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微信群抢红包的流行，用户对微信群体生活参与动机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微信群抢红包现象体现了金钱游戏的基本特点，但由于缺乏礼物流动、情感价值和信用制度的约束，过度的抢红包活动却违背了群体交往的初衷，抢红包过程呈现的种种乱象，表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潮颇为盛行，这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也消解了红包作为礼物的符号价值和交往意义。
关键词 微信群；抢红包；反思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3-0113-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3.015
作者简介 蒋建国，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广州 510006
近四年来，每当春节前后，关于微信红包的问题常引发广泛讨论，而中国的微信用户也大多有过抢红包的经历。据微信发布《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统计，除夕至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460亿个，同比去年增长43.3%。数据显示，春节期间“80后”之间发红包最多，“90后”则排在第二。①“发电子红包”已成为网络社会的新年俗、新节俗，在“微时代”，红包无论从形式、包装、内涵、价值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文关于微信红包问题的讨论，将重点探讨微信群的抢红包乱象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一对一的红包发送和非群体性的微信收发红包问题，则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一、微信群红包泛滥：金钱刺激与话语贫乏
随着微信社交的广泛流行，建微信群已成为许多用户的社交偏好，尤其是“面对面”建群，简单快捷，易于联系，微信群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群体关系与时空概念。对于微信用户而言，只要有心“经营”，乐意设“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群主”。尤其是随着微信用户的快速增长，微信群的生产与消费已呈爆炸式发展态势，“微信群聊”已成为主流的网络社交方式，有些用户甚至对微信的一对一交往不再感兴趣，“泡在群里”颇具集体生活的新“面相”。
相对于加单个朋友的微信号，添加微信群可以实现“朋友”的几何式增长。尤其是一些同学群、同乡群、同事群，一旦加入，顷刻之间便可以与数十上百人交流，还可以任意欣赏群体的即时“表演”。因此，拥有无数个微信群的用户，其“朋友”已经不可胜数。而朋友之间的“拉群”便成为流行的动作，一些群主为了提升其影响力，经常在朋友圈里“拉人”。在“拉”与“被拉”之间，并不需要合约和默契，当朋友将你拉进一个看似熟悉，实为陌生的群时，退群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此，许多“进群”的朋友，即使不愿意加入“展演”的行列，也只好当一个无奈的观众。微信群生活的介入，已使绝大部分网民进入了网络群体交往的新阶段。对于微信用户而言，入“群”便是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也是新型社会化的象征行为。
由于手机的器官化倾向日益明显，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翻开”各种微信群，看群里的各种热闹，获取各种即时信息，这就为许多用户获取社交报酬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正如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Blau）所言：某些社会交往具有内在性报酬。朋友们在相互交往中找到了乐趣。②而微信红群的抢红包现象，则是红包发放者对群内朋友的一种“金钱”刺激，且兼具内在性和外在性报酬的特征，对于发放者与争抢者而言，都可以增加许多乐趣。尤其在春节期间，通过微信群抢红包已成为最流行的网络消费和娱乐行为。对红包发放者而言，除非他标明特定的领取者，一般情况下，某人只要将红包塞进入一个群里，所有的群内参与者都有获取红包的机会。因此，抢红包具有竞争、分享、娱乐等多方面的特征，具有典型的内群集体行为和价值偏好。应该说，每逢佳节或喜事，在微信群里发红包与朋友们共享喜悦，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随着“抢红包”现象的流行，“红包”成为微信群生活的第一主题之后，“红包”作为金钱游戏的效应被任意放大和快速膨胀，这便降低了微信群的社交意义。
