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运用克雷格提出的超模式，把传播理论视作一种元话语，在分析传播理论的七大传统基础上，讨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本文还对全球传播学科最权威的期刊《传播学刊》从1951年创刊至今发表的所有研究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以呈现西方主流传播学研究在理论传统上的分布，以此管窥西方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发展变迁，并对未来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向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体系；元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3-0121-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3.016
作者简介 丁方舟，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020；韦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杭州 310012
理论是人们为了解释和预测各种现象而创造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这些概念通过对各种关系的确定表达了人们对现象的系统性理解（Kerlinger，1973）。更进一步说，传播理论是“帮助人们理解、解释、预测、控制和评价各种传播活动和现象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和表述”（韦路，2010）。克雷格认为，传播学科永远不会被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统一起来，而是始终包含多种多样的学术路径（Craig，1999）。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传播学自诞生伊始就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其学术根源遍布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二，传播研究是一个开放而充满争论的领域，各种理论流派在其中展开对话；其三，传播问题是人类体验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这一核心问题需要来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贡献，传播理论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与其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统一性，克雷格主张，传播学更应当寻找另一种学术上的一致性，即对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相似、差异和矛盾进行理解，并通过对话解决矛盾（Craig，1999）。换言之，他认为传播学应当突破传统的理论定义，把传播理论视作一种元话语（metadiscourse），即用以阐述其他话语的更高级的话语形式，从而保持学科内外的开放与论争。传播研究的目标不是出现一种无可争论的状态，而是对各自的理论有深入的理解，并找到可以争论的重要话题，发展出一种各种理论流派交织互洽的超模式（constitutive model），也就是用来阐明其他模式的更高级的模式（Craig，2009；李特约翰，2009）。
这样一来，传播学就成为了一种实践性学科，为探索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提供各种可能的概念资源，传播理论也就成为了有关传播实践的理论话语展开对话的元话语领域（Craig，1999）。以此为基础，克雷格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以下七种传统：（1）修辞学传统；（2）符号学传统；（3）现象学传统；（4）控制论传统；（5）社会心理传统；（6）社会文化传统；（7）批判传统。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对传播理论的分类，但克雷格的分类无疑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成为西方传播学经典教科书编排的依据（Griffin，2011；李特约翰，2009）。因此，本文也将采纳该分类讨论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其演化。
一、传播学理论的七大传统
（一）修辞学传统：传播是话语的实践艺术
传播理论的修辞学传统源自古希腊。在20世纪之前，正是修辞学构成了人类传播理论的主要来源。古希腊的修辞学着重研究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在修辞学看来，传播是话语的实践艺术。这一视野的传播研究处理的是如何通过话语的使用艺术进行说服的问题（Bitzer，1968）。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修辞学逐步将目光转移到对各种类型的符号的关注，当代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早已从话语和文本扩展到各种媒介化的符号使用，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李特约翰，2009）。换言之，修辞的定义早已扩展为人们对符号的运用，其研究旨趣也转向讨论“如何让人来适应思想，以及如何让思想来适应人”（Ehninger，1968）。
当代修辞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是：相比我们的物质世界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符号创造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中的现实命名。在修辞学者眼中，语言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行动。语言的力量和美能够调动人们的情感，激发人们的行动（Griffin，2011）。过往的修辞学更关心如何进行有效的辩论和演说。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把传播当做一种单向的流动过程，一种传者针对受者的说服过程。而在当代，修辞学视野中的传播研究更关心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影响周围的人，以及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构建所处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修辞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修辞学又发展出了新的趋势，更加聚焦于修辞对个体独特生命体验的影响，尤其是对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和性取向等体验的影响（李特约翰，2009）。
（二）符号学传统：传播是主体间的符号互动过程
