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发展最为成熟、理论成果最为丰富的两大领域，但二者在学科归属、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不同。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事件研究凸显了新闻框架与行动框架对话的必要性。从媒介属性来看，自媒体既是宣传工具，也是行动工具，它既属于新闻框架理论的研究范畴，也适用于社会运动框架的理论和方法，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此外，应从动态系统的视角，把公众的认知框架、新闻报道框架、参与者的行动框架以及政府的回应框架进行整合，这样才可以拓展框架研究的想象力。
关键词 框架理论；新闻框架；社会运动框架；政治传播框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8-0135-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8.018
作者简介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导 重庆 401331；霍凤，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重庆 400044
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框架最初发端于文化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心理学，后来逐步被引入到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由此形成了认知框架、新闻框架、行动框架、政治传播框架并立的研究格局。相比于其他学科，新闻框架研究无疑又是成果最丰盛、“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①其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了使用与满足、第三人称效果等理论②。但与此同时，框架理论的概念和内涵也呈现出混乱之局面，潘忠党由此把它视为“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③，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Entman）甚至将框架研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学科在引入框架概念后，并未充分注意到学科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导致框架理论在各个学科之间形成话语壁垒。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事件融合了媒介动员与社会动员的特性④，凸显了新闻框架与行动框架对话的必要性。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新闻框架理论研究的应然与实然层面入手，分析新闻框架的理论渊源及研究现状，进而探讨在新媒体的场域下，媒介事件中新闻框架与社会运动框架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可能性及路径，以拓展框架理论研究的想象空间。
一、破碎与失衡：新闻框架的理论、方法与研究现状
（一）新闻框架的理论渊源
从学科渊源来看，框架理论被认为渊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研究传统。⑤心理学传统关照下的框架概念具有“心理基模”的含义，其概念源自凯尼曼（Kanneman）和特维尔斯基（Tversky）的决策研究，心理学界将个人认知过程的假设建构称为“基模”，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基模”来了解、判断、诠释外界事物，由此形成了认知心理学范畴的框架效应。社会学一脉的框架概念则源自贝特森（Bateson）⑥，由戈夫曼将此概念引入到文化社会学，后来再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框架”一词并非是戈夫曼的首创，他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起点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6年发表的文章《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中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情景下，我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⑦1945年，舒茨（Schutz）在其论文《On Multiple Realities》中继续讨论了威廉·詹姆斯的论点。⑧戈夫曼沿着胡塞尔（Husserl）和舒茨的现象学视角，并借鉴了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的框架概念，更深入地分析人们如何回答“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如何凭借组织经验来建构现实这个问题。⑨1974年，戈夫曼出版了《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并将框架概念引入到传播语境中，探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框架来诠释事物和对象产生的特定意义。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⑩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即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甘姆森（Gamson）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在意义协商中一个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11］从静态和动态、应然和实然等方面对框架理论划定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范围。
（二）新闻框架理论的概念谱系和分析工具
新闻框架研究被认为可以划分成媒介（新闻）生产研究、媒介（新闻）内容研究和媒介（新闻）效果研究。［12］某种意义上，新闻框架反映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某种偏好或偏见，它通过新闻从业人员的选择、强化、过滤和同化等方式，以及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编排，以实现对事件的归因和意义赋予。但对于新闻框架理论的概念和结构，目前学术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框架理论的扩散与转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谱系，如框架、框架理论、框架分析、框架化、框架化分析、框架化研究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一些相近的阐释性概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研究范式，往往产生了很大的歧义。［13］另一方面，框架本身既可以当动词，又可以当名词，还可以把它当成复合结构。作为动词的框架指的是界限外部事实和心理再造真实的过程，如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是选择与凸选，钟蔚文认为是选择与重组，沃肯伯格（Volkenburg）、赛梅柯（Semetko）和弗雷瑟（Vreese）进一步区分了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等。