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非洲最重要的门户枢纽，约翰内斯堡试图融合全球化和非洲文化特性，确立了世界级非洲城市的发展愿景。践行这一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主要应用纽约、伦敦等为案例的世界城市理论范式，包括对接国际制度体系、高端化的产业结构、士绅化的城市更新。这一发展战略既取得发展绩效，也出现经典世界城市类似的社会分化，过程和机制有所不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人口大量流入，聚焦金融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使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发展战略必须注重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政策设计。约翰内斯堡为推进包容为核心的新城市议程作出巨大努力，需要更多的从发展中国家借鉴经验扎实推进制度创新。
关键词 世界城市；世界级非洲城市；约翰内斯堡；新城市议程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6-0076-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6.011
作者简介 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020；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020
约翰内斯堡是南部非洲的经济中心，市区人口大约500万，所属的金山地区人口约950万，而包括比勒陀利亚市、茨瓦内都市以及有着重工业（瓦尔河）和矿藏业（西兰德、白金带）在内的豪登省城市区域的总人口大约1300万（UN Population,2014），大概占南非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占GDP比重的35%（Parilla & Trujillo，2005）。该城市连绵带以其逐渐繁荣的知识经济、日益兴起的旅游业、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等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重要的决策和指挥中心。随着国家影响力的上升，约翰内斯堡积极将自身塑造成为整个非洲的门户城市，并提炼出具备“黄金形象”（Golden Image）的“世界级非洲城市”这一发展愿景。为实现这一愿景，约翰内斯堡积极构建国际国内各类伙伴关系，并通过发展规划对接国际制度体系，寻求全球性的扩张。这种发展愿景、战略规划、政策路径说明约翰内斯堡正按照经典世界城市理论范式对自身进行系统性改造以寻求竞争力提升。这个改造战略确实提升自身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层级，原本的空间隔离也得以维持，社会分化依旧明显，关键在于世界级非洲城市的发展愿景需要高度发达的经济结构和相匹配的社会结构，然而约翰内斯堡依旧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移民流入带来低技能劳动力，同时城市也难以承受快速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这和建设世界城市所要求的资源投入方向、数量质量产生内在紧张。因而约翰内斯堡在对标纽约、伦敦的世界城市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自身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并逐渐转换到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确立的新城市议程为指导。
一、发展愿景
约翰内斯堡1886年建城，之后一直沿着欧洲殖民者规划的现代化道路发展。尽管约翰内斯堡希望改变殖民城市的形象，早在1927年就称呼自己为经济中心，但并没有取得成功。此后种族主义政权建立，黑人和白人严格的空间隔离反而在殖民标签之后又戴上了种族主义枷锁。1990年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全面启动，南非越来越感受到因种族主义而被国际所诟病的压力，为此约翰内斯堡提出“约翰内斯堡—通向非洲的门户”口号，试图在依托地理优势基础上将其建设成为世界和非洲有效沟通的桥梁和枢纽。同一期间，南非其他主要城市开普敦、德班在全球化的强大压力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由此，约翰内斯堡政府越来越积极和各类行为体合作，制定和执行综合性的城市营销政策，改善国际形象。1993年，约翰内斯堡积极申报2004年奥运会，强调包容、宽容、对弱势群体的尊重等价值观，将自己描述为非洲最融合的城市，能给整个非洲带来机会。1994年种族隔离政权瓦解，国家公共政策急剧转变，原先强调的复兴和开发计划也开始向消除种族不平等转型，1996年《增长、就业和重新分配计划》出台。1997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袭击了约翰内斯堡，制度结构不合理、不同城区难以协调等结构性难题，加重了城市总体财政负担，最终酿成了财政危机(Govender & Aiello,1999)。这次财政危机迫使约翰内斯堡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全盘改革，最终形成预算监督委员会。危机应对过程中，约翰内斯堡对未来发展定位和憧憬进行了全面规划，首次提出完整的城市发展战略，这就是IGoli2002（黄金城市2002）。IGoli2002的核心目标是使约翰内斯堡成为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并为此确定了私有化的政策路径,然而这种路径却遭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对，长期愿景也在执行和讨论进程中被不断修改。