符号学传统将传播视为主体间的符号互动过程（Craig，1999）。人们对于符号的主观理解以及阐释产生了意义，因而意义始终是情境化的。皮尔斯和索绪尔被学界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两大创始人。皮尔斯强调，意义是在“物体”（或“指涉物”）、人（或“阐释者”）和“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Peirce，1974）。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Saussure，1983）。当代符号学有三大分支：语义学、句法学以及语用学。语义学研究的是符号与指涉物之间的关系，即符号表征了什么；句法学研究的是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及影响，语用学分支与传播研究关联最多。
符号学传统的传播研究关心的是主体间何以通过共享的符码系统进行意义的表征与传递（Craig，1999）。符号及其系统不仅仅是人类传播的工具，更是文化及其意义得以生成的系统，是共享理解得以达成的基础。特定语境中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语言及符号规则，就是特定的文化。正是文化这种共享的符码系统，使得人们在运用特定符号时能够互相理解。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使用的共享符码系统也有所不同。因而，符号学传统的传播研究需要进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对阐释者使用的符号及其共享意义进行考察。在克雷格看来，修辞学传统与符号学传统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修辞常常被视作传播的敌人，因为现代传播在意的是理性、真实、明晰与理解，而传统修辞学更在意对语言的操弄（Craig，1999）。但与此同时，当代修辞学对符号的特别关注与符号学亦有共通之处，只不过符号学传统更注重阐释符号的表征和传递，而修辞学更关注语言的结构及其策略性使用。
（三）现象学传统：传播是对他者的体验
现象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是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人们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来认清真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固有的习惯和模式，廓清偏见，如此才能原原本本地体验到万事万物（Husserl，2012）。梅洛-庞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影响世界，事物并非独立客观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它们的感知当中，作为阐释者的人类与他们所阐释事物之间是一种对话的关系（Maurice Merleau-Ponty & Smith，1996）。海德格尔的阐释现象学更进一步提出，人类是通过自然体验来理解现实的，这种自然体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现实，就是在特定语境下通过语言使用而获得的体验（海德格尔，2006）。现象学的主要理论前提包括：第一，我们在体验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知识是在有意识的体验中直接被发现的；第二，事物的意义是由该事物与我们的关系决定的；第三，语言是意义的工具，我们通过语言来体验、定义和表现世界（Deetz，1973）。现象学的主旨是让事物以它本来的面目展现出来（Palmer，1969）。阐释（interpretation）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给我们的体验赋予一定意义的过程（李特约翰，2009）。
现象学传统的传播研究关心的是对话或对他者的体验过程，即如何运用传播实践保持人类的本真性关系（Craig，1999）。所谓的本真性交流，又可以称之为对话，建立在非中介化的传播关系上。现象学认为，只要我们抛开思想与身体、主体与客体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就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非中介化互动的真实性。在这种直接的体验中，我们体验他者对我们的体验，感知彼此的共性与差异，开启本真与本真的对话。因此，现象学传统的传播理论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传播模式。在此模式中，人们本真性而非策略性地运用语言。然而，这种本真性交流在媒介化社会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我们对自我与他者的体验都是中介化的。由此，现象学传统明显区别于符号学传统和修辞学传统：符号学认为传播必然经过符号的中介；修辞学探讨人们对符号的策略性运用；而现象学追求的是人类本真性之间的对话，因为这才符合人类对陪伴、友谊和爱的想象（Peters，1994）。
（四）控制论传统：传播是信息处理的过程
控制论传统在美国传播学最初的建制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至今日，仍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现代传播理论的缘起就是策略与控制理论的结合（Krippendorff，1989）。控制论讨论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当中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一理论，传播也是由各个部分（或各种变量）组成的系统（李特约翰，2009）。控制论传统的传播研究把传播定义为信息处理的过程，强调传播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传播问题通常意味着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噪音、过载、结构与功能错位等问题，通过对信息处理技术以及相关系统的设计、分析、管理、干预，有助于解决这种问题（Craig，1999）。拉斯韦尔的“5W”模式和香农—韦弗（Shannon & Weaver，1948）的传播数学模式都是这一理论传统中的典型理论。这两种模式都把传播视作一个线性的传递过程。
控制论传统的传播研究认为，传播是一个系统，因而它与前文提到的三种传统有很大不同。首先，修辞学认为传播是话语的艺术，其中包括各种价值判断；但作为信息处理过程的传播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机制。其次，控制论传统把符号学中的符号内容简化成了功能性的信息。再者，现象学强调本真性是对话关系的重中之重，而控制论认为系统永远无法探究个体是否出于本真。反之，控制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有效评价信息的可信性。可以说，控制论传统与下文提到的社会心理传统都建立在传播的“传递观”基础上，也正是这两种传统的前提假设、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成就了沿袭至今的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Gitlin，1981）。
（五）社会心理传统：传播是表达、互动和影响的过程
