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评价的指标探索及其新发现

摘  要  本文通过构建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基于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同性以及制度一致性对长三角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新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水平逐年提升，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发挥了极为显著的引领作用，但是近年来这种上升势头正在放缓，主要在于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的差距有所拉大，地方债务率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向更高层次迈进需要进一步细化行业分工，促进要素流动，推动政策协调并完善制度建设等。

关键词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7-0033-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7.005

作者简介  李世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上海 200020；朱平芳，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  上海 200020

一、引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现有的多个大数据平台以及全球卫星夜间灯光数据统计均显示，长三角地区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显著。长三角地区不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影响范围来看都已经成为世界超级经济体，具有带动中国整体经济格局不断变革的动力。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的共同支持下,区内各个经济主体为了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产业分工与要素流动的基础上，不断降低相互之间的各种交易成本以及经济歧视，大力推动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分配、地域的合理分工以及经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做了许多尝试。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有序健康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外在驱动，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在区域一体化的整体框架下，考察长三角地区市场力量的走向、政府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各个经济主体不同尝试的合理性，需要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系统客观的评价研究，这不仅关乎长三角地区的自身发展，更影响整体的国家战略。本文根据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构建科学动态的区域一体化指标体系，结合综合测算得出的各项指数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为长三角一体化走向更高层次的合作共赢道路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早期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方面，较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刘志彪(2002)最早指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是协调竞争规则，市场化是主要发展方向。徐现祥等（2005）发现，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立与运行，降低了地方市场分割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促进了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马斌(2004)、叶必丰(2004)、王偕勇(2004)、宋言奇(2005)、钱芝网(2006)、庄士成等（2007）、张荣昌(2008)和袁瑞娟(2009)分别从政府合作机制、法制协调、制度安排、交通网络、生态安全治理、物流、信用、都市群服务业等方面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了分析。

在对长三角一体化进一步深入和综合的研究中，吴柏均(2008)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状况的实证分析为基础，研究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和动力，认为区域一体化不是行政计划的结果，而是经济市场演化发展后的状态，决定区域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产业集聚、城市化等为区域一体化创造了条件，政府应当采取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以及促进区域内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政策。陈建军（2008）将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上海经济区时期、浦东开发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市场化力量和政府主导的区域协调机制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所形成的产业分工与聚集是一体化的具体表现。汪后继、汪伟全和胡伟（2011）对长三角一体化的演进规律进行了研究，认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是具备天然区位优势和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时代产物，市场与政府推动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则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活力，而区域整体联动与利益分配、政策一体化等制度创新应当是未来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在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测度与评价的研究方面，千慧雄（2010）使用区域实际产出分布与一体化理论产出分布的差距度量了1978年至2008年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趋势，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体化进程，制度变迁与市场力量在期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李涛等（2015）以关系型大数据为基础，从企业网络、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三个方面构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指数。测算了2014年长三角30个城市的一体化水平。

在上述文献中我们发现，市场化下的要素流动与产业分工，以及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协调是长三角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为本文构建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提供了研究基础。刘志彪（2010）指出，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是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客观评价的最优选择，但是受制于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上的局限性，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全方位评价的研究目前还鲜有见到。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的“三省一市”作为一体化水平的考察对象，构建综合可比的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

三、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衡量长三角一体化的指标体系既要全面反映长三角一体化的进展，又要深度挖掘长三角一体化的潜能。反观国内现有评价长三角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往往仅涉及一体化中的一个方面，比如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信息一体化或者交通一体化等，对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要素把握得不够深入，或者大而泛之，没有仔细深入地对分项指标进行设计，更没有对标国际上通行的指标体系，缺乏可比性与延展性。

大市场理论、产业分工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中心—边缘”理论是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理论基础，分工、竞争与协作是区域一体化的核心要素。区域一体化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各地区生产率趋同、要素收益趋同、产品价格趋同、居民生活水平趋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福利水平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三大目标。

