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韩国新村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运动。作为韩国历史上重要的农村发展项目，引起了研究者从各个不同层面进行效用发掘和价值解答。不过，现有研究对于新村运动的核心价值仍欠缺深度的考察。本文将逐一从新村运动对政权巩固的得失、对改善地方治理的贡献、对缩小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对农民的改造等四个方面全面检视新村运动的成功与不足，认为新村运动主要是打造了一种共享型的发展，即由国家与社会共享发展的成果并承担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负担。其带来的最重要结果是通过社区打造提升了农民适应市场化的能力，在激活农民的广泛参与中培养了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村运动成了实现农村发展的韩国经验范本。把握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减少发展的阵痛并实现发展的公平性有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新村运动；政治支持；政府治理；农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2-0083-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2.011
作者简介 刘义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导 武汉 430079
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十几个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支农惠农强农政策体系逐步形成；从2006年开始，国家以政策支持为翘板持续开展了新农村建设，为实现农民增收、农业振兴和农村发展而着力。至今为止，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展了近十年时间，但我国的农村建设仍在路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政策目标仍未完全实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农村千差万别，发展压力巨大，需要突破的障碍也比较多，但实现农村农民现代化的任务是既定的，而且我们的农村建设是以惠及农民而不是牺牲农民利益为目标的，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减少农民的阵痛、促进农村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是需要不断探寻的重要课题。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为了改变农村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发起了整合农村发展的全国性农村现代化运动——新村运动，它致力于“将韩国的每个村庄变为繁荣的且适合居住的地方。”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它迅速改变了韩国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细致地发掘韩国新村运动的成败得失及其核心经验对于我们更好的开展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新村运动在韩国有多种类型①，本文的研究仅限于考察农村新村运动。韩国民众将其视为韩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②，研究者也普遍认为，新村运动是韩国农村现代化和社区发展的重要战略。③Jin Chung-Kap总结认为，新村运动对于实现农村现代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即农村社区的启蒙（农民的心理革命）、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住房的翻新、电力等的提供等）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户收入的提高）。④Baek In-Rib等（2012）根据内务部关于新村运动的目标报告全面检视了新村运动在农村社区发展、农户收入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改变上的效用。也有研究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观念改变等三个角度考察新村运动所带来的改变。⑤以上的研究照顾到了新村运动影响的各个层面，但却没有揭示出新村运动所呈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沿着新村运动开展的思路自上而下地检视新村运动的效果，本文将从新村运动对于政权巩固、地方治理、城乡差距和农民改造等四个维度上的效用来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村运动在韩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一、新村运动与农民的政治支持
新村运动发生在朴正熙政府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有一派学者特别强调朴正熙总统在发起和推进新村运动中的作用。曾于20世纪70年代担任朴正熙总统的经济事务特别助理的朴振焕博士（2007：27）认为，在1967年的总统大选中，可能由于稻米价格政策问题受到影响，朴正熙虽然当选，但由于失去了稻米主产区的许多选票，所以优势微弱。稻米价格政策成为一个热点的政治问题。在1969年，韩国政府对农民的稻米价格补贴高达300%。紧接着的1970年，朴正熙发起了新村运动，有一派学者认为新村运动是对选举中农村支持下降的一种回应。（Lie John,1998:109-111；权纯源，1997：183-206）朴正熙领导的民主主义党，其基本的支持者是乡村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朴正熙所组织的政党生存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新村运动可以看作是朴正熙政权为获取政治支持而对农村社会进行的一次政治动员。
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形成支持。从新村运动的实施来看，它始于1970年政府向全国每个村庄提供338包水泥，并规定水泥的使用只限于村庄公共福利方面，在第二年政府又增加了钢筋的发放。这些建筑材料是政府免费发放到各个村庄的，从运动的初衷来看，是想通过政府提供的物质材料撬动村民合作，进而改善居住环境，Vincent Brandt将其称为“一场高度组织化、集中式管理的运动，它旨在通过由村民自身和政府援助开展的项目来提高农村生活‘环境的’质量”。(Brandt 1978:198-199)相比来说，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通过实施五年计划开创了韩国工业化的步伐，但农村却一直是被独立后的历届政府所忽视的，以至于到了1970年，“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经常被用来描述当时韩国农村贫穷的生活状态（朴振焕，2007：1）。一般将1970年到1973年称为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基础建设阶段，其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包括拓宽道路、改善排污系统、屋顶改造、修建会堂、改善用水、加速电气化建设等等。不过，虽然只有第一阶段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整个新村运动进程中，改进村庄基础设施的工作就没有停止过。到1980年，诸如拓宽道路、修建农用道路、建设小桥、新建会堂、排污系统等都超额完成，这使得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能不说，新村运动强调改善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等举措有助于巩固农民对其政权的支持与认同。