社会心理传统与控制论传统一样，都是美国传播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来源。控制论更多把传播当成一个整合的系统来看待，而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把“个体”作为“社会人”来加以研究，尤其注重个人的社会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认知过程（李特约翰，2009）。在社会心理学看来，传播就是人类表达、互动和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产生一系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后果（Craig，1999）。与符号学传统类似，社会心理传统也认为传播是个体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但有所不同的是，符号学传统认为主体之间是通过符号来进行意义交流的，社会心理学则认为个体之间的交流是基于一系列的心理倾向，如态度、情感、个性、社会认知等，这些心理倾向同时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心理传统的传播研究更关心传播效果的问题（Craig，1999）。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他对于美国选民的一系列研究被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传播研究大多以“认知”作为研究方向，尤其关注人们如何获得、储存和处理信息，信息会如何影响到个体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李特约翰，2009）。在西方传播学界，以社会心理传统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演化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认同的是传播效果的“魔弹论”（magic bullet），即媒介在影响社会舆论和个体行为方面发挥着犹如魔弹一般的强大作用。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级传播和选择性接触等理论的出现，学者们认为媒介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人们更多通过意见领袖来获取信息，此时的传播效果理论被称为有限效果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播学又回到了传播的强大效果论上，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逐渐成长为体现传播学科自主性的经典效果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传播学仍然不断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复检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然而，在凯瑞看来，这些理论建立在传播的“传递观”基础上，“已经黔驴技穷，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Carey，2005）。因此，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在此观点下，传播的意义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和维系有意义的人类共同体（Carey，2005）。传播研究应当考察的就是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过程，即“现实得以产生、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Carey，2005）。由此，也就进入了社会文化传统的取向。
（六）社会文化传统：传播是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
在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论视野中，传播就是生产和再生产共享社会文化模式的符号过程（Craig，1999）。相关的传播研究旨在解释社会现实是如何在微观的符号活动过程中被创造、建构、维护以及改变的。社会文化理论希望在宏观的结构和个体的能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争论的双方，一方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维护，另一方是微观个体对于意义的协商与重构。符号互动过程中的扭曲、冲突、误解有可能威胁到共享的仪式、规则与机构，对此，社会文化传统的传播研究致力于从科技变革、传统崩塌、城市化、科层制与理性化、后现代文化分裂以及全球化等角度加以考察。与此同时，个体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各自所处的情境中被赋予各种身份和标签，又是作为共享符码系统的文化的建构者，通过其行动和话语实践反思性地重构着有关自身身份认同及所处环境的意义。因此，社会文化传统也要求传播研究更多探讨文化多元性、文化相对主义以及价值宽容与理解（Craig，1999）。
社会文化传统有许多不同的分支。符号互动论是该传统中一个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分支。它的理论前提是社会结构和意义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创造和维持的，因而参与式观察应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法。符号互动论也是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它体现了与社会心理传统完全迥异的研究旨趣。社会建构主义讨论的是知识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得以建构，世界的本质取决于我们用来命名、探讨和理解世界时使用的语言。社会语言学分支探讨的是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即语言何以构建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文化身份。语言哲学分支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是一种语言游戏，人们加入到这个语言游戏中的时候，也必然要遵循这套语言的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2005）。民族志研究也属于社会文化传统，它重点观察的是某个社群何以通过特定的传播形式、语言及其意义、各种行为等构建意义。社会文化传统还有一个常人方法学分支，它旨在考察真实情境下的对话以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李特约翰，2009）。
（七）批判传统：传播是话语反思
批判传统的研究旨趣是解放。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关心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支配性问题。批判理论家旨在揭示那些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力与信念（即意识形态）。他们关心的研究问题是：谁在说话？谁没有说话？他们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符号、话语、文本如何宣扬了某种意识形态？如何建立和维护某种权力？怎样通过传播实践改变被扭曲的公正？（李特约翰，2009）而发展到哈贝马斯这一代，批判理论更多走向了规范性的取向，旨在实现人类交往过程中的本真性理解（Habemars，1984）。传播过程不仅包括信息或观念的传递，也不仅是意义的仪式化共享，本真性传播是一个话语反思的过程，这一规范性目标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但这种反思的过程却是解放的（Craig，1999）。