欧盟是目前全世界一体化发展最快、程度最高的区域，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主要涉及了贸易、金融、政府治理以及人员流动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也成为了衡量欧盟一体化的重要参考指标。J？RG K？NIG & RENATE OHR（2013）编制的EU INDEX（即欧盟一体化指数）是首个全面综合衡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本文所构建的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即参考了欧盟一体化指数的研究框架，同时又赋予其长三角一体化自身的内涵及特色。比如对于区域内省市之间的贸易往来，在现有的统计资料中尚无法提供准确数据，尽管区域内部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往来应该作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指标，但数据可得性问题也制约了最终指标体系的设计。本文的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包括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同性和制度一致性四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集中体现了区域一体化“分工、竞争、协作”这三大核心要素，全面反映了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内涵，是对长三角一体化评价的全新探索。

为了对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进行客观地加权，本文选择姜国麟、刘弘、朱平芳（1996）研发的“专家咨询约束下的主成份分析评价方法”。该方法是一种主客观综合加权方法，能够最大化地将专家知识与样本信息所具有的特征结合起来，得到最优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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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中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11-2014年一体化程度以及总体的长三角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计算。按照表1的指标体系，对各级指标进行赋权后计算得到长三角一体化指数，结果见图1。

图1  长三角一体化指数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以及赋权方法计算出的结果显示长三角一体化水平提升明显。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一体化指数都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安徽的一体化程度却有下降的态势。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表现方面处于“领头羊”的角色，江苏的一体化程度也领先于区域的平均水平，但明显可以看出安徽是长三角一体化中存在的短板。

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各个一级指标下设的二级指标，我们探索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同性和制度一致性的具体内涵、发展特征以及内在动因，得到了一些发现并进行了如下分析。

1.市场统一性：地区市场有序开放，内部结构差异显著

市场统一性是对单一市场的度量，主要是与分割市场相对的概念。该指标包括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对外开放度指标。行业同构程度作为长三角区域内各地区行业发展壁垒度量指标，该指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测度长三角整体市场融合难易程度。此外，区域内部的货物与部分服务贸易便利化程度与交通一体化程度呈正相关，因此我们在统一性指标下加入了交通一体化。

长三角市场正在有序开放，但内部结构差异化发展显著，上海逐渐提升，江苏和浙江在统一性方面表现稳定，而安徽在2014年相比2013年出现回落。市场统一性方面上海领跑长三角，江苏后劲稍显不足，安徽则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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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市场统一性指数

长三角劳动力市场开放度在各地区间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开放度逐步提升，江苏和浙江的劳动力市场平稳发展，但安徽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下降较为明显。长三角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甚至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式来看，金融市场的分割可能更能防止金融风险的地区传染，从而更有利于防患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技术市场表现方面，我们发现，上海的技术市场几乎处于“一家独大”的位置，如何更好地有效发挥上海对长三角的技术外溢作用是未来政策研究的重点所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区域整体似乎正在呈现收敛的趋势，当然这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完成。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地区行业同构特征正在逐步缓解，这对优化长三角产业结构、增强长三角地区整体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相当重要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长三角地区的交通一体化显著增强，未来交通网络密度的提升可望使得区域融合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2.要素同质性：要素成本逐步提升，技术效率收敛缓慢

要素同质性指标着重从工资成本、长期资金成本、技术效率、财政能力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面考察区域内部的要素成本以及最终消费能力。人均工资水平是劳动力成本的度量，长期资金成本反映了资本要素的使用成本，技术效率主要是考察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同性，财政能力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别测度了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的潜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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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要素同质性指数

长三角地区的要素同质性指数逐渐上升，并且各个地区的同质性指数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而上海和安徽位于区域内发展的两极，整体上看，在要素同质性方面地区差异缺口仍然没有收敛趋势出现。

长三角地区的工资成本和长期资金成本的逐渐提升正在成为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障碍所在。长期资本成本浙江一直保持在相对高位，上海在2013年快速升高，安徽和江苏也有一定幅度的上升。技术效率方面长三角整体则呈现出缓慢收敛的特征，上海的技术效率最高，安徽仅为上海的一半左右，但在2013年以后，江苏、浙江和安徽的技术效率与上海的差距有一定的缩小。财政能力稳步上升，可支配收入整体稳健，上海、江苏和浙江的财政能力在不断增强，而安徽则有一定的波动。