后来市政政务会又雇佣哈佛大学的Monitor国际顾问团对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咨询报告，顾问团最终提出了“IGoli2010”方案。该方案将世界级城市（City of World Status）作为约翰内斯堡发展愿景，强调对全球竞争力的关注，尽可能吸收外来资本，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实现世界性城市的核心和平台。由政府权威、企业领袖、社区领导和工会代表等组织成立指导委员会，以系统推进这项工作。然而报告如何平衡发展与贫困并不明确，偏向为跨国公司提供复杂先进昂贵基础设施，还是偏向为多数居民提供公共交通和排水系统等较为简单、廉价的基础设施并无定论。Goli2010最终认为经济增长应为所有市民都能享有，只有在提升城市繁荣时同时也提升市民生活质量才能使约翰内斯堡成为“世界级城市”。2000年，南非政府指导和多轮磋商下，约翰内斯堡四个市政区域合并建立“单一性”市政体制，这就为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奠定制度基础。2002年，市政委员会推出iGoli2030规划，该规划的主旨在于塑造城市经济地理、推动转型升级、实现世界级商业中心的崛起，且该商业中心的服务能力和生活水准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和iGoli2002不同，iGoli2030只设定一个方向和框架，且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这一框架再次被解读为新自由主义在城市层面的又一次应用。2005年，南非又制订了《加速和分享增长计划》，试图将平民获益置于发展的核心，这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即南非是否从新自由主义向发展主义转变。2008年，南非尽管再次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却被吸收为金砖国家成员，引进了“新增长路线”、建立新的国家规划委员会，而豪登大都市区和约翰内斯堡城市政府作为国家战略的地方响应再次获得全面干预经济发展的权力。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下，2011年市政机构又制定了“《约翰内斯堡城市发展规划2011-2040》（THE JOBURG 2040 GDS）”，将约翰内斯堡定位多元包容性国际大都市—活力、公平且多样化，为市民提供可持续、可适应和充满活力的高品质生活，最终成为“非洲的纽约”。
世界级非洲城市、多元包容的国际大都市、非洲的纽约这些话语表明，约翰内斯堡尽管有着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竞争，但从不同角度确立了世界级城市的发展愿景。这种发展愿景有着双重意义：第一，充分认识到走向世界的核心涵义，希望提升自身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定位，从全球化中汲取更多的发展资源；第二，拥抱地方性的文化意涵，使得非洲特色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中有所体现甚至成为竞争力的核心来源。这也充分说明约翰内斯堡希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物质实力、日益增强的全球性和非洲地域文化的融合来消除国际社会的错误认知、减少种族紧张和弥合社会分歧，完成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南部经济系统的空间组织，最终使自身成为驱动非洲南部现代化的引擎和门户枢纽。
二、政策路径
约翰内斯堡确立世界级非洲城市的发展愿景，试图在非洲地理优势基础上增强对流动空间“管理与控制”能力的塑造。然而，在当代世界城市体系中，约翰内斯堡依然主要作为伦敦的卫星城市而存在，即战略控制者位于伦敦而具体操作在约翰内斯堡。这意味着追求世界级城市的努力主要通过全球价值链的递进，提升的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实现这种诉求一般对标是建成世界城市，而建成世界城市主要在对“流动空间”的管理与控制，由此约翰内斯堡世界级城市建设目标就过渡到管理和控制的能力塑造上。约翰·弗里德曼认为主要在金融、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等7个方面（Friedmann，1986）而萨森认为主要在于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业的集聚（Sassen,2001）方面。两者有着显著差异（宁越敏，2015），仍具有共同特性：制度自由化，妨碍资本、信息、高级人才流动各类障碍被清理；产业结构高端化，金融、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得到大力扶持，公司总部、国家组织等全球性力量成为争取对象；城市空间被精心清理和重新组织，现代信息基础设施、高端住宅区等成为主要物质表征。目标确定、特征塑造成为实际路径，而学习、模仿是具体过程，世界城市建设逐步演化为一项目标和路径兼具的“政策”。