从交流的角度看，微信是“微小”的“信”，其本质是用户进行情感沟通的工具。但是，微信群内抢红包现象的泛滥，使红包作为情感沟通的象征价值被消解和庸俗化。在传统礼仪上，亲友相见，递上红包，是传递情感、增进喜庆、表达关爱的重要方式。对于双方而言，“给”与“接受”代表了礼物流动的交换意义，体现了传统节日文化的情感正能量，也表达了红包在人际交流中的共享价值。因此，礼物本质上是具有情感价值的信用物，从传统礼仪和道德层面上看，“未被回报的礼物仍会使接受礼物的人显得卑下，尤其是当收礼者无意回报的时候”。③但是，当网民蜂拥参与微信群“抢”红包潮流时，“抢”意味着无序和竞争，也表达了对“红包”的占有欲望，而非赠与和付出。对一些抢红包的人而言，获取金钱是第一位的，加“好友”就是为了“加钱”，为自己博取更多“抢”的机会。这就使许多用户对情感付出产生疑虑。交往结果的高度利益化，使朋友之间的真实情感表达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时很少交流的“朋友”，每逢节假日，便在微信群里讨要红包，并指名道姓要某某出来发红包，文字中带有明显的威逼利诱、吹捧起哄之意，许多网友对此极为厌恶，认为此类“微信乞丐”是在绑架友谊，对情感交流毫无益处。微信群里因为“红包”问题而引发的朋友反目甚至犯罪活动，更是令人担忧。由于抢红包而寻衅滋事、违法犯罪的新闻经常见诸网络新闻。据搜狐网报道，2015年10月7日，河北清苑县一男子，因为抢了三分钱红包之后未按约定规则再次发包，被人用刀捅伤，最终死亡。④在微信上发“红包”，本意是增进友谊、调动情绪的。但是，当其沦为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时，已丧失了应有的情感价值，甚至会产生严重的人际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发红包”的病毒，在用户点击时盗走其个人信息及与手机绑定的网银、支付宝中钱款，另外，还有一种“AA红包”。此类红包往往对微信AA收款界面进行略微改动，加上“送钱”“现金礼包”等字样，让用户误以为是在领红包，实际上是在转钱给对方。许多用户不假思索地抢红包，反而被不法分子所“猎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随着用户所拥有的微信群不断增多，各种群上闪烁的红点刺激着用户的眼球。“红点”引诱用户进入各种微信群进行“巡视”，浏览群内的各种“话题”。然而，随着群生活的过度膨胀，群内有吸引力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于是，许多人甘当观众，不轻易登“群”表演，一些微信群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原创的语言和文字越来越少。一些用户便在群内转发各种链接，诸如心灵鸡汤之类的文字在各种群内招摇过市。这些所谓鸡汤哲学主张退出对现实世界的反思与批判，逃离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追问，只要内心达到圆融，就是最大的成功。这种姿态不仅误导大众的关注焦点，同时还会给人带来认知错觉：一切讨论都是无稽之谈，内心安逸方为上上之策，最终成为犬儒主义导向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群体的“鸡汤”被大量复制后，集体沉默便成为常态。一些用户由于话语贫乏，便运用各种表情符号吸纳关注。如采用各种发动聊天的表情包来引发群内人参与，用各种搞笑的图片和小视频吸引大家关注，等等。但是，不用多久，此类转发便失去吸纳人气的作用。
于是，抢红包成为刺激微信群成员参与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手段。一旦有红包可抢，多日不出现的“朋友”会蜂拥而至，许多人练就了抢红包的看家本领，各种抢红包软件、抢红包神器也招摇过市，为了抢红包，大家便聚在一起。抢到红包者，便以表情包“谢谢老板”，一旦红包结束，便各自打道回府，群内又复归寂静。即便是一些具有情感基础的师生群、同乡群也是如此，在节日里才突然热闹起来。在微信群内，红包似乎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抢白不抢。有打油诗描写抢红包的现象：“锄禾日当午，一抢一上午。问你抢多少，总共两块五。一查流量费，超过两百五!”这说明，微信群的红包含金量严重不足，许多红包都是几分几角钱，这在现实生活中本不足道，但是在微信群的“抢钱”活动里，却别有一番滋味。对于参与者而言，这场金钱游戏是充满未知的不均等分配，一但红包发出后，参与者的速度、运气都很重要，一些人获取较多的份额时，会产生胜利者的“占有”优势，并进而炫耀自己不同凡响的“手气”。“抢红包”事实上对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不确定的概率，对红包份额的无规律分配使“哄抢”具有不可预测性。这就使“红包”本质上脱离了情感互动的意义，大家抢红包并非是对发放者的对等“回馈”。那些在争抢过程中的获胜者，会很快发出各种表情和点赞符号，但是此类运用表情包表达的“点赞”，已抽离了赞赏本身的价值，离发自内心的真诚感谢越来越远。因此，“如果别人怀疑他提供赞同仅仅是为了使他们高兴，而不是因为它反映出他对他们行为的实际判断，那么他的赞同就失去了意义”。⑤由此可见，为了领取红包而表达的“赞同”已经被抽离了意义，沦为一种形式上的应付。