通过理念灌输锻造支持。新村运动绝不仅仅是物质条件改善的目标，“新村运动是一场精神启蒙运动，是精神的革命，行动的哲学”（Park 1979:159）。朴正熙认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停滞是由于农民懒惰、落后和享乐主义的李朝遗毒观念所致，所以最为重要的是转变农民的意识。运动以“勤劳、自助和合作”为理念，朴正熙将其阐发为更能耳熟能详的“过更好生活”的标语，他还根据这一理念亲自编写了《新村之歌》；同时，新村运动的旗帜——一个新发的绿芽（绿芽代表新生农民们不断增长的希望）和两片叶子——悬于全国各个村庄。在新村运动实施中，每天早上5时45分，村民将在沉睡中被《新村之歌》唤醒，《新村之歌》号召农民“用双手建设绿色家园”、“创造一个富裕的村庄”乃至“建设崭新祖国”（朴振焕，2007：151）。所有这些都传递了一种新生的信号，农民在这种政治象征的感召下开展合作，为“过更好的生活”而努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农民对运动的参与转换成为了一种对国家热爱，也就容易转换成为对政权的支持。
通过全员实践培养民主意识。新村运动其中的一项创举是妇女的参与，这“对于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来讲是一个新概念，选举女性的村领导人促使农村妇女在韩国农村的历史上第一次焕发了生机”（朴振焕，2007：93）。给予女性在新村项目中同男性相等的地位毫无疑问增强了农村社区的同质性，同时也增强了女性的独立性。在新村项目实施中，不是根据政府的要求来开展新村建设的，政府只提供基本的框架，而由农村社区的农民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以与政府的支持相对接。农民通过加入村民大会和邻里会议，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自由表达出来供大家讨论，形成决议的项目由村庄发展委员会来执行。这就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机制，虽然其内容被限定在新村项目的开展和实施中，但经过长时间的新村运动的开展，农民的民主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对于在威权体制下开展的新村运动来说，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升不得不说是“意外的后果”（高秉雄、陈国申，2007）。就对政权的支持来说，农民的参与实践能够形成对威权政治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农民的民主能力培育对于推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例如，基督教农民会等反政府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在一开始都是支持新村运动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反对强制耕作斗争、反对强行推行“新村运动”等斗争不断发生，向新村运动中的政府强制角色和行为提出了挑战。虽然这些力量并不足以威胁政权，却对提高农民的觉悟和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曹中屏、张琏瑰等，2005：324）。
二、新村运动与政府治理的改善
新村运动的发起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在中央层面，负责新村运动的是内务部，朴正熙总统对新村运动的重视使得政府自上而下地组建了相应的负责推进新村运动的机构（新村运动推进会），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使得农村地方政府为了取得快速、实质的和可以看得见的成效，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眼界和工作方式，从保守、自利、形式主义和维持现状的官僚者转变为积极投身于乡村转型的活动者（Brandt，1979）。朴振焕也认为，新村运动为官员们提供了一次为民服务的教育机会，改变了政府官员只有统治而没有为百姓服务的传统，大大提高了管理能力（朴振焕，2005：185）。Jin Kwang-So（2012：535）则将新村运动中地方政府的改革分为四个方面：重塑中央与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公共机构）的关系；为地方政府引入新的目标；在公共事务上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并改变公共服务个人化的观点和工作行为。
新村运动提升了地方官员的服务理念。为了保证国家向村庄提供的物质材料能够用于村庄建设而不是其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先由村庄选择项目，然后向乡镇政府报告，再由乡镇按照优先顺序排列报告给县级政府。这其中，农村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协助村庄筛选可以实施的具体项目。而且地方领导人需要经常联系所负责的一两个村庄，并负责向村庄发放政府物资，同时，村庄发展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其职务的晋升。由此，农村地方政府官员与所在地方的农民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晋升与新村运动开展的好坏有着密切关系，这就形成了新的压力，促使地方官员更卖力地推进农村新村运动。此外，朴正熙始终认为理念革新是最重要的，为了彻底改变地方官员的传统政治理念，在新村运动培训中，政府官员也是重要的培训对象，根据统计，从1974年开始，每年都有1000多人的政府官员参与新村领导人培训。由此，不仅通过激励机制，而且通过理念革新机制来推进地方官员切实为民服务，重塑地方治理体系。
新村运动加强了政府内部的合作观念。从新村运动的项目来看，它是一场全方位的农村发展运动，涉及农村的路、水、电、气等各个层面，虽然新村运动是由内务部负责，但离不开电力、交通、信息等其他各个部门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在中央层面、而且在省市地方层面也需要。如果没有各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要实现新村运动的整合性发展目标是很困难的，难怪朴振焕认为，“朴总统想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强烈政治决心促使了部门在实施新村项目过程中密切合作，为农村现代化解决了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朴振焕，2005：184）。