作为名词的框架往往从结构入手，把框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如潘忠党将框架策略分为四类：句法结构、脚本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14］作为复合结构的框架把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结合起来，如臧国仁提出的新闻框架三层次说，高层次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等；中层次则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低层次则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15］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由于“框架”概念滥觞于早期文化社会学，因而初期的框架构建研究多采用语言学、符号学中常用的文本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坦卡德（Tankard,J.W,J）为避免研究过于主观和抽象，设计出了包括新闻标题、新闻图片、新闻导语等11项指标在内的“框架列表”［16］，某种程度上为框架的文本识别和计算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指标。随着框架理论研究的加强，研究者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来完成对媒介框架的文本层面的把握和理解［17］，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则是以实验法、访谈法等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议程测量。万小广曾从框架分析的内容、分析手段以及分析层次等三个方面对“架构分析”的特点进行了概括［18］，他将框架理论分析所指向的对象——社会行动者话语的内容视为以话语、话语建构与话语接收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共同体，并且指出“架构分析”是一种对社会行动者的话语、话语实践、行动及社会场景进行的“整合式分析”。从操作层面来看，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以及观察、座谈、访谈等方法实际上分别关照了话语的接收及其效果和话语本身的建构问题，因此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才是理想层面的框架理论研究方法。但是现实中，框架理论的研究却走向了方法论上的失衡状态，表现在研究视角上：多数研究只集中于媒介文本的测量，而对意义层面的话语、文本、符号关注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比较内容分析和框架比较，对新闻生产过程和互动过程的研究太少，被认为是对框架理论研究传统的一种偏离。
（三）新闻框架研究失衡的现状
自戈夫曼提出框架理论后，“引发了学界的跟风热潮，一时间几乎言必称框架”［19］。同时，新闻框架理论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据考证，台湾最早是1995年钟蔚文和臧国仁教授发表的《新闻的框架效果》论文，中国大陆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李希光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首次采用框架分析方法。此后，框架理论的文献犹如汗牛充栋，成为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以“框架，框架理论，框架分析，架构，架构理论，架构分析，新闻框架，媒体框架，媒介框架，社会运动框架，集体行动框架”为关键词检索文献，剔除教育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文献样本，截止到2017年4月共得到样本量为1291篇文献。详细的文章发表时间分布、发表层次分布情况分别见图1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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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新闻框架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CNKI数据库检索结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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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8年-2017年新闻框架论文发表层次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CNKI数据库检索结果整理）
从CNKI的检索结果来看，第一篇期刊论文是陆晔1998年发表在《新闻大学》上的《香港中文报纸中的中国内地新闻：新闻文本的框架研究》；第一篇硕士论文发表于2003年。自2006年起，新闻学界似乎找到了研究新闻文本、新闻话语更为规范化、理论化的研究路径——新闻框架理论，此类论文数量逐年升高，尤其在近五年达到研究的顶峰，平均每年都有近200篇论文发表。但在这数量繁荣的背后需要警示的是，文章发表层次多集中在一般期刊和硕士论文，来自一般刊物的文章数量占比33%，硕士论文占比48.7%，而来自CSSCI期刊的文章数量占比15%，能检索到的相关的博士论文仅占比1%。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目前大陆学界对新闻框架的研究多集中在应用策略性研究（占比927%），对新闻框架的渊源、概念、研究范式等理论层面进行述评的文章仅有80篇（占比6.2%）。此外，有21篇（占比1.6%）论文在讨论案例的基础上对新闻框架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新闻框架论文研究路径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运用新闻框架理论对新闻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或文本分析，讨论媒介对某事物或某群体的形象建构，其中“中国形象”“女大学生”“中国大妈”等具有较高的研究频率；其二为运用新闻框架三层次理论，针对当下热点事件分析不同媒介的框架呈现，议题主要集中在“雾霾”“医患纠纷”等话题，多数研究都从坦卡德设定的“框架列表”中选取某些或全部指标，进行类目建构和编码，然后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较少有研究从符号建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等视角切入。此外，新闻框架研究多有追逐当下热点事件的特点的倾向，此类研究多半停留在不同媒介间报道的话语差异，却很少涉及到背后的符号权力博弈或者符号意义建构过程。相当多数的研究将臧国仁的新闻框架三层次、坦卡德的新闻框架指标直接作为分析方法，将研究停留在对媒介现实的文本分析上，忽略了媒体与社会、政治的互动研究，使新闻框架研究有“沦为工具化的风险”。
相比而言，国外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议题更加多样化。本文考察了《Public Relation Review》等12本国际期刊中对于新闻框架的研究。国外近年对于新闻框架的研究也多是倾向于应用型，但视野不仅仅限于比较新闻报道框架差异的研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络舆论已成为考量新闻框架建构的重要因素，呈现出“自媒体与大众媒体议程互动下的框架竞争”［20］、“危机公关中的框架建构”［21］、“政治传播中的框架建构”［22］等广泛议题。因此，国内对新闻框架的研究需要跳脱出大众媒体的报道文本研究范式，将框架放置到多种媒介议程互动竞争的语境下，并结合新媒体的媒介融合环境，注重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融合，以拓展研究的想象空间。