首先，制度接轨。和国际制度体系接轨是发展中国家领先城市实现世界城市“管理与控制”功能的第一步。尽管接轨有很多领域，核心却在于贸易投资体系，当然接轨权限主要在国家而不在城市。在种族政权期间，南非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通过进口许可和配额等政策工具对国际贸易和资本高度管控。民主化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无论政治还是贸易投资都完全自由化，进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创始成员国。贸易政策几乎完全放开，除了特殊管制商品，关税甚至比WTO约束水平还要低。这使得约翰内斯堡地区的无论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增长率都以远大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增长，且进口要大于出口，亚洲更超越欧洲成为最大出口目的地。投资领域，南非也出台系列优惠政策，譬如投资初期的现金补贴、不盈利无需缴税、税收返还等等，而约翰内斯堡城市层面更为促进更新和复兴直接赋予18平方公里内城免税(Govender & Aiello，1999)。通过以上措施，约翰内斯堡迅速成为撒哈拉以南吸收外资和跨国公司总部最多的地区。据统计，约翰内斯堡拥有全球2000强跨国企业中的14个总部，加上茨瓦纳有15个，资产超4000亿美元。随着制度体系和国际的接轨，私有化也成为改革方向。不仅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私有化”联系起来，甚至自来水、电力、道路等公用事业也积极推进私有化。尽管因遭受市政联合会和工会强烈批评，私有化进展有限，却也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方向（Parnell&Robinson，2006）。
其次，产业结构高端化。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快速成长，以及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约翰内斯堡对金融、管理咨询、法律服务、广告和市场营销等高端服务业产生了大量需求。事实上，民主化之后，约翰内斯堡就把服务业作为积极扶持的领域，1996年服务业已占全部增加值的70%，而就业更达到71.3%，然而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仍有所不足。为此，2002年约翰内斯堡发布2030规划，核心思路是通过克服犯罪和技术缺乏两个主要问题，使经济基础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转换，并通过贸易、交通、信息技术、金融、商务服务业和旅游业等产业全面对接世界经济。这样，约翰内斯堡经济继续呈现服务业化态势，比例先升至76.1%，2011年又升至81.9%，而在服务业中金融、贸易更成为核心增长引擎（Karuri-Sebina,2017）。根据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研究，生产服务业跨国企业构造的世界城市网络中，约翰内斯堡在525个城市中位列第25位，并由20世纪90年代的Beta+上升到2012年的Alpha-,成为非洲连接度最高的城市。经济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中产阶级职位（专业人士、经理、技术工人）获得显著扩张（Crankshaw & Borel-Saladin，2014），部分非洲本土人士进入中产阶层和白人的居住区域。
再次，城市更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和中产阶级的扩张必然对城市建成环境提出士绅化（gentrification）要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在税收、基建许可、物流等商业制度环境表现优异，基础设施仍有所不足，城市更新成为政策选项。受种族隔离影响，约翰内斯堡建成环境高度分裂，大致分为三块：金融与商业服务业集聚的城市北部郊区、索韦托为核心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南部，以及外来贫民占据的内城。显然，世界级城市管理与控制功能只能依赖北部城区和内城。北部主要用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内城还被认为是非洲文化复兴的关键区域。这两块区域更新或者复兴都借鉴了曾使北方国家城市获得巨大成功的“商业促进区”（CID）。随着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大量资金的进入，各类商务中心、创意空间、会议中心改变了社会创新创业的氛围，而假日市场、博物馆、体育场馆、购物大厦等消费主义景观也逐渐成为流行时尚（Rogerson，2002）。尽管区域更新和大型项目无论是设计还是运行都吸收大量非洲文化元素，然而却很少由本地平民消费，这样国际化的富裕、奢侈、豪华和本地化的匮乏、贫穷、贫民窟呈现出强烈对比。需指出的是，无论城市北部更新还是内城复兴总体上是一项新自由主义政策，主旨是在吸引全球化力量、展示精英化的生活方式、最大化提升空间效率，这样街头摊贩和低收入者就构成某种不和谐，沦为驱逐的对象。事实上，约翰内斯堡仅在内城复兴进程中就驱逐了数千摊贩。
三、社会结构分化
约翰内斯堡有力的实践了“世界城市”战略。然而经典世界城市有着内在的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分化机制，约翰内斯堡也出现类似的社会结构分裂，原因却有所不同。在弗里德曼、萨森、卡斯特尔等学者共同构建的世界城市理论范式中，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集聚了大量技术—管理精英，而精英普遍崇尚世界主义的文化氛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相对同质，同时他们也需要大量生活服务，由此产生对国际低技能移民的需要。随着制造业大量外迁，中产阶级岗位和人口的流失，这样精英和为其提供生活服务的工人就在城市内部创造出了职业、收入分配和居住。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同，尚处于发展中状态。这种“发展中状态”意味着资源稀缺，无法推进世界主义的文化氛围，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其内部又有着以经济、种族、语言、部族、国籍等等不同纬度的人口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还遭遇法治不足、制度薄弱,社会安全和稳定面临极大挑战。