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宏观层面依靠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而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微观层面则依靠企业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而良好的激励和适当的竞争是加快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保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和落实改革举措，坚定不移地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纠正资源错配，为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关键词 创新；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5-0011-06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5.002
作者简介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博导 南京 210093；赵倩，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3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增长潜力有待挖掘，增长动力正在转换。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传统产业的“破”与新兴产业的“立”并不对等，短期内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风险。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既要坚定创新，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要谨慎行事，做好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应对。为了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以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同时，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加快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增长新动力，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一、重构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内涵不断丰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总量迅速扩张。1978-2016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增速增长，人均GNI在2015年达到7820美元，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①2017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6.9%，国民经济实现了良好开局。同样增长1%，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量接近7500亿元，而5年前这一数字仅4900亿元左右。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大，近7%的GDP增速带来的经济增量已经相当可观，整体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从需求层面来看，内需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需求结构不断改善。1978-201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7%、38.3%、58.0%。②2017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7.2%。从产业结构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7年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3.5个百分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更加灵活的商业模式、知名品牌相继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增长的内涵。从国际影响力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全球经贸合作的新局面，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2017年一季度，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43个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9.5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4.4%，较去年同期上升5.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 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78-201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9.2%，而当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至-42.6%，外部需求的放缓拖累了中国经济。由于“四万亿”刺激方案的实施，资本形成总额迅速扩大，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6.5%，在短期内延缓了经济的下行趋势。但是，四万亿投资加剧了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并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风险。2011年起，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供给侧来看，经济会出现结构性减速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的调整赶不上消费结构的升级，有效供给不足。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的“双期叠加”，技术外溢效应减弱，以及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随着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总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环境约束、消费约束、投资回报下降等诸多压力，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不足，经济增速在下行中徘徊，实体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内外部需求的动荡加剧了经济的下行风险。从内需来看，政府与私人的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中低端消费市场趋于饱和，而中高端消费潜力难以释放。从外需来看，中国的出口遭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发达国家竞相争夺高端制造业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抢占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坚定创新，谨慎行事。面对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减速问题，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沈坤荣、滕永乐，2013)，促进传统产业的“破”与新兴产业的“立”，加快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是，新旧产业的更替，可能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甚至会出现短暂的经济回落现象。而新旧动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国家层面，有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只有衰退没有进步；金融层面，有资产泡沫风险；对外开放层面，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面对我国的经济下行风险，适当的需求侧管理是必要的，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短期内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因为目标的多元化，宏观调控经常面临两难的局面，刺激性的需求侧管理，一不小心就会适得其反，推动经济“脱实向虚”，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因此，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既要坚定创新，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要谨慎行事，做好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应对。从中长期来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有效需求，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创新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培育以创新为核心的增长新动力，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宏观层面，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经济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微观层面，完善激励机制，鼓励适当竞争，是企业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作用，但总体而言，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通过发挥“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的作用，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一方面，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日趋严重，“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不能适时转换动力机制，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张德荣，2013)。1950-2008年，数十个国家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仅13个国家以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③新兴产业相继涌现，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的中后期，资本的贡献份额达到高点后开始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林毅夫、任若恩，2007)。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与日本、“亚洲四小龙”转型时的阶段性特征吻合(刘世锦等，2015)，因此，唱衰中国经济并无依据。
以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经济质量提升的关键。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根据PWT9.0数据集(Feenstra等，2015)，④中国1978-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0%，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6.0%；其中，1978-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2.1%，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27.2%；2011-2014年的年均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至1.2%，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11.3个百分点至15.9%。而美国195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为09%，对GD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达28.8%。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仍然维持在0.7%-0.8%的水平，支撑了每年2%-3%的经济增速。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为此，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新一轮的科技较量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要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特别是以高科技大力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图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率的贡献(1978-2014)
数据来源：PWT9.0。
图4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对GDP增长率的贡献(1951-2014)
数据来源：PWT9.0。
企业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是经济质量提升的微观基础。企业是微观市场的主体，短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反映在微观层面上，就是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究其根本，在于企业长期依靠模仿，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创新潜力还未充分释放。根据WIPO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首次跻身世界前25位最具创新力经济体行列。中国的PCT专利申请量在2013年超过德国，⑤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每百万人的PCT专利申请量仅为22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9件，仅为美国的1/8、日本的1/16。随着与世界前沿技术的距离缩短，单靠模仿已无法获得核心技术与优势产品。因此，从模仿转向自主创新，打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优势产品，不仅是现阶段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升的应有之义。
图5 PCT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WIPO。
图6 2015年每百万人PCT专利申请量比较
数据来源：WIPO、世界银行。