二、从资源回归意义：社会运动框架理论及发展
如上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戈夫曼提出框架理论以来，框架理论被引入到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但从研究现状来看，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无疑是使用最为广泛、发展最为成熟、理论成果最为丰富的两大领域。20世纪80年代，甘姆森(Gamson)、本福特(Benford)和斯诺(Snow)等人借鉴了戈夫曼的框架理论［23］，将框架视角引入社会运动研究，指出行动者们需要通过框架化过程建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建立了“社会运动框架”，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斯诺等学者将框架从个体的“解读程式”重新定义为集体行动的“解读包”［24］，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25］。社会运动框架的含义是，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赋予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并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将其传播与推广，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动员他们付诸行动。［26］
与传统社会运动不同，以框架理论为支撑的新社会运动更追求身份的认同、对符号的控制权，反映的是现代化价值与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27］,社会运动的框架过程已经被认为是理解社会运动特征和过程的核心动力［28］。但与新闻框架相比，社会运动框架理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动员赋予意义，并纳入到社会动员的情感、理性范式中来，其概念化、理论化程度更高。克兰德曼斯曾把社会运动的动员任务概括为“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两方面；威尔逊把意识形态分解为诊断、预后和推理三种构成的观点。［29］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的旗手斯诺和本福特以威尔逊的思想为基础，结合克兰德曼斯的观点，将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工作划分为三个步骤，诊断性框架建构，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后性框架建构，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以及促动性框架建构，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30］具体到某个集体行动框架是如何被创造和发展的，斯诺等研究者认为，社会运动框架的创造、发展和更新过程可以区分为三组互相交织的过程，分别是：言说过程、谋划过程和竞争过程，在这三个过程中，谋划过程是最能体现抗争者的意志能动性，因此也是研究最早、最多的部分。［31］在具体的抗争过程中，抗争组织者提出的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或主张并不一定就是潜在参与者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因此，为了实现最终目的，抗争组织者会在框架谋划阶段根据动员对象的情感和利益来改造原有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斯诺等学者将这一过程细分为框架搭桥（桥接）、框架扩大（渲染）、框架延伸（扩展）和框架转换（转变）四个方面，赵鼎新认为在此基础上还有框架借用这种谋划策略。［32］此外，社会运动框架还包含主框架、框构与反框构、框架争议、社会运动的共鸣度等一系列的概念，构成了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
方法论上，自斯诺的文章发表后，社会框架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描述和分析占社会运动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运动修辞策略、集体行动的符号意义以及政府、媒体对运动的反应等众多领域。［33］框架理论为社会运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例如，框架分析更注重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分析［34］和文化共鸣［35］，并结合社会结构分析两者相互作用下对社会动员及政治效果的影响［36］，主框架的概念也多用于探讨交叉型社会运动已实现社会运动研究之间的对话［37］。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相对成熟，但对社会运动框架的研究并没有太多批判性反思与评估［38］；而中国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目前学界对社会框架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结构和媒体等方面来讨论场域对社会运动框架建构的研究逐渐增多，注重概念性与理论性的探讨，但鲜有对社会抗争框架的量化分析。冯仕政曾指出，目前几乎每项社会运动框架研究都会归纳出一个具体的“集体行动框架”，目前总结出的行动框架已超过100种，但这些框架都只能适用于一种或几种社会运动，不具备普遍性。［39］在此种情况下，引入相应的量化方法对框架进行分类和测量显得很有必要，这可以避免概念的含糊性和随意性。因为社会运动框架确实存在框架的范围过宽或过窄、框架使用过度、框架未能切合受众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等问题，［40］迫切需要提高其精确度和科学性。
三、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框架与社会运动框架的交叉与整合
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从动员方式来看，大众媒介无疑是社会运动重要的工具，甚至是决定性因素。［41］孙玮认为，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议题建构、争取支持者、获得大众对运动基本理念的认同、形成有利于运动的社会舆论等，集中表现为“归因”和“表意”的功能。［42］夏倩芳认为，国外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引起媒体关注的策略上，如信念概念化、制定标语和口号、表演行为艺术、制造戏剧事件、在内部成员中进行分工合作，调整论述等。［43］
周裕琼把乌坎事件视作媒体通过“框架化”机制主动介入社会运动的典型案例。［44］如果说上述论断所处的社会背景仍然是大众媒体时代的话，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兴起，新媒体技术降低了社会运动的参与成本，自媒体不仅是社交媒介，更成为公民集体行动中的联络组织、宣传动员、扩大认同的工具，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在社会动员和议题建构中的功能，甚至有学者直接把这类事件称为媒介化事件。
新媒体的出现既颠覆了新闻框架研究的既有理论概念，也为新闻框架研究的理论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从媒介功能属性来看，自媒体作为社会运动的动员方式，既是媒介资源，也是行动工具。换句话说，抗争者既会借助自媒体扩大认同，同时也会以此吸引大众媒体的关注，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之间往往可以形成议题互动关系。因此，对此类事件的分析应该走出单一的分析路径，而应借助社会运动框架理论来进行多视角分析。