3.发展协同性：经济增速逐渐趋同，协同发展仍有隐忧

发展协同性指标通过行业分工、经济周期趋同性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率等方面，测度各地区经济发展协同度。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持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两大目标，所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差异变化，是度量区域经济周期协同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两只手，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地方债务率的差异变化，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出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中所施加的影响。区域间的行业分工则更多地从市场的角度体现了不同行业在不同省市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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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发展协同性指数

长三角区域协同性指标总体来看近年来有小幅的下降。上海近三年来震荡上升，安徽、江苏和浙江震荡走低，尤其是安徽从2012年开始协同性指标迅速走低，可以说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下降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指标是区域协同指标里表现较好的指标。在经济转型期内，长三角四个省市的经济增速逐渐趋同。通货膨胀指标有一定的发散趋势，这种由基数降低导致的物价水平差异化的加大，也对长三角地区宏观政策联调联控的精准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个别省市地方债务率的显著上升是导致区域协同性降低的最主要原因，2011年长三角四省市的地方债务率水平基本上保持在20%到30%的范围内，但从2012年开始，江苏和安徽的债务率猛增，到2014年已经分别达到了84%和72%，浙江的债务率水平也有所提升，只有上海的债务率水平一直维持在30%左右。长三角地区行业分工的差异化发展近年来陷入停滞，这说明近年来三省一市行业间的互补性有所降低，突出反映了长三角地区重复建设以及产能过剩的现象。

4.制度一致性：政策协调稳中有进，制度安排有待加强

制度一致性指标主要反映各地区制度和政策保障方面的一致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区域一体化中的制度性因素就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制度一致性的度量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评价标准，另外由于制度因素难以准确量化，所以我们在选择制度一致性的二级指标时，更多地遵循了数据可得性高、可量化性强的原则。对于那些可以充分反映制度一致性的因素，由于数据难以获得或者数据的质量很低，我们也进行了部分的取舍。

例如现阶段能够反映“营改增”效果的指标，都尚未有明确的数据统计和测算。经过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们决定使用“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来衡量“营改增”效果，主要是因为“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能够反映“营改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对“议事协调与争端解决”、“公共服务共享”以及“信息共享”则使用了0-1变量的方法将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由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作用需要一个较长的经济周期，所以我们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一些二级指标会考察更长时期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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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制度一致性指数

长三角制度一致性近年来不断提升，说明从制度安排层面，区域内的政策协调性有了显著的增强。但各自的区域一致性有较大的差别，安徽与其他省市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协调上仍有一定的差距。

知识产权保护自2000年以来有了明显的提升，但近年来的情况不容乐观。最低工资标准从长期来看是收敛的，中间略有起伏波动是正常的。“营改增”这一制度变革本身对长三角各省市经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效果的一致性仍需持续长期的考察。

在“议事协调与争端解决”、“公共服务共享”和“信息共享”三项指标中，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无论是争端解决能力还是公共服务以及信息共享程度都逐年提高，在政策协调上江浙沪齐头并进，而安徽正迎头赶上。在“议事协调与争端解决”中，2011年，江浙沪已签订5项框架协议，包括《关于开展人事争议仲裁业务协助和工作交流协议》、《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置的应急联动工作方案》、《长三角跨界水体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长三角地区司法协作框架》以及《长三角地区政法综治协作交流框架协议》，其中安徽参与了前三项框架协议，在2013年长三角四省市又共同签署了《泛长三角地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合作协议》，争端解决能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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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长三角议事协调、公共服务贡献及信息共享

长三角“公共服务共享”中主要涵盖有医保互通，即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建立了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会商机制，签订了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及待遇享受的合作协议以及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举办长三角通信一体化发展高峰论坛，个别城市之间试点“社会保障卡”互通互用、城市交通一卡通互刷等。可以说，长三角公共服务共享程度正在稳步提高。