由于“点赞”的泛滥导致其边际效应递减，在点赞贬值的情形下，许多人发红包便具有功利性目的，或者有事相求，或者引发话题，或者干脆进行红包赌博，一些红包发放者的私欲通过“取悦大家”进行巧妙的伪装，而抢夺者则仅对数目和机会感兴趣。于是，抢红包便成为微信群的临时性游戏，却体现为永不厌倦的金钱游戏。它与金钱的数量并不直接相关，因为“抢”仅仅是瞬间的点击行为，对于任何参与者而言，均可轻松完成。面对一个个充满未知的红包，对于参与者而言，不点击就意味着失去了获取惊喜的机会。尽管事实上惊喜的结果可能是“瞬间”的，但对“意外之财”的向往却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态。
然而，当抢红包游戏已广为普及之后，参与者获取狂喜的边际效应也会递减。尽管大家仍然会对抢红包乐此不疲。从情感层面上看，频繁的抢红包活动，已使红包作为礼物的情感价值被“抢”掉了，对于参与者而言，他们获得的红包是“抢”来的，是他们积极行动的结果。当群体关系被高度金钱化之后，群体成员之间便会形成“一条看不见的功能性距离”，以“抢红包”为主题的群体生活方式，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疏离，而且体现了“人与生活客体的疏离”。⑥因此，此类一对多的竞争性金钱游戏，失去了礼物本身的“光晕”，成为一种缺乏情感价值的机会争夺和临时演出。但是发红包者的主角地位却由于观众的喧闹和“疯狂”而抽象化了，“抢”才是真正的“所指”，红包未能包住情感，反而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工具，在被点击中沦为泛滥的游戏符号。
二、微信群抢红包乱象：私欲膨胀与社交伪装
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一书中强调，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及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⑦因此，礼物必然会导致信用、信任观念，“给予、接受和回报”是三种基本义务，礼物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礼尚往来是维持友谊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各种微信群“红包炫耀”“红包营销”“红包赌博”“红包游戏”的泛滥，“抢红包”与“礼物交换”之间的关系已渐行渐远。
首先，“抢红包乱象”扭曲了礼物的互惠价值和文化意义。对于发红包者而言，其目的主要是寻求自我价值和群体认同。春节期间，许多人为了表达喜庆在微信群发红包，但由于发放者的红包数目和参与者的规模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发包者虽能以娱乐的心态随机选择红包数量和金额。然而，微信群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差异身份的群体，群内成员的地位往往与其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相关。这从群内聊天的称谓可以看出，那些经常被称为老板、领导的人，往往容易引领“话题”，一些“屌丝”虽然活跃，但难以引发关注。一些有“地位”的成员经常以发大额红包体现“身份认同”，对于他们而言，“身份认同”意味着引人注目。⑧一些土豪为了展示“炫耀性消费”的价值，以任性和“野蛮”的方式在微信群进行红包“炫富”，他们“通过对一种奢华的难以克制的低级炫耀来追求与众不同”。⑨此类颇具“疯抢效应”的红包，体现了给予者居高临下的自我展演和对“声望”的渴求。
当然，在微信群的日常交往中，红包的“给予”具有各种目的。一些人为了活跃朋友群气氛，往往按照交往报酬的原则发红包。其目的是让群内人沾沾喜气。自己也可以获得“被人喜欢”、“受人尊敬”的满足感；一些人为了引发话题、排遣孤寂，以发红包吸引大家出来聊天；一些人为了各种“评选”在群里拉票，往往会通过发红包来激发大家的参与热情；一些人则为了产品营销而先在群里以红包为诱饵；一些人被群内人“鼓捣”而不得不投放红包；一些人为了特定目的在群里集体行贿，尤其是商人与一些官员之间通过面对面建群，小额行贿可以“常态化”且相对安全。总之，“发红包”可以有很多理由和借口，但却与发放者的情感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群里的红包并非从天而降，群内的发红包行为，体现了一对多、多对多的交往方式。但是，由于微信群是一个虚拟的群体社区，发红包者对每个成员之间的情感距离是不对称的，一些成员由于各种原因被拉进群内，相互之间可能都不认识，这在微信群爆发式增长之后已颇为常见。当某人发放红包后，一些不熟悉的人便轻易获得了“奖赏”，而那些平时交往较多的人由于“手慢”会在群里“诉苦”，此类随机性的“馈赠”对增进“友谊”、“信任”却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由于单个微信红包每次一般不超过二百元的总额限制，对于大多数发放者而言，不至于有“切肤之痛”。娱乐之后，也不会记在心上。