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理论主要有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大分支。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和发展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派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包括霍克海默、阿尔诺、马克库塞、哈贝马斯等。该学派的批判建立在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基础上，强调文化工业的入侵造成了人文意义和价值的丧失。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在批判性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文化研究学派。他们对于大众文化并不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更注重对作为文化形式的大众媒介及文本的意义进行诠释，但同时又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霸权及其内隐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韦路，2010）。美洲大陆上也有一支持批判立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们着重考察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媒介机构的运作，从而揭示西方传媒界背后的诸多神话。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麦兹、席勒、莫斯可等。
二、七大理论传统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分布
为了更好地了解上述理论传统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的分布，我们对传播学最知名的英文学术期刊之一——《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自1951年创刊至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内容分析，以考察历年的传播研究属于哪个理论传统。在剔除学会发展介绍、传播学教育发展介绍、年会综述及书评等非研究性文章之后，共得到包括经验性研究及理论性研究在内的2365篇文章。我们以年代作为划分标准，区分出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至今这6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对每个阶段《传播学刊》所刊发文章在理论传统上的分布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一）1950年代：修辞学传统占据主导
表1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1950年代）
根据上图，1950年代，修辞学传统占据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与修辞学传统相关的主要关键词有speech（演说），reading（阅读），listening（倾听），communication skills（传播技巧）等，也就是说，修辞学传统关心的是言说的艺术与理解的技巧等问题。社会心理传统与控制论传统分列第二和第三。其中，社会心理传统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关心effect（效果），persuasion（说服），influence（影响）等问题，实验也是最早的研究方法之一。与控制论传统相关的关键词有message（信息），system（传统），barrier（障碍），management（管理），control（控制）等。换言之，控制论传统的目标是追求信息的有效传播（effective communication）。与符号学传统相关的关键词有semiotics（符号学），language（语言），linguistics（语言学），symbol（象征）等。社会文化传统关注community（社群）如何通过传播达成coordination（协作）；批判传统与democracy（民主）联系在一起；而现象学传统占最少，只有一项。因此可以说，在传播学诞生与发展的初期，这七大理论传统已经孕育在传播研究中，而早期最受认可的是修辞学传统与社会心理传统。
（二）1960年代：社会心理传统取而代之
表2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1960年代）
根据图2，1960年代社会心理传统取代修辞学传统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路径。该传统最关心的研究问题莫过于媒介接触/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态度、认知与行为改变等。1960年代，社会文化传统的传播研究也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对仪式（ritual）、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研究方向的重视，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对传播情境（context）的考察。随着19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的兴起，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也对公民与权力的关系产生了特别关注。在这一历史阶段，传播学研究仍在努力厘清自身学科的边界，尤其是传播究竟该如何定义。有学者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当时最受传播学者接受的三个传播定义分别来自贝特森（Bateson）、韦弗（Weaver）以及泰勒（Thayer），学者们也渐渐认可了传播的概念比说服、言说等概念更具解释力（Minter，1968）。《传播学刊》在对自身发表的文章进行综述时指出，该学刊当时主要有四种研究范式：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有linguistic（语言），semantic（符号），perception（认知），thought（想法），learning（学习），effect（效果）等。
（三）1970年代：社会文化传统迅速崛起
根据图3分析来看，1970年代是社会文化传统崛起，与社会心理传统并肩的时代。该传统的崛起主要归功于媒介社会学/新闻社会学研究的兴起。这些研究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探讨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制运作、新闻生产流程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等（Gans，1979；Tuchman，1973）。伴随着大众传播市场的繁荣，来自社会学的学者们对传播领域产生了兴趣，继而运用社会学方法展开研究，虽然这些学者后来都回到了自身的社会学领域，但这一研究兴趣却被传播学继承下来。由此，传播学开始划地为圈，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大众媒介与新闻传播上来。此后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更替，都为传播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些研究后来扩展为以媒介技术为中心的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以新闻生产和内容分析为核心的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以媒介经营为核心的媒介经济学（media economy），以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为核心的政治传播研究（political communication）等。1970年代美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黑人运动、女性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因而，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在此阶段也呈上升趋势，相关研究聚焦于少数族群，如黑人、女性、老人、儿童等群体，以及发展传播、文化依赖性等批判性议题。其中，女性主义研究成为批判研究传统的焦点。