“发展中状态”还意味着需要大量外来投资来推进工业化，而工业化创造出大量就业，吸纳大量农村居民或者邻近国家移民，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使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显著不同于经典世界城市的两极分立。即底层社会人口异常庞大，崇尚世界主义技术管理精英又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创新的不足异常稀少。这就面临两难选择，是通过全球性的扩张吸引更多的技术管理精英还是为底层社会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或者更能创造就业岗位的战略。然而“世界城市”政策强化“全球流动空间”的管理与控制能力建设，主动的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与竞争力、“流动性”高度相关的少数领域，譬如生产性服务业、象征性的大型发展项目、金融互联网高端基础设施。确实这类“政策”取得显赫的发展业绩、部分城市区域呈现明显的士绅化进程，然而住房、教育、交通等普惠性公共领域资源严重缺乏。这样领先城市作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引擎的功能就和去工业化的高端经济结构转型难以有机匹配，呈现出内在张力。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先城市一样，约翰内斯堡世界级的非洲城市目标与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有着内在紧张关系。民主化时期，约翰内斯堡取得骄人的经济绩效，现代化进程迅速。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约翰内斯堡的城市竞争优势逐步消退，既缺乏强大的经济动力又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尽管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仍高速成长，自动化技术也得以大量应用，生产效率有所增长，然而GDP增长缓慢，也无就业效应,新创造岗位也主要面向高技能劳动力。然而随着基础设施和交通改善，人口迁移成本迅速降低，约翰内斯堡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和贫穷难民的主要目的地。据南非国家统计，从2001-2011年人口增加率每年约为3.18%，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从2010到2015年人口年均增加3.24%，预计到2025年市区人口将达到900万。移民流入应有着正常渠道，然而约翰内斯堡的人口流动多数处于正式管制之外，无序流动的移民一方面难以有效的获取住房、交通、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常常被发展规划有意无意的排斥，结果对经济活动缺乏有意义的参与。大量缺乏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农村移民持续涌入，而就业机会不足，必然出现大量失业人口，非正式经济急剧扩张。布鲁金斯学会报告声称：约翰内斯堡大都市区域的失业率已达到26.8%，根据南非劳动力调查数据，约翰内斯堡2016年第1季失业率高达29.8%，而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4%。
也有学者指出，世界城市特有的去工业化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差异更多的在经济部门内部而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Crankshaw & Borel-Saladin，2014），然而非就业人口的持续增加而排斥性的公共服务必然使社会结构始终充满张力，这需要约翰内斯堡城市政府更加注重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并通过丰富的政策设计确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增进社会总体包容性。然而约翰内斯堡已形成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先的发展路径，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城市北部和内城，由此追求世界级非洲城市的战略规划使大量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本流向了种族主义政权时期的富裕阶层、白人、中产阶级精英社区，而外来移民集聚的非正式居住区、内城隔都、衰败的城市南部基于人口的日益增多和资源流入的缓慢而感受到社会运行的紧张。此外，城市金融和企业精英还通过私有化的制度改革对包括内城在内的城市空间和土地有了更多的控制权，而处于正式管制之外的移民则通过非正式社会网络构建出例外区域以满足多样化的基本需求，譬如住房、安全、就业。这样整个城市尽管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从2001年的0.76下降到2011年的0.74，但仍超越了南非国家（0.65）和全球全部大都市区域，种族时期形成空间隔离和分裂不但没有消除而且继续通过“世界城市”政策体系予以维持（Murray，2011）。尽管居民通过司法、公民情愿的方式试图阻止类似的资源配置，然而约翰内斯堡政府仍坚持原有规划方案，这说明世界城市的政策框架仍是核心思路。
四、走向新城市议程