总的来说，新村运动对于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较大的贡献，但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这是在朴正熙威权政治下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政治性和强制性。最突出的表现是新村运动是由控制着强大的警察系统的内务部作为推进机构的，这虽然保证了运动开展的有效性，但也导致运动不可能保持长久活力。而且，由于运动第一阶段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形式上具有指令性和非民主的性质，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行政手段，助长了一些人等待和听从政府号召和组织的依赖性和被动性，降低了部分参与者的自觉性（金英姬，2006）。
三、新村运动与农村经济发展
虽然新村运动的发起有着很强的个人性，但不得不说新村运动所要着力化解的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问题。首先，韩国采取的集中工业化发展策略，随着朴正熙开展两个五年计划，首尔、釜山工业带发展迅速，但其他地区却并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贫穷落后。其次，在独立之后，除了进行土地改革这项大工程之外，在20世纪50-60年代，不论是李承晚政府，还是朴正熙政府，对农村的关注度都不够。例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农、渔业部门的增长率仅为2%，而采矿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达20.3%，制造业和农业产业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再次，集中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1969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70%，这成为朴正熙政府的政治负担（Baek In-Rib等，2012）。此外，权纯源认为，增长缓慢的农业生产率和停滞的农村经济跟不上较高的食品消费和人口增长；同时，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极大地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形成了潜在的社会政治动荡也是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权纯源，1997：183-206）。以下将从新村运动对农民增收和农民流动的影响效果上评估新村运动的经济功效。
新村运动与农民增收。从1974年开始，在新村运动的全面扩展阶段（即第二阶段），收入增长项目超过了生活环境改善项目，成为第一追求的目标；吊诡的是，也正是在1974年，农民的名义和实际家庭收入与城市持平，甚至略高于城市。不过，由新村运动强调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民家庭收入的增加相同步而得出新村运动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未免过于草率。Baek In-Rib等（2012）细致考察了农民收入增长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统一稻的引进使得稻米产量大丰收，而从1969年开始实行的双重价格政策使得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9.2%的价格采购稻米，这种高价政策使得农民收入得到巨大提高。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变，从1974年开始，政府取消了双重稻米价格政策，根据数据显示，1976年农民收入逐渐下滑，再也不能与城市市民的收入相持平。那么，是什么维持了1974年到1976年间农民短暂的高收入呢？在这一点上，本文认为，新村运动的收入增长项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有一定助益，虽然这些项目最后绝大多数是失败的，但短期效益是存在的。例如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新村工厂项目。据统计，在1976年，大约有49000人在新村工厂工作（Francks 1999:141）。
不过，20世纪后期农民收入的下降除了双重稻米价格政策的取消外，农民家户债务的负担加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这正是新村运动的开展所导致的。新村运动是政府以物质资料的供给推动农民合作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开端的，根据Park Sup& Lee Hang（1997）的研究，1970年政府提供的免费水泥的价值是41亿韩元，但在农村中所撬动的货币价值高达122亿韩元，是前者的三倍。那么，这其中的差价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农民的劳动力、土地贡献和货币的支出。据统计，1973年每个村平均贡献的天数（不包括更新农户房子的劳动力投入）是1078天，每个农民家庭贡献的天数大约是19天。在1971-1978年的新村项目中土地所有者捐献了0.55公顷的土地改善村里道路（朴振焕，2007：69，73）。除了这些免费的付出之外，更主要的是农民家户债务的增加。根据韩国农村社会研究院的统计数据，Baek In-Rib等（2012）认为，在1970-1975年间，农户的收入增长和债务水平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2.5%-7.5%）。但是，1975年后，政府大力推动SMU的村级竞争，债务增长水平大大超过了收入的增长率（如1975-1980年间，农户收入增长率为2.7%，而债务增长率为30.3%，差距高达27.6%）。以至于Baek In-Rib等认为，农村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是以农民债务负担的增加为代价的。可见，新村运动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农村出现的收入快速增长也不是新村运动项目的主要功劳，而是源于双重价格政策的刺激。所以，新村运动在经济成就上是很有限的。
新村运动与农民流动。在开展新村运动前，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形成的城乡差距是韩国现代化的一块“硬伤”，这成为新村运动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阶段的村庄建设中，得益于政府有效的支持和激励，村民投身于村庄建设的热情相当高涨，从在地者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农民流向城市的速度。而且，由于政府投资农村建设的热忱，以及农业劳动力工资的高涨，对于之前进城的农民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农民的回流（Brandt，1979）。