与“公共服务共享”发展状况相同，长三角的“信息共享”程度也逐年提升。这其中主要包括共享公共交通运输的全方位信息、税收信息、房地产信息、个人和企业的金融信用信息，搭建长三角就业信息平台和大型招聘联合搜索平台，共享法院执行联动信息、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安网上信息以及警务信息、消费者维权信息、质量技术监督信息等。信息共享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切实提高了长三角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从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同性和制度一致性四个方面构建长三角一体化指标体系，我们对长三角一体化评价进行了新的探索，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长三角一体化程度逐年提升，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发挥了极为显著的引领作用。在我们所考察的4个二级指标中，上海排名第一的有3个，分别是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性以及发展协同性，在21个三级指标中，上海排名第一的有10个，可以说上海以一己之力带动了长三角一体化向前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在技术市场与技术效率两个指标上遥遥领先，这说明上海是整个长三角地区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但如何将上海的创新能力外溢至整个长三角地区，是今后持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其次，长三角一体化近两年来上升势头正在减慢，主要在于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的差距有所拉大。当然，无论是从空间距离上，还是经济距离上，安徽与其他三省市之间的距离都是最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安徽一体化程度走低的理由。“议事协调与争端解决”、“公共服务共享”和“信息共享”等政策制度类指标作为安徽比较明显的短板，都是可以通过省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制度安排得到迅速提升的，而诸如“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率”、“可支配收入”这些短板，则可以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得到不断的进步。

最后，地方债务率水平高低不一，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不容乐观，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一旦一个省爆发较为严重的债务违约事件，会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信用体系造成损害。个别省份过高的债务率同时会导致整个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对创新而言极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近年来在长三角地区却出现了整体的下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细化行业分工。长三角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需要在行业分工，尤其是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上进一步细化。长三角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体化发展区域，以“中心—边缘”理论为基础，提高区域内的产业多样化能够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上海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劳动力成本提高、环境污染以及规模不经济等问题使得部分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避免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的重复建设，因势利导，结合长三角地区产销两便的优势，提升行业分工的广度与深度。

第二，促进要素流动。要素流动既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原因，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结果。在行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促进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需要让市场的力量决定要素的价格与走向，弱化行政手段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尊重市场规律，打破地域分割的藩篱。既要促进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也要吸引域外的生产要素向域内流动，改革人才管理方式，降低资本进入壁垒，避免人为地分割要素市场。

第三，推动政策协调。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干预与保护主义对一体化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消除政府的负面作用，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要继续完善长三角一体化中地方政府合作与政策协调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对于外部性、公共品、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无法解决，所以需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在政策协调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安排、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继续努力。

第四，完善制度建设。长三角各省市近年来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建立了不同的联席会议、公共服务与信息共享机制，但是这些涉及方方面面的制度安排较为零散，持续的时间也缺乏保证，参与的省市更是不尽相同，在进一步深化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统筹兼顾，建立一套综合完善、与时俱进的制度安排体系，并能够得到各省市的有效贯彻实施。

（本文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数量经济学学科团队建设项目的资助）

参考文献：

  〔1〕陈建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动力结构》,《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2〕李涛、周锐、苏海龙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测度:以关系型大数据为基础》,《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2015年。

  〔3〕刘志彪：《协调竞争规则: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4〕刘志彪：《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马斌：《长三角一体化与区域政府合作机制的构建》,《经济前沿》2004年第10期。

  〔6〕千慧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测度》,《财贸研究》2010年第5期。

  〔7〕钱芝网：《长三角经济圈区域物流一体化探析》,《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10期。

  〔8〕宋言奇：《长三角生态安全一体化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汪后继、汪伟全、胡伟：《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规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0〕吴柏均：《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动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1〕徐现祥、李郇：《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

  〔12〕叶必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3〕袁瑞娟：《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一体化发展浅析》,《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6期。

  〔14〕张荣昌：《契约文明:推进长三角信用一体化的选择》,《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8年第9期。

  〔15〕庄士成、朱洪兴：《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当代财经》2007年第6期。

  〔16〕朱平芳、李世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上海新智库专报系列》（经济建设）2017年第26期。

  〔17〕K？NIG J, OHR R：Different efforts in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EU index，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13, 51(6): 1074-1090.

〔责任编辑：清  菡〕

Finding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New Explor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Li Shiqi & Zhu Pingfang

Abstract: Based on market unification, factor homogeneity, development collaboration and institution conform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valu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by building an index system. It finds that Shanghai as the core of the region ha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whose level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recently as the gap between Anhui and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becoming wider, the increasing trend is slowing down. The key factor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are local debt level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needs to go a step further to refine the industry division, promote factor flow,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perfect system construction to driv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to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ex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