良好的激励和适当的竞争，有利于加快企业自主创新。经验证据支持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Aghion等，1997；Aghion等，2001；Aghion等，2002)：适当的竞争，促使企业为了获得垄断租金而创新；不适当的竞争，如密集的模仿行为，会降低创新的垄断租金。因此，为了加快微观层面的自主创新，一方面，从维持创新的高垄断租金入手，引导企业家、科研人员对创新形成稳定的预期。第一，遵循创新规律，从定向扶持某类具体的技术路线、某一些企业向着重培育创新的环境转变，如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高垄断租金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让市场选择引导创新的方向。第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破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持有的科技成果进行转移转化的制约，完善科技人员进行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第三，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创新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创投对中小微企业的孵化作用，降低创新的成本。为了加快微观层面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从鼓励适当的竞争入手。第一，对于缺乏竞争的产品市场，逐步降低准入门槛，消除隐性壁垒，特别是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性行业。以增加的进入威胁，促使在位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对于缺乏竞争的要素市场，需要打破行政垄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着力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加快城乡之间的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刘世锦，2016)。
三、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发展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产业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需要将鼓励模仿(或重视经验)的制度，转变为鼓励创新的制度(Acemoglu & Aghion，2006)。在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和落实改革举措，坚定不移地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纠正资源错配，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
1.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加快供给结构调整
成本外部化效应、投资补贴效应和风险外部化效应，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江飞涛、曹建海，2009)，当前，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问题，大量“僵尸企业”缺乏退出机制，企业债违约事件频出。另一方面，供给结构的调整还未到位，满足不了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应相对短缺，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凸显。以迅速发展的出境消费为例，2016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1.2亿人次，中国游客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单人单程零售消费额，已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需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第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出清僵尸企业，打破刚性兑付，严控增量、优化存量。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妥善处理职工转岗和安置问题。另一方面，落实涉及去产能银行的坏账核销政策，支持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严控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第二，“数量泡沫”与“价格泡沫”是房地产泡沫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去库存”的重点在于消化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对于借机炒高一线、热点二线城市房价的行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第三，“去杠杆”不仅要降低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还要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根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约为17.2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2万亿元。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第四，继续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释放企业活力。落实加速折旧政策，增加企业对先进机器设备的需求，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造成本。第五，为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补足供给“短板”，还需要提高国家标准体系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对存在问题和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及时进行修订。强化标准化工作的执行力度，完善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对严重违反国家标准的行为予以严惩。
2.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本存量
当前，一些过剩行业的国企改革力度仍然不大，影响了去产能的实现和市场集中度的提高。2015年水泥、钢铁、煤炭市场集中度分别仅为52%、34%、37%。为了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第一，要稳妥推进国企混改试点，建立健全国企转换经营机制，保护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调动各类资本参与混改的积极性。同时，确保混改流程透明公开、混改操作规范有序，谨防新一轮国有资产流失。第二，坚决推进国企的结构调整，以市场化手段化解上游能源类国企的过剩产能，加快推动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兼并重组和内部资源整合，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加强国企的核心竞争力。第三，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赋予地方更多国企改革自主权，发挥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主体作用，能够更好地了解、处理微观主体的利益诉求。第四，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这不仅可以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还可以对具备核心资产、成长性高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严控系统性风险
在发展的过程中，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8年年末的148.4%上升至2015年年末的254.8%。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重仍处于可控区间。但是，过快的增幅加重了全社会的债务负担，而且极易对金融稳定产生负向冲击。为了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第一，要完善适合中国的金融体系，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加快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达到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的效果。第二，要大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和法制化，积极培育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资本市场，继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提高主体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风控能力，提升金融体系的服务效率。第三，要改革金融监管框架，从当前的机构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过渡，加强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有效防范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4.放松市场管制，改善营商环境
目前，中国在市场化程度和营商便利层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2015年中国内地营商环境排名居于第84位，较去年上升6位，但“设立企业”、“获取建设许可”、“投资者保护”和“税收”这4项指标的排名均在130名之后。在中国内地开办企业平均用时31.35天，美国仅为5.6天，日本为10.15天。为了加快市场化进程，改善营商环境，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比例，打造服务型政府。同时，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纠正地方政府部分代替市场的行为。二是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工商登记的“五证合一、一照一码”，降低创办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加快“互联网+”在企业登记领域的运用，提高企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注：
①人均GNI计算及国别收入分组标准均采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法(World Bank Atlas method)。
②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终消费支出增量/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③源自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13个国家分别为赤道几内亚、毛里求斯、波多黎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
④PWT9.0中，实际GDP和TFP均按美元2011年不变价计算。
⑤PCT为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协定)的简称，简化了同时在几个国家申请发明专利保护的方法，中国于1994年1月1日正式成为PCT的成员国。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 Aghion P.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6, 4(1):37–74.
〔2〕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701-728.
〔3〕Aghion P, Harris C, Howitt P, et al. Competition, Imitation and Growth with Step-by-Step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1, 68(3):467-492.
〔4〕Aghion P, Harris C, Vickers J. Competition and growth with step-by-step innovation: An exampl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s 3–5):771-782.
〔5〕Feenstra, Robert C.,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Timm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 3150-3182.
〔6〕江飞涛、曹建海：《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重复建设形成机理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期。
〔7〕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8〕刘世锦、刘培林、何建武：《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管理世界》2015年第3期。
〔9〕刘世锦：《以供给侧改革释放增长潜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0〕沈坤荣、滕永乐：《“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
〔11〕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责任编辑：清 菡〕
Focus on Innovation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Shen Kunrong & Zhao Qian
Abstract: Since China’s economy has stepped into New Normal recently, it’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hift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quality improvement.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 the core of quality promotion i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depending on innovation and TEP improvement. At the microeconomic level, the core of quality promotion is enterprises’ innovation, depending on proper incentive and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EP, thus speeding up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growth engine and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should regar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s the main line and push forward reforms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unswervingly deepen reforms, it’s likely that innovation vitality can be unleashed and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can be corrected.
Key words: innovation; quality promotion; TFP;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