不过，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和村际竞争的加剧，地方政府和村庄为了获得政府的资助和奖励导致项目不断增多，农民家庭投资不断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债务负担过重的农民不得不转而再度进入城市寻求更高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村运动的开展中，那些本身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和土地较少的农民很容易因债务负担的不断加重而加快向城市的流动，以至于到新村运动后期，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反而加快了。这一点在Oh（2002）的数据统计中得到了证明，20世纪70年代农民流向城市的比率（3.7%）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1.3%）。总的来说，新村运动的开展对于减缓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收效甚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农民城市化的步伐。不过，新村运动“大大提高了外迁农村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农民在新村运动中学习的建筑等技能支撑了他们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工作（朴振焕，2007：180）。相较于农民流动的量来说，农民素质的改变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四、新村运动与农民现代化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农民经济上的改变显然不是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那么对于农民来说，他们通过新村运动改变的主要是什么呢？前文分析中也指明，新村运动改变了农村社区的居住环境条件，旨在塑造新农村社区的目标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这是在农村社区的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就农民自身来说的。通常的研究也将新村运动理解为对韩国农村社会转型有关键性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是如何表现的呢？巴林顿·摩尔（1987：379）早就指出，“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它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除此之外，现代化进程对于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呢？”那么，韩国新村运动在推动农村社会的转型中是否改变了农民作为牺牲品的角色呢？这就要回到新村运动对农民的影响上。
詹德斌（2006）认为，通过“勤勉、自助、协作”的新村精神教育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国民的热情，特别是农民的潜力，使他们很快适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Baek In-Rib等（2012）也认同新村运动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使农民从植根于极度贫困的闲散和依赖性向更加积极和独立的状态转变。朴正熙将新村运动理解为思想启蒙运动，Vincent Brandt和Nancy Abelmann也肯定了新村运动向思想运动转变的性质。那么，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
开展村际竞争机制。新村运动首要的是开展村庄建设，然而政府只是资助了部分的物质资源，并且限定这些材料只能用于村庄公共建设。在1970年（2002）有一半的村庄利用政府资助的水泥用于村庄公共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才促使政府继续免费提供水泥和钢筋等建筑材料，只不过资助的是第一年表现良好的村庄；到第三年，政府又根据村庄的建设状况划分等级，按照级别进行资助。这种从等量化到差别化的资助是政府为村庄塑造了一种竞争的环境，而且定位在村庄整体而不是个体家户的层面，这对于激发农民合作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从基础村、自助村到自立村的划分可以想见，政府致力于让村庄逐步达到目标。这种外在的刺激激发了村民为了村庄开展合作、为了村庄牺牲个人的奉献精神。此外，在国家每月举行的经济月评会议上，朴正熙都会安排两次关于成功农民的案例讲解，这对于民众和地方干部来说也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营造村级合作机制。为了保证农民在村庄层面的合作能够展开，在每个村庄，由村民选举产生新村领导人两名（一男一女）来负责项目安排，这两人是自愿服务的，不领取任何工资或补贴。而且，每个村庄要求被组建村庄发展委员会，吸纳村长（里长）、老人、优秀农民与新村领导人一起探讨村庄发展，并根据不同人群特征吸纳韩国历史上的各种农民自我组织，如妇女协会等，这就在村级层面形成一种连接与合作的氛围。如果说新村运动是一种政治动员的话，在村级层面上，它动员了男女老少积极投身到村庄建设中去了，构筑了一种新型的“社区联结”。新村运动旗帜和新村之歌等作为一种国家标志广泛存在于各个村庄，成了村庄农民之间团结合作的象征。
开发精英培训机制。政府为了将现代化的理念输入到村庄，开展了大规模的新村领导人培训项目，从1972年起至1980年累计培训村庄男性领导人17965人，女性村庄领导人8818人，培训旨在通过成功案例和小组讨论等形式为各个村庄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化解遇到的难题，形成相互的竞争。Lee Don-Koo& Lee Yong-Kwon（2002）认为，通过各种形式的新村教育，扩展了农民的潜在能力，提升了他们的创造力，有利于实现从消极社会向积极社会的转变。詹德斌（2006）特别强调在新村教育过程中，官民同吃同住，不仅提高了国民的平等意识，也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发展。
Baek In-Rib等（2012）将农民观念转变的过程概括为“体验成功（Experiencing Succuss）”，毫无疑问，这是建立在村民之间的合作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合作的前提少不了外在的激励和竞争的催动。农民从消极、落后向现代、积极心态的转变对于韩国农村社会的转型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不可否认，新村运动在实现农民的转型上也是有瑕疵的。Vincent S.R.Brandt（1979：158-159）分析了这一点，占农业人口20%左右的劳动者由于土地数量很少，获取的市场剩余很有限而不得不依赖劳动收入，但新村运动强调农民对村庄公共工程的“自愿”和贡献性参与，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负担。随着新村运动进行到后期，农民家户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促使农民不得不加快向城市社会的流动以寻求更高的收入。瑕疵的形成与新村运动竞争机制的过度使用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是催动农民合作与努力的关键，但凡事过犹不及。很显然，如果说通过新村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民作为现代化牺牲品的角色，这是不确切的；而是新村运动在经济上的不甚成功使得通过新村运动锻造的现代农民也不得不屈服。不过，也正是新村运动锻造的现代农民，如果说不能改变大的环境，至少可以改变自身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以及与他人的合作能够改变自身，从而更好地融入现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新村运动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虽然有政府的努力，但是，实际上是适应城市市场能够迅速扩大的农民自身努力的结果”（文八龙等，1985：33）。