但是，对于“红包”的情感效应，却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通过“红包”表达对群体活动的重视，希望与群体成员有更多的互动与沟通。但此类微信“红包”本身已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情感基础，由于微信群并没有建立“回报机制”，在微信群里，抢红包者是一群无需面对的“成员”，而且许多成员是匿名的，一些成员拥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微信群，“朋友”已成为泛指的符号。当我们面对数百人的大群发放红包时，某人领走了红包，其实也仅仅是“点取”而已。“不抢白不抢”的心理容易引发从众效应。因此，微信群的红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情感交互价值，尤其是面对不确定的多数群体成员，发与收的过程缺乏明显的情感能量互动。
其次，“抢红包乱象”体现了金钱游戏和“势利”行为。微信群的抢红包活动具有游戏的一般特征，正如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言，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⑩。在微信群里，发放者、参与者与电子红包共同塑造了“金钱游戏”景观。由于群聊话题的逐步淡化，红包便是激发群体情绪的重要主题。一旦有红包出现，群里的人便蜂拥而至，极为快速地抢，其反应之灵敏、动作之迅速，体现出4G技术的优势。由于是随机疯抢，无须次序、规则、礼仪。红包发出之时，便是“群情激昂”之时，许多平时“不冒泡”的人都突然活跃起来，疯抢后，得到者自鸣得意，未得者暗自晦气。但由于红包游戏缺乏惩罚机制，争抢者无须为此付出代价。
从整体上看，群内也有只发不抢的人，对微信红包保持着一种豁达的态度，但这类人的比例相对较低。也有又发又抢的人，这类人的比例较高，他们对金钱游戏颇感兴趣，虽然有许多人是“抢多发少”，但还保持着“礼尚往来”的规矩。还有只抢不发的人，此类人抢完就跑，从来一毛不拔。甚至还经常在群里怂恿别人发，追着别人要。此类人的比例不低，很多微信群里都有。在很大程度上看，那些不想回报的抢红包者，违背了群体交往的信任原则和契约精神。而信任是网络社交的基础，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11］如果微信群没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和信任机制，过度的“抢红包”活动便会让许多成员感到无聊和反感，群体团结也无从谈起。
可见，在微信群里，“发”、“抢”红包都是活跃群体气氛的手段，而非群体生活的宗旨所在。但是，许多微信群抢红包活动已经泛滥，并妨碍了群体的情感交流。这就超出其本身的游戏与娱乐的目的。在争抢的过程中，由于存在机会博弈，每个群成员都可以查看红包份额分配的结果，于是，对发放者的点赞也体现出“金钱效应”。那些经常参与且手气很好的群成员，往往对“老板”报以热烈的“叩谢”，而对“小气者”往往报以冷嘲热讽。在一定程度上看，许多参与者对红包的态度充满着“势利”，一般而言，势利眼分为两种：“瞧不起不如自己的，和艳羡强过自己并在他们面前自甘下贱的。”这也折射出群体内部的地位竞赛和资本效应。对于势利者而言，“比较意味着竞争、对手和嫉妒。势利眼总要选个立场。他需要确定自己比旁边的人强。真正的势利眼永远无法满足。如果感觉不到自己的优越感，那么他不是陷入低人一等的痛苦，就是陷入可望而不可得的深渊”。［12］在某种程度上看，疯抢红包现象的背后，体现出利益博弈过程中的“势利”心理。
再次，“抢红包乱象”会导致情感疏离与社交贬值。如果一个微信群是为了抢红包才有集体话语和群体行动，那么，其本身就失去了群体团结和互动交流的价值。当抢红包成为满足个人利益的手段时，许多人就会对在微信群的存在价值表示质疑。一些朋友群、亲戚群、同事群、同学群里为了“抢红包”口诛笔伐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也就见怪不怪了。发红包本是为了调节群体情绪，促进群体交流，但是群内为了抢红包而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纷争，却使红包成为检测人性的工具，一些红包猎手、红包乞丐在群内频频出现，对群体情感交流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许多人虽然碍于面子没有退出，但从此沦为看客，不再参与群体的讨论。
可见，当红包成为许多微信群交流的障碍时，红包作为礼物的原初意义已消失殆尽。无论是发包者还是抢包者，大家围绕数额不太的数字进行争夺、猜疑、指责甚至谩骂，演变为网络群体生活的一大景观，并作为“微时代”的新消费主义现象，流行于微信朋友圈。消费主义以“我消费，故我在”为口号，而微信群的新消费主义则体现了“我抢包，故我在”的特征。然而，在“发”与“抢”之间，红包的所指意义被逐渐消解，在无数次疯抢之后，许多用户发现，他们不断舞动着手指参与金钱游戏，但是朋友圈里的真诚对话却十分困难。可见，“金钱以及它不断扩大距离的作用使我们跟客体精神上的距离越来越远”。［13］我们离红包很近，但却离交流越远，红包社交已沦为“伪社交”，这是许多用户的真实感受。
三、微信群“抢红包”乱象的伦理反思
