不断地进行一点向多点、组织向个人的信息撒播。此后的广播和电视虽然分别诉诸听觉和视觉，但并没有改变这种一点传向多点、组织传向个人的传播格局。这种格局和媒介本身与现代性的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精英化的时代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的使命是启蒙，自上而下，呈现的是被办报的精英们把关过的、处理过的完整的世界。在报纸的时代，信息是稀缺资源，掌握信息就能把控世界。
这种线性传播体系为新闻传播研究展开的问题域就是：如何传播信息以让受众接受。切特罗姆发现，20世纪40年代，不同研究团体所做的“大众传播研究”备忘录提出的“四个询问性的题目——谁，说了什么，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变成界定美国传播研究的范围和问题的主导范畴。”“传播的行为科学限制在一个相当狭窄的模式里，它把传播解释为基本上是个说服的过程。”［11］在此种问题域中，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最典型的就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谁，传什么，对谁，通过什么媒介，取得什么效果。“传者”“信息”“受众”“效果”等这些关键词基本上构成了新闻传播学教科书的经典模式。
网络的出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媒体。无论微博、微信、直播、弹幕，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方式是碎片化的、即时性的、充分交互的，没有报纸那般严整的集纳性。这是典型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去中心化、多元、小社区、互动。互联网技术的逻辑是一个网状信息系统的展开，个人可以和机构一样，平等参与分配信息，共同分享信息，实时交互讨论。
“网”的话语系统和“线”的话语系统的重要区别在于：线性模式是相对中心化的叙事，媒介与受众并非平等的关系，媒介对受众进行信息传播的目的是控制。而网状模式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和“受”的关系，强调的是沟通、互动、协商、共享，话语结构日益多元化。
从过去以信息为主导的单向度的话语模式，进入到当下以生活方式为主导的多向度的结构模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变化：传者的角色，从记录转向参与；新闻生产的过程，从专业化、封闭、后台化，走向去专业化、开放、前台化；新闻传播的文本，从静态的、完整的大叙事，裂变成动态的、多方参与的、碎片化的小叙事；媒介本身，从精英化的，似乎需要正襟危坐进行阅读的纸媒，迅速替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移动互联的手机；受众，从过去的“受”众，到“参”众，再到“用户”……这一切，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四、研究进路的探索：从“文本”到“实践”的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
曾几何时，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中，“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占了上风，我们学科发表的不少论文都是针对静态的内容和文本的研究。媒介呈现、框架分析、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等成为大量硕博士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而与此同时，当代社会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着一场“实践转向”。
美国社会学家西奥多·夏兹金认为：“当命名最为一般的社会事物时，思想家过去所谈论的就是‘结构’、‘系统’、‘意义’、‘生活世界’、‘事件’和‘行动’。如今，许多理论家给予‘实践’以可相提并论的荣耀。实践的不同所指有待于当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去研究。”［12］而作为一场“确定的思想运动”，“实践领域是一个研究诸如力量、知识、语言、伦理、权力和科学这类现象的场所”。［13］
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到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理论，再到当下的“实践社会学”，实践进路是一个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超越静态的结构-制度分析的重要途径。
静态的文本研究，比较适合针对传统媒体所生产的内容进行研究。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对社会的影响不是明显的、即刻的、变动封闭的报道体系对事件和社会的影响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而且，被精心选择过的新闻内容很难马上与社会之间形成互动。所以，新闻文本是以相对静止、孤立和断裂的形态呈现。新媒体时代，静态的文本变成流动的文本，不仅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不断形成互动关系，而且，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也不断和现实空间形成互动关系，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也会发生互动，常常让一件小事从线上走到线下，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我们无法再用以往静态的、封闭的观念来看待媒体事件与媒介文本。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说，“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drama).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角色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14］
以传统新闻学的关键词“事实”为例，报纸这种媒体的性质决定了报纸上的新闻是一次性的、线性传播的、偏于静态的，报纸的版面有限，决定了新闻的呈现更多是“事实”而非事件发展过程。而互联网所呈现的新闻很少是一次性的、单一视角的、静态的。互联网上的新闻是动态发展的，事件的后续进展如何，公众的关注如何，社会情绪如何，共同推动事件向前发展。所以，作为“事件”的新闻，而不是作为“事实”的新闻，更加接近当下社会的新闻生产实践和话语实践。
五、结语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曾经引用马克斯·韦伯“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的比喻，说明“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5］所谓语言也是人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如果把话语、概念看作是意义之网的网结，那么，对事物的“命名”就是至关重要的，这件事情直接关系到让事物“是其所是”。就像海德格尔说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16］话语体系之所以重要，因为不同的话语体系会敞开不同的研究“视界”。
今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反思与重构，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互联网带来的“新传播革命”的倒逼，当互联网这张“人类之网”让所有人都处身其中无法逃脱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17］的时候，重新思考人的生存处境、学科的生存处境，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注：
①选自马化腾在“2015‘互联网+中国’峰会”上的演讲，http://www.tmtpost.com/229957.html。
②参见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
③④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55页。
⑤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之《专题导论——从学科改革到知识的政治》，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⑦参见喻国明《互联网是高维媒介：一种社会传播构造的全新范式——关于现阶段传媒发展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辨正》，《编辑学刊》2015年第4期。
⑧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作者中文版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3页。
⑩Roberto Esposito ，translated by Timothy Campbell，“Communitas :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commu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12］［13］西奥多·夏兹金等主编：《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导言，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1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6］海德格尔：《语言》，孙周兴选编，选自《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83页。
［17］参见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南方电视学科》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御 风〕
Discourse System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orms
Jiang Hong
Abstract：At present, the fact of new media is reshaping our notions may lead to a paradigm revolu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in schoo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ought that, instead of academic involution in the reshaping of discourse system, the school ought to be ope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disciplinary, localization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By rethinking two couples of relationship, person and media, person and person, the research focus should be extended from “thing” to “person”. By transforming discourse mode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linear newspaperstyle” study to “weblike” discourse model and research study whose object is knowledge of “web”,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which was isolated, static studies of text, is able to become pluralistic, dynamic and practical.
Key words: discourse; involution; community; web; practice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