表3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1970年代）
（四）1980年代：批判传统令人瞩目
表4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1980年代）
1980年代（见图4），社会文化传统超越社会心理传统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路径。在此阶段，框架分析开始流行于新闻学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传统的传播研究也发展出新的理论概念：媒介事件。媒介事件是电视直播的特殊事件，人们通过直播感受积极的社会凝聚体验，建立对国家的认同感（戴扬&卡茨，2000）。社会心理传统紧随社会文化传统之后，尤其聚焦于色情信息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媒介政策研究异军突起，丰富了批判传统的理论视野。
媒介政策研究最开始关心的是美国联邦传播协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对美国无线电频率的管制政策，由于这一管制政策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了冲突，因而进入了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视野，其主要的理论前提是媒介应当服务于公众利益。后续研究又逐渐扩展到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媒介管制政策。与此同时，在美国以外的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国家提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而发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计划，提出建立一个民主、公平、均衡、平等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体系，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在全球媒介政策研究中引发了争论，美国传播学者也加入了相关讨论。现象学传统的传播研究一直占比较少，1980年代相关研究稍有增加，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音乐的本真性问题。
（五）1990年代：社会文化传统保持领先
表5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1990年代）
1990年代（见图5），社会文化传统继续保持强势，流行文化、性别、种族、身份等成为了该传统视野下传播研究的关键词。这些研究探讨的是社会秩序如何通过符号意义的再生产而被正当化，行动者又如何经由符号意义的重构来挑战这种秩序。例如，新闻社会学把新闻视作一种文化实践，探讨作为阐释社群的新闻社群如何正当化自身的文化权威地位，如何利用对集体记忆的阐释维护新闻工作的边界。1990年代，对新闻的内容分析也继续盛行（见图6）。与此同时，框架分析开始在新闻学研究中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理论。有学者通过对传播理论的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框架理论是当前传播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核心的一个理论（Chung, Barnett, Kim, & Lackaff,2012）。此外，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依然继续大声疾呼大众媒介的公共性；社会心理传统继续关注传播效果；现象学传统也延续了对音乐本真性的讨论。
（六）2000年至今：社会心理传统强势回归
表6 《传播学刊》的理论传统分布（2000年至今）
2000年至今，曾经引领传播研究多元视角的社会文化传统、批判传统等在《传播学刊》上都逐渐趋于弱势，社会心理传统重新回到了垄断位置，社会网络分析开始盛行（见图6）。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传播学研究的各理论传统都发展了专注于自身研究路径的学刊，因此，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理论传统选择相应的期刊投稿，导致《传播学刊》的理论视角越来越窄化，形成社会心理传统独占鳌头的局面；第二，《传播学刊》是美国的期刊，而美国传播学研究本来就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者纷纷围绕互联网展开对经典效果理论的检验，使得社会心理传统得以强化；第三，传播学者面临学术场域的发表压力，而社会心理传统的传播研究不仅理论丰富，而且容易重复，故而成为许多学者的选择。互联网研究的出现毫无疑问是21世纪传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但是自从1996年第一次提出互联网研究的概念以来，《传播学刊》迄今为止并没有发表太多相关研究，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新媒体与社会》《计算机传播学刊》等期刊竞争的缘故。当然，仍有学者尝试突破社会心理传统的垄断地位，例如，互联网重新激发了学者们对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概念的讨论热情，并由此提出逆向公共空间（counterpublic space）的概念，进而推动公共传播的发展。
三、讨论与结论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演化。在20世纪以前，沿袭自古希腊修辞学传统以演讲为核心的传播问题，构成了人类传播理论的源头。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库利、杜威、米德、帕克等人从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田野考察等质化研究方法，探究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过程，他们的研究是社会文化传统视野下传播研究的发端。在欧洲大陆上，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对现代文化工业的批判，奠定了传播学批判传统的基础。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传播学的学科化与建制化过程中，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却忽略了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直接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认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其中，拉斯韦尔是控制论传统的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从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调查问卷等量化研究方法，注重对传播效果的考察，属于社会心理传统。