如果在朋友聚会中，大家面对几个红包，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疯抢的场景。因为在面对面的目光注视下，朋友之间要顾及面子，无序乱抢会伤了和气。然而，当红包一旦在微信群出现之后，大家却以“抢”为先，以“抢”为荣。不但疯抢，而且还会成瘾。一些人为了抢红包可谓全神贯注，废寝忘食，无论是去洗手间、洗澡甚至睡觉时，手机都不能离开视线。一些人为了抢红包而对失去了对工作和学习的兴趣，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狂躁、嫉恨等心理问题。同样是红包，为何在微信里便有截然不同的遭际，这需要从网络伦理层面进行深度思考。
首先，微信群的红包淡化了礼物的交换价值或补偿关系，这刺激了“抢”者的占有欲望。在微信群里，传统人际关系中的面子观念，由于缺乏现实社会的目光“注视”而变得较为淡薄。人们可以因为各种缘由结群，群体关系由于群成员的身份差异而具有多元的特征。有些微信群成员之间甚至未曾谋面，在群里也很少沟通，也有些以亲友、同学、同乡为名建立的微信群，虽然有交往基础，但时过境迁，成员之间的年龄、身份、收入、地位等方面的差距很大。因此，微信群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集体组织，它没有规章的约束，更没有所谓的会员制义务和惩罚机制。随着各种微信群的爆炸式增长，用户可以在无数个群里游走。他们虽然属于许多群体成员，却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群体价值观。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一般情况下，微信群成型后，随着短期交往新鲜感的衰竭，群内便逐步寂静。而在群内投放红包则可以起到明显的金钱刺激效应，大家可以不说话，但不可以拒绝红包的诱惑。尽管发红包者有各种动机，但抢红包者则以“点击”表达了强烈的私欲。这就是说，在缺乏“话题”的情境下，抢红包是一种常规行为，任何微信群成员都有资格参加这种金钱游戏，你可以批评某人“只抢不发”，却不能制止他继续疯抢。即便是发给某人的专属红包，被其他人抢走了，也很难进行“追讨”。这种毫无规则的抢，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贪婪劣性，尽管谁也不可能通过抢红包而一夜暴富，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抵御“不劳而获”的诱惑呢？面对充满未知的红包，人们在争抢过程中，不但在比拼运气，也在展开非对称性的金钱竞赛。抢得快、抢得巧、抢得多，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
其次，“疯抢红包”制造了“红包崇拜症”，它远离了群体情感互动的本质需求。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微信群应该成为“网缘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它与地缘共同体、亲缘共同体一样，应具有共同的情感“屋檐”，而友谊则是维系它存在的基础。但是，微信红包是腾讯营销的重要手段，红包经济利用了用户投机的心理，红包概念也为各种欺诈软件和网络黑客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微信红包已远离传统礼物的基本特征，成为一种包含风险与危害的某种“产品”。尽管微信群内的红包相对安全一些，但微信群的“红包崇拜症”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拜金主义导向，它使微信群的共同体概念被扭曲。在许多微信群里，抢红包是规定动作，聊天是附加动作。你可以发红包引发话题，但是你不发红包，就难有话题。于是，当有人在群内有事相求时，首先要发红包，然后再说“正事”，大家抢完红包后才有心情讨论，没有金钱刺激的话题显得毫无生气。但红包+话题的策略，并不经常奏效。有些人领完红包之后，会快速撤退，对于公共话题毫无兴趣。因此，即使是下“红包雨”，也难以激发群体的共同愿景。人们用“成群结队”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集体行动，但是在微信群里，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在Web2.0时代，名人的微博具有强烈的话语导向，在Web3.0时代，随着微信群的普及，人们对公共议题兴味索然，信息瀑布已遮蔽了“低头党”的目光，所谓的公共领域已经很难激发他们的表达意愿。而抢红包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猎奇和占有欲望，契合了他们新的消费需求，填补他们无所事事的娱乐需要。因此，微信群的群体失语便成为常态。大家不谈感情，不谈回报。唯有红包，才是最爱。这与微信作为社交平台的意义背道而驰，与传统意义上红包作为礼物的流动规则毫无关联。许多人陷入微信群的红包漩涡当中，失去了“说话”的兴趣，在红包饥渴中被微信群“拖着前行”。