约翰内斯堡为获取全球经济活动和优质经济资源付出艰辛努力，尽管存在新自由主义或者发展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却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对资源相对集中来提升竞争力和相对优势，呈现出明显的人为特性。尽管取得一些成绩，却不可避免内嵌着负面后果：全球化获得巨额财富的精英阶层和大量的产业链低端的劳动者、失业者并存，不平等异常醒目；某些城区景观“纽约化”“士绅化”，世界主义氛围浓郁，对本土文化构成冲击而另外一些城区贫民窟继续快速蔓延。约翰内斯堡还构建了世界级非洲城市的发展战略，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更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指数”不但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圣保罗、孟买，较往年甚至有所下降（Foreign Policy,2015）。这说明约翰内斯堡发展与扶贫、缓和城市尴尬局面不能仅仅依靠全球化战略而必须依托丰富的政策设计，对接流动空间的制度改革也必然要与其历史积淀、城市化发展阶段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南非在约翰内斯堡还推行了一系列大事件（mega-Event），譬如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2010世界杯等等，有效激励了经济增长和国民荣誉感，塑造了整体社会氛围。然而来自他国和异乡的城市移民却很难产生认同，社会包容性也受到损害。同样重要的是，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影响了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尽管一小部分非洲本土居民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却并不符合非洲南部大量流入的年轻的低技能移民的需要，由此世界城市越来越呈现出早熟迹象。这一切都说明约翰内斯堡迫切需要新的城市发展范式，第三次联合国人居大会确立的新城市议程以城市权利和包容性为核心诉求，较之“世界城市”更适合约翰内斯堡。
那么，约翰内斯堡又该如何实践以包容性和城市权利为核心的新城市议程？首要的显然是制度体系的改革，无论南非还是约翰内斯堡都重视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2010年提出的“新增长路线”重点解决贫困、失业和不平等问题；2012年《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意在通过“工业政策行动计划”和“基础设施发展计划”降低基尼系数，消除贫困。《约翰内斯堡城市发展规划2011-2040》市政委员会也计划通过大规模、有条理开发消除不平等。然而无论高附加值科技创新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抑或铁路、公路、水电、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有效缓解失业和不平等。这说明上述路径存在缺陷，亟需制度层面的变革，即城市经济过早受到全球化影响，产业结构过度高端化，推进再工业化也难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全面接轨的国际制度体系需适当调整，而这种调整可能会呈现出部分“反全球化”特征。其次建成环境融合，关键将低收入聚居的城市南部、高收入的城市北部、正在复兴的内城以高效率的公共交通连接。为此约翰内斯堡开通Rea Vaya快速公交系统（BRT），每天载客数万人，确实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发挥城区集聚效应（Venter，2013）。目前，约翰内斯堡又发起2040年自由走廊（Corridors of Freedom）规划，该规划试图通过土地混合利用和低成本住房建设，将就业、人口居住、环境和娱乐更好的匹配起来，促进城市认同。快速公交系统和自由走廊规划确实对约翰内斯堡的整体面貌产生多重影响，然而仍不能改变城市南北分裂的总体结构。制度结构和以房地产为商业核心的增长联盟仍在持续推进城市边缘地带的扩张，在制度层面如何拓宽城市居民对城市空间规划的参与性和有效性仍值得思考。再次，对人口过快流入需要适当调节，约翰内斯堡城市化率已达到64%，和过去二十年比较，人口流入速度有所放缓，但横向比较仍然较快，移民的过度流入不仅使贫苦窟和非正式经济扩大，冲击城市整体的公共服务，且引发城市居民的排外情绪。根据相关调研接近45%的城市居民赞成再度引入人口控制（influx control），这似乎有违南非的核心国家理念然而从中长期看似乎是必要举措，而这也可被看作是“反全球化”的适当组成部分。
五、结论和讨论
2000年以前，所有城市发展模型都是发达国家的创造，这种模型应用到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案例，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模型内嵌着许多内在前提。世界城市以全球化为驱动力，管理和控制为核心功能，聚焦于跨国公司总部、国际组织和生产性服务业，将此应用到发展中国家领先城市有着明显局限。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城市都是低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庞大的底层社会和少量精英同时兼备的综合性城市，这类综合性城市如何通过价值链的递进提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人口的大量涌入与高端化产业结构如何协调目前理论文献缺乏有力的解释。由此发展中国家需要不同于建成世界城市的政策输入，然而发展中国家城市继续通过国家权力推动高级经济要素向领先城市的空间集中来推动。这说明富裕的北方城市对贫穷国家的城市经济政策创议有着强大影响力，也说明领先城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量缺乏对全球化的全盘接受而很少顾及如此接受的全部后果。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世界城市理论范式是否适用约翰内斯堡这样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城市。约翰内斯堡的政策结果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在应用北方城市政策模型具有明显的“水土不服”，尽管微观层面并不妨碍南方城市从北方城市诸如商业促进区（CID）这样的最佳实践获益。