以上两个传统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Gitlin，1981）。美洲大陆上的少数派则是由斯麦兹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霍尔等人继续发扬欧洲大陆的批判传统，发展了文化研究学派，而霍尔的表征理论与符号学传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美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以社会心理传统作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社会文化传统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新闻社会学开始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路径，这些研究将大众传播中的媒介机构、媒介内容与媒介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发展了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奠定了传播学的学科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媒介政策研究同样是学科自主性转向的重要标志，加上此前女性运动和黑人运动催生了传播学对平权问题的关注，都丰富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身份认同等成为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标志着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向；现象学传统延续了对音乐本真性的讨论。21世纪以来，传播研究再次围绕互联网展开对经典效果理论的检验，社会网络分析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表明社会心理传统的强势回归。
上述传播研究的理论传统共同组成了一个有关传播理论的元话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传播实践的多元路径，也为我们把传播理论看做一个整体领域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克雷格在2015年回顾自己的文章时指出，这一超模式确实为传播学界提供了批判性讨论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通过这一反思性元话语建构传播研究自主性的目标（Craig，2015）。作为元话语的传播理论当然不是封闭的，克雷格一直希望学者们以此为起点，探索新的理论传统，开启更多重要议题的讨论（Craig，1999）。有两位学者的努力得到了克雷格的肯定。
拉斯尔提出了一种实用主义传统（Russil，2008）。这一传统主张，现代社会的传播问题主要是如何在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之间达成共识。为此，就需要考察哪些话语形式有助于建立和维护合作性的多元社群。瑞奇（Rich）也提出了一种精神传统，它建立在一组二元对立关系上。一方是我们展开传播实践的、时间性的物质世界，另一方是永恒的、真实的精神世界，我们如何理解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关系影响着我们的时间观念以及在物质世界里的实践，但这一理解并非建立在人际传播上，而是源自人们对永恒时刻的共享体验（见Craig，2015）。
当然，也有批评者认为，克雷格的超模式远不足以概括传播研究的多元视角（Myers，2001）。有学者指出，传播学者一直希望解决传播研究领域人所共知的分离性，但克雷格等人提出的这些旧模式只会导致学术形态的进一步分野。因此，应当转变思路，沿着三个主轴来分析本领域研究的异同：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Stanfill，2012）。有传播学者在对245篇传播学刊物上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西方传播学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Fink & Gantz，1996）。这三种研究范式正是依照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区分彼此的。如果以此作为划分标准，控制论传统和社会心理传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以及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诠释研究范式；批判传统和另一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批判研究范式。
当下的传播学研究愈发体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传播学越来越少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越来越多引用传播学领域的文献（李金铨，2015）。在施拉姆努力对传播研究进行学科化和建制化的时代，传播学一直希望建立自身的学科自主性。然而，自从效果研究成为西方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以来，传播理论也越来越乏善可陈，社会心理传统成为《传播学刊》上的垄断性理论传统就是一个例证。因此，重新回到克雷格提出的超模式，回到有关传播理论的元话语实践，将是一种在学科内部引发争鸣、与其他社会科学展开对话、与传播实践进行勾连的积极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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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御 风〕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ing Fangzhou & Wei Lu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Craig’s constitutive model to consider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metadiscourse. It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Wester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ased on analysis of seven tradi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Through a thematic content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on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stream Wester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long these traditions,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rethinks the direction of theory building for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oretical system; metadiscourse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