最后，许多用户沉溺于微信群抢红包活动，这背离了传统礼仪文化与人际交往的规则。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以为质”、“义以为上”，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放于利而行，多怨”。［14］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讲究道义、推崇信誉、提倡礼仪。“道问学、尊德性”被视为儒家道统精神的核心。中国人所谓的面子，至少包括接人待物中的互惠互爱原则。中国传统的送红包活动，是礼仪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微信推出的抢红包活动，却没有制度约束，不讲究伦理秩序，离真正的游戏规则都有较大的距离。尽管微信红包数额不大，但在抢占的过程中，体现出个体对金钱的高度占有欲，游戏中的快乐元素被抢占的结果所消解。群内因为抢红包而出现的各种讽刺和谩骂声不绝于耳，一些人为了几元红包而吵闹不休甚至公开翻脸，这与红包作为礼物的交往原则大相径庭。在微信群里，许多人以“不劳而获”的心态参与抢红包活动，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到互惠的原则，也不会考虑到自己作为游戏一分子的义务，这就鼓励更多的人谋求“不当之利”。因为不想付出，不求回报，许多年轻人更热衷于在群里刷屏，在群里找别人发红包的理由。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告诫人们要防微杜渐。而在微信群里讨要红包虽是“小恶”，却体现出微信红包引发出来的自私自利问题。显然，微信群抢红包成瘾的问题，折射出部分用户对金钱占有的贪欲，对情感沟通的淡漠，对礼尚往来的抛弃，对交往理性的忽视。这种过度自私的行为，对其个人品质和现实交往都会有极大的损害。而这种现象的蔓延，则会对礼仪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
可见，无论微信红包如何包装，其作为礼物的基本属性不应被消解，其促进群体交往的意义不能被异化。因此，我们应该对泛滥的抢红包现象保持清醒的认识，“因为只有理智才能引导我们穿越事物之间的现实联系”。［15］从理智的角度看，微信红包应该是增进情感互动的工具，交流才是微信群体生活的意义所在。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言：“交流”（Communication）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薄，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在乌托邦里，没有被误解的东西，人人敞开心扉，说法无拘无束。看不见的东西，渴望愈加迫切；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16］我们渴望交流，而非以红包代替交流。当过度的抢红包活动拒绝真正的交流时，我们应该回归理性，对“红包雨”保持应有的距离。
四、结语
从书信、短信到微信的发展进程中，社交媒体始终是为便利人的交往而不断进步的。但其本质是情感交往的工具，而不能异化为控制人的枷锁。微信群发红包活动的本意是增进群体互动和情感交流，但是，过度的抢红包活动却违背了群体社交的初衷。抢红包过程中呈现的种种乱象，表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潮颇为盛行，这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也消解了红包作为礼物的符号价值，与现代文明的要求相去甚远。而“唯有对现在最具有感知的人才是现代人”［17］，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重视“现实生活”，学会选择和取舍。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所言：我们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富裕的时代中，大众传播媒体以大量刺激对我们狂轰滥炸，而我们可以说是不得不对它们进行过滤以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它们的伤害。许多可能性提供给我们，我们不得不从中作出选择，简言之，我们不得不对于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不重要的作出决定。［18］因此，我们面对网络营销商的红包活动，面对“触手可及”的种种诱惑，都应该从网络文明的基本要求出发，培育良好的消费习惯和道德素养，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基本原则，不跟风、不攀比、不造势，树立正确的微信红包消费观，倡导合情、合理、和群的微信红包收发观念，既要适度娱乐，又要节制私欲，自觉抵制各种红包假象、乱象，在微信社交中始终坚持道德与情感的底线，不为金钱眩目，不为私利所惑。面对“红包雨”的诱惑，“我们的任务是加强自我意识，找到自我力量的中心，这些中心能使我们抵制住周围的混乱和困惑”。［19］从而让微信红包回归礼物的本意，促进网络社交的健康发展。
注：
①《2017微信数据报告：春节发了460亿个红包》，http://www.techweb.com.cn/ internet/ 2017-02-03/2481421.shtml。