从理论层面来看，虽然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指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都来源于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社会建构学者在提出“社会真实均由建构而来”的说法后，也强调人们须透过语言或其他中介结构来处理社会“原初真实”［45］，只不过，新闻框架侧重新闻文本来构建新闻事件的真实，而社会运动框架强调通过行动中的各种文本符号形式来建构、承载意义。同时，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都基于认知主义来探讨框架对个体看待事物的看法或思路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新闻框架被认为可以帮助新闻生产者和读者选择、组织和诠释外界的信息，而社会运动框架的最终目的是框架整合，改变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即改变行动者的原有认知，使其认可框架制定者的思路和理念［46］。由此，有学者将学界目前对框架的概念化途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功能性的，第二类是注重“框架”概念本身抽象的理论属性［47］，多数学者对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给出的概念属于前者，二者皆注重框架的“功能属性”。因此，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在理论上存在对话的可能性。
从经验层面来看，媒介动员也是社会运动（社会抗争）绕不开的重要因素，它和社会运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尤其是在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实践语境下，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难以找到制度化的解决路径，通过自媒体平台引发网民的关注或借用自媒体力量调动社会资源成为常态化选择，因为媒介动员、议题建构能够影响到社会抗争的走向，并提供建构社会行动的竞争性话语空间。［48］可见，媒介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关系非常紧密：行动者既可以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又可以利用自媒体社交平台发表观点、设置议程以赢得舆论关注，同时网络议程也会成为媒介议程并形成媒体报道的框架。因此，媒介事件中的冲突竞争性话语既可以用新闻框架来解读，也可以用社会运动框架来进行阐释，两种框架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第一，对新闻框架的研究仍然可以采用臧国仁的新闻框架三层次和坦卡德的框架指标来对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将媒介对社会运动事件构建出的新闻框架得以清晰、客观的展现，其中包括对大众媒体报道的新闻框架分析，也包括对抗争者运用的自媒体的内容分析。第二，引入社会运动框架概念分析社会运动过程中诊断性框构、预后性框构、促动性框构的形成过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框架建构过程中符号建构、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抗争者如何通过框架建构来实现自我身份、扩大认同并达到动员的目的。第三，可以用新闻框架理论来阐释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在框架建构过程中的议题互动过程，以此形成对媒介事件文本的量化分析，增强意义形成过程中的文本呈现度。
四、框架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与反思
在新媒体场域下，新闻框架的研究的路径需要被重新检视，在媒介事件中开展新闻框架与行动框架的知识融合，乃至在不同学科之间开展对话，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四个维度完善框架理论的研究。
首先，框架理论的概念应更为清晰，分类研究应更为精确。框架概念有时指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观点，有时指经验的组织方式，有时又被“固定”于现实中，“看上去任何东西只要能被组织或能被分辨，就能够被框架。”后来戈夫曼自己也承认对一些概念（如初始框架）的分析失之简单，这意味着，框架概念从一开始就有偏于宽泛的倾向。［49］潘忠党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框架分析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将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虽然有学者认为框架分析是个多范式、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课题，但并不能解决基本概念混乱的问题，而理论的混沌则与研究问题的杂乱直接相关。［50］由于框架理论定义和概念化上的模糊不清，使得“框架”在研究中的操作化与概念之间时常出现脱节。［51］对于框架分类的现有研究，刘涛将框架存在的范畴形态划分为定义框架、知识框架、情感框架和价值框架四种“元框架形态”［52］,为框架概念的细分提供了较新的视角。但是，正如潘忠党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框架有多种分类，并且这些分类体系各自都不完整，因为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分析框架的概念出发，以逻辑演绎法，分析在新闻和公共表达中的实践行动，并以此提出分类的层面与标准，因此无法显示不同框架途径或类别之间的理论关联。［53］框架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研究方法过于局限于媒体文本的定量描述层面，因为除去清晰的文本，研究者将很难从庞杂和抽象的概念中寻找到落脚点，因此，进一步厘清框架理论中的概念和类别，并赋予其操作化定义，应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其次，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框架研究与社会运动框架应相互取长补短。一方面，新闻框架研究应避免工具化和套路化倾向，表现在：多数研究先引用国外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模板，结合国内时事热点，将内容套进框架分析的模板，最后在选题、叙事方式、词语、归因等方面进行比较并指出框架的差异性，但是，对框架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话语符号等进行研究的却凤毛麟角。此类量化研究虽然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新闻框架的脉络，并增加了研究的客观性，但同时，也会导致研究者孤立地将新闻框架作为工具来分析，很少超越简单的描述［54］。这也不难解释，框架分析虽已成为传播学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但对框架分析的理论贡献甚微。而社会运动框架的研究现状则恰恰相反，多数社会抗争框架研究以思辨为主，更注重概念体系的借用，但鲜有对社会运动框架的量化分析。因此，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的研究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媒介融合时代背景下的媒介事件分析，既可以采用臧国仁的新闻框架三层次和坦卡德的框架指标来分析文本，同时也要借用社会运动框架概念体系来勾勒出抗争者借助自媒体建构意义、扩大认同的过程。