五、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的追问和探讨，相信我们能够明晰新村运动对于韩国社会的真正价值所在。对于韩国社会转型来说，新村运动所塑造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改善并不是最重要的层面。不过，在新村运动的成效字典中，这两者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场自上而下发起的运动，既有着行政官僚的向下压力逻辑，也有着自下而上的政绩机制，这种新型的行政官僚逻辑与韩国传统的李朝社会不同，但却也不能说是完全现代的地方治理逻辑。虽然新村运动在改善地方治理上有着重要的功用；但最重要的功用还在于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上，这一点与地方治理的塑造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新村运动理解为是一场将消极、落后的农民转变为现代、积极的农民的运动，从以上的分析中，似乎可以得出农民的这种转变完全需要外力的推动，而这个外力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是由国家引入的竞争机制催动了农民的合作与联结，而这又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链条所灌注的。
如果过多地强调外力，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难道农民是天生落后、消极的吗？很多研究都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Vincent S.R.Brandt（1979：157-158）认为，只要具备充分的经济激励，政府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并通过国家农业合作委员会（信贷、储藏、运输、购买和销售）和农村发展办公室（农业推广服务）以及地方各机构进行供给，农民就能够积极抓住这些新机遇。不过，也有研究认为，新村运动中农民的合作伦理来源于韩国历史上形成的“契”传统，而新村运动毫无疑问激活了农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合作传统（李锐锐，2010）。相对来说，本文更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的落后与消极是传统的农民社会在接触现代世界中所呈现的不适。正如费孝通先生（2007：11）所说：“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
西方农民社会的转型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转型始于一种基本为“封建的/农民的”体系，中间经过“资本主义的/农民的”阶段，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现代的”体系（艾伦·麦克法兰，2008：47）。在这个过程中，非封建的农民社会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要发生的重大转型，韦伯将其称之为“去魅”，波兰尼称之为“脱嵌”，但如果从人的层面上来说，应是一种从层层的依赖和附属关系中成长为独立、自立的现代人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和波兰尼的社会转型中无不蕴含着这个层面的内容，这是社会转型着力在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在传统的农民社会与现代的开放的市场社会激烈碰撞中实现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一种保护力，那么农民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必然是代价累累，无怪乎巴林顿·摩尔发出现代化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成为牺牲品的命运的感叹。
韩国的新村运动正是处在农民社会与现代世界紧密接触的进程中，农民社会也正在经历从传统的依赖型社会向现代的自立型社会的转变。新村运动是国家强势介入农民社会转型过程的表现，如果说新村运动对于农民社会转型具有重大贡献，这主要在于新村运动打造了一种共担共享的环境来减轻农民转型的“阵痛”。一方面，国家通过物质资助、新村培训等激活了农民之间通过合作开展村庄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强化了农民以村庄为单位的竞争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农民进入现代市场社会的“岗前实践会”，为农民适应市场化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开展新村建设中的村庄自主性和农民的自我决策选择使得农民经历了长时间的民主训练，虽然是在威权政治之下，但却潜藏着一股民主的暗流，最终成为韩国政治现代化的根基。总的来说，韩国新村运动是以国家自上而下的方式打造现代农村的运动，但却锻造了能够积极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大势的农民，也让农民成为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坚定基础。不论是国家的有意行为还是无意的选择，这两者都是新村运动所最在意的改变。
注：
①新村运动开始的时候只在农村地区推行，在1973年的时候，政府发起了城市新村运动，到1975年，新村运动扩展到了工厂、公司和学校等。
②根据2008年韩国《中央日报》的调查，评选出的韩国最重要的成就中，新村运动高居榜首，排在前五的分别是1988年奥运会、五年经济计划，京釜高速、2002年世界杯。
③新村运动于韩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最近的研究可详细可参考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2012; Mike Douglass, The Saemaul Undong: South Korea’s Rural Development Miracl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13;Han Do-Hyun, Saemaul Undong (new community movement): Korea’s Nation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r Rural Modernization,Workshop 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2013.