（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本文逻辑结构图不难发现，约翰内斯堡的历史沉淀、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独特社会结构与全球化力量结合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发展绩效。约翰内斯堡城市政府对此有所意识并试图从发展规划、建成环境、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推进新城市议程。然而从可预见时间看，效果有限。这其中除了自身经济结构的过度“早熟”，更有着内在的制度困境，然而这并不代表无法有效作为。大量案例说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比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呈现出更好的包容性主因就在于社会结构，譬如圣保罗的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形成的联盟缓和了全球化造成的空间分化。约翰内斯堡显然也需要类似制度改革以在社会内部促进多重力量的平衡。这意味着，约翰内斯堡对标对象不能仅仅是纽约、伦敦等北方国家建成世界城市，也不能仅仅通过特征塑造来追求全球流动空间的管理与控制功能，而必须更多的借鉴颇有成效的发展中国家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创造出内在的比较优势。然而创造比较优势进程中需要更多的着眼于本土性局部从“全球化”撤出，且通过公共服务领域丰富的政策设计提升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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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 川〕
From “World Status of African City” to “New Urban Agenda”: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Johannesburg
Tang Wei & Tu Qiyu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gateway hubs in southern Africa, Johannesburg is trying to integrate globalization with African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this strategy mainly refers to the world city paradigm generalized from New York, London, including liberalized institutional reform,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ggressive gentrification of urban space. Thi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lated polices have produced some great results as well as social cleavage as the classical world cities usually have. Surely , the causal mechanism is different,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space division, and unbalance resource distribution with a focus on producer service such as finance and other global forces. Strategy for focusing on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stage of urbanization leads to the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indicates the world city strategy of developing country must take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to consideration, then enrich and coordinate all the policy instruments.Johannesburg has made great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new urban agenda with inclusive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but still need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best pract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chiev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world city; world status of African city; Johannesburg; new urban agenda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