②⑤【美】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0、109页。
③【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④《男子抢3分钱微信红包未再发被网友捅死》，http://news.sohu.com/20151013/n423054995. shtml。
⑥［13］【德】格奥尔德·席美尔：《货币哲学》，朱桂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73页。
⑦【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⑧【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⑨【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评判》（上册），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5页。
⑩【荷兰】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1］【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2］【美】艾本斯坦：《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晓荣、董欣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4］《论语·里仁》，《四书五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15］【德】格奥尔德·席美尔：《货币哲学》，朱桂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16］【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7］【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高奇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版，第208页。
［18］【奥】维克多·弗兰克尔：《追求意义的意志》，司群英、郭本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56页。
［19］【美】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责任编辑：御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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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os of Grabbing Red Packets in WeChat Groups
Jiang Jianguo
Abstract: Grabbing red packets in WeChat groups is quite popular in China, it has effected WeChat users’ motives and changed virtual groups’ lifestyles dramatically.Grabbing red packets in WeChat groups is actually a game about money, but it’s not a gift exchange process, lacks emotional value and credit system’s restraint. So if people excessively grabbing red packets in WeChat groups, their action is going against the purpose of group interaction. Besides, the process of grabbing red packets in WeChat groups has a lot of chaotic phenomena, which indicates that individualism, money worship and consumerism prevails among users. All of these problems are viol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principles and clearing up the symbol value and interactive significance of red packets as gifts.
Key words: WeChat groups; grabbing red packets; reflection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