④Jin Chung-Kap,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rom Korea’s Saemaul Undong in the 1970s,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 p.25.
⑤Saemaul Undong in Korea, Publisher Seoul: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 2013, pp.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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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won Soon-Won, Korean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aemaul Undong, 《社会保障研究》第13卷第1号，1997年第6期。
〔15〕Mulyadi, Did Saemaul Undong increase rural communities’ income? Thesis of KD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2002.
〔16〕Vincent S. R. Brandt, Rural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sian Affairs, Vol.6, No.3(1979), pp.148-163.
〔17〕Oh Y, Park Chung-Hee’s Modernization Sstrategy and Rural Saemaul Mov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2002(55)(in Korean).
〔18〕Lee Don-Koo& Lee Yong-Kwon, Roles of Saemaul Undong in Reforestation and NGO Activitie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 Korea, Paper for IUFRO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Task Force regional meeting,16-19 July 2002.
〔19〕金英姬：《韩国的新村运动》，《当代亚太》2006年第6期。
〔20〕Reed, Edward P, Is Saemaul Undong a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Saemaul Undong,2010-09-30.
〔21〕詹德斌：《韩国新村运动的起因及作用再考察》，《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1月号。
〔22〕Park, Sup and Lee, Hang (1997) Korean State and Its Agrarian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 for Saemaul Movement,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3): 47-67. (in Korean)
〔23〕文八龙等：《韩国的农村开发》，韩国开发研究院1985年版。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25〕【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责任编辑：若 谷〕
Reevaluation on Korean New Village Movement:
Lessons from the Key Stage of Rural Modernization of South Korea
Liu Yiqiang
Abstract: Korean New Village Movement（Saemaul Undong）occurred in 1970s, aimed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movement. As an important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Korea,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s of different aspects. However, most of the work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 bu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Saemaul Undong from four aspects: régime consolidation, effect on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ance, narrowing imbalan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and reco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farmers, and provided that the core political value of the Saemaul Undong is the creation of a shareable development, namely the state and society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and bear the burde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 i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adapt to the marke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democracy in the activation of the broad participation.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Saemaul Undong has become a Korean model for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duce the travail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e the fairnes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Village Movement; political support; government governance; farmers’ modernization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