再次，不管是何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框架研究都不能偏离框架的原初意义即追求意义与认同。有批评者指出，戈夫曼的框架理论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历史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阐释等的信息，而是将互动僵化到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忽视了不同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多样性。［55］凯瑞（James W.Carey）指出，对于政治、理性、权力及社会变迁的回避，是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学者的共同特点，这种回避在戈夫曼那里也不例外。［56］目前学界对新闻框架、媒介事件中的行动框架的研究也确实存在这种问题：相当一部分新闻框架研究只停留在对报道内容的文本分析上，孤立地分析新闻框架的层次或指标，忽视了对意义的关注，有学者由此认为现有研究关注的“是框架而不是框架建构”。此外，有学者质疑社会运动框架理论具有静态化倾向，因为现有研究只注重社会运动中的精英组织者的框架建构活动，而忽视普通民众“解读图示”的作用。事实上，在自媒体动员越来越广泛的公共事件中，普通网民对框架的带有主观色彩的理解方式也会对事件产生重要影响。［57］
最后，应从动态系统的视角把不同学科的框架分析看作一个公共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考察不同框架的因果联系。在媒介事件中，既应该研究自媒体与大众媒体的议题互动过程，也应该研究议题互动结果导致的政府回应框架，而对政府回应文本和话语框架的研究恰恰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因为一个完整的公共事件既包括个体、集体的认知框架如何影响事件的解读，也涉及到参与者如何借助各种手段来凝练意义，扩大认同并争取媒体的支持，而媒体的报道框架又将影响政府的回应框架，各个部分的框架化过程都不能割裂开来，应看作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总之，以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为代表的不同学科领域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割裂，迫切需要开展多学科对话，将认知框架、新闻框架、行动框架、回应框架四个层次做到有机整合，以此拓展新闻框架研究的想象空间。正如斯蒂芬D.里斯（Stephen D.Reese）在《框架构建的设计：修正媒介研究的一种桥接模式》所言，框架构建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范式，而应该成为一座可以嫁接不同研究领域的桥梁，不管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是实证的还是解释的，各种研究都可以通过框架构建实现对话和交流，框架构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理论模式。［58］
注：
①［12］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②Matthes, J.，“What’s in a Frame? A Content Analysis of Media Framing Studies in the World’s Leading Communication Journals，1990-2005”,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86，No.2，2009.
③［50］［52］［54］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年第1期。
④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第9期。
⑤［14］Pan, Z., & Kosicki, G. M.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10, 1993, pp.55-75, pp.55-75.
⑥Bateson, G., 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I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55(1972),pp.177-193.
⑦⑧⑨⑩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 p.4, pp.6-8.
［11］转引自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19］刘强：《框架理论:概念、源流与方法探析——兼论我国框架理论研究的阙失》，《中国出版》2015年第8期。
［15］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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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御 风〕
The News Framework and Social Movement Framework:
The Integration and Dialogue of the Two Kind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Guo Xiaoan & Huo Feng
Abstract：The framework theory is most widely used in news and social movement field. But they have differences on the subject category, concept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events highlight the necessity of dialogue between news framework and social movement framework. From the point of media properties, selfmedia is a tool not only for propaganda, but also for action. It can apply to news frame theory research, also is suitable for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framework. News framework and social movement framework can learn and complement from each other. In addition, frame analysi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can be seen as different stages of a common event. The interaction of public's cognitive framework, news reports framework and the participants' action framework can lead to different government response framework. Such kind of interdisciplinary cross and fusion can undoubtedly expand imagination of frame theory research.
Key words：framing analysis；news framework；social movement framework；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