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视觉修辞强调对“视觉形式”的识别与分析，挖掘出潜藏于视觉本文“修辞结构”中的含蓄意指。视觉修辞的文本对象主要包括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和事件文本，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视觉修辞方法。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强调在视觉形式与构成的“语法”基础上把握视觉话语的生产机制。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关注空间的功能、意义与价值是如何在空间生产的视觉逻辑中体现和深化。事件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强调图像事件中视觉化的“凝缩符号”与“新闻聚像”的生产方式及其在传播场域中的流动结构与跨媒体叙事过程。
关键词 视觉语法；视觉修辞；修辞结构；图像事件；凝缩符号；新闻聚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9-0100-10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9.015
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州 440100
任何符号系统都存在一个修辞学的认识维度，视觉图像同样可以在修辞学意义上进行研究。①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关注图像的意义体系，而这最早要追溯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图像的修辞》中关于图像的“神话”分析。视觉修辞所关注的意义，其实就是巴特所说的图像二级符号系统的含蓄意指（connotation），即超越了图像一级符号系统的直接意指（denotation）的暗指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按照国际符号学权威期刊《符号学》（Semiotica）主编马塞尔·德尼西（Marcel Danesi）的观点，“视觉修辞的意义并不是存在于图像符号的表层指涉体系中，而是驻扎在图像符号深层的一个‘修辞结构’之中。”②视觉修辞之所以关注“修辞结构”，是因为它预设了一个潜在的假设——“修辞结构”意味着一个符码汇编系统，所谓的含蓄意指恰恰以某种“伪装”的编码形式存在于特定的结构之中，而且“伪装”行为依赖于特定的“语言”法则。其实，视觉符号的“修辞结构”并非一个抽象的事物，而是对应于隐喻、转喻、越位（catachresis）、反讽、寓言、象征等修辞性的意义装置。因此，视觉修辞方法强调对视觉文本的“修辞结构”进行解码处理，使得驻扎其中的那些被编码的暗指意义或无意识的文化符码能够显露出来，即通过对“视觉形式”的识别与分析，挖掘出潜藏于“修辞结构”中的含蓄意指。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视觉修辞分析的前提是确定修辞对象，即确定视觉话语构建与生产的文本形态。目前，视觉修辞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三本论文集：查理斯·希尔（Charles A.Hill）和玛格丽特·赫尔默斯（Marguerite Helmers）合编的《定义视觉修辞》，③卡洛琳·汉达（Carolyn Handa）主编的《数字时代的视觉修辞：一个批判性读本》，④以及莱斯特·奥尔森（Lester C.Olson）、卡拉·芬尼根（Cara A.Finnegan）和黛安·霍普（Diane S.Hope）合编的《视觉修辞：传播与美国文化读本》。⑤三本论文集关注的视觉修辞对象主要包括三种文本形态：第一是以广告、电影、摄影、漫画、纪录片、新闻图片等为代表的媒介文本；第二是以广场、超市、纪念堂、博物馆、庆祝仪式为代表的空间文本；第三是以公共议题建构与生产实践中的图像事件（image events）为代表的事件文本。
所谓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相应地，视觉修辞方法主要体现为面向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的修辞分析。如果说媒介问题创设了一个观看结构（structure of seeing），空间文本则提供了一个体验结构（structure of experience），而事件文本则形成了一个参与结构（structure of engagement）。由于视觉文本与受众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结构，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视觉修辞方法，也即视觉修辞方法在传播研究中的不同应用维度。本文主要基于学术史的方法论考察，分别梳理和提炼视觉修辞的操作方法与分析模型，以此接近视觉修辞结构中观看的“语法”问题。
一、视觉语法与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将视觉图像的意义问题置于一定的“观看结构”中予以审视。尽管说照片展示的是一个形象的世界，但“照片乃是一则空间与时间的切片”，也就是“将经验本身转变为一种观看方式”。⑥显然，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摄影不仅揭示了观看的哲学，还揭示了观看的语法，而后者恰恰指向视觉构成基础上的图像意义系统。视觉图像究竟有没有类似于语言文本那样的“语法”，这一问题虽然备受争议，但并没有影响学界对视觉语法（visual grammar）的探索步伐。1996年，甘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西奥·凡-勒文（Theo van Leeuwen）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解读图像：视觉设计的语法》，正式将视觉语法问题上升到一个理论维度，同时也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⑦基于克雷斯和凡-勒文以及诸多学者的前期探索，索亚·福兹（Sonja K.Foss）将视觉语法上升为视觉修辞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问题。⑧
视觉语法不仅是视觉修辞研究需要回应的图像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与构成问题，同时也是探讨视觉结构的一个方法问题。依据迈克尔·哈利德（Michael Halliday）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⑨克雷斯和凡-勒文将视觉符号的意义系统同样划分为三种对应的类型——认知呈现的表征意义（representation）、人际交流的互动意义（interaction）和视觉布局的构图意义（composition），同时提出了每一种意义系统对应的视觉语法分析方法与过程，而这套分析系统也奠定了多模态修辞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基础。
克雷斯和凡-勒文提到的三种图像意义分别对应于三种视觉语法系统，可以借助一定的操作方法分别接近图像意义生产的“语法”问题。第一，表征意义主要反映图像文本中的元素结构和叙事关系。表征结构可以通过图像的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s）和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来把握。⑩叙述结构分析包括动作过程（action process）、反应过程（reactional process）、言语与大脑过程（speech process and mental process）、转换过程（conversion process）、几何符号使用过程（geometrical symbolism）和情景（circumstances）的视觉分析类；概念结构包括分类过程（classificatory）、分析过程（analytical）和象征过程（symbolical）三个维度的视觉分析。［11］第二，互动意义旨在揭示图像提供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认知态度，可以通过接触（contact）、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态度（attitude）三种视觉语法手段来实现。［12］接触强调借助视觉观看而建立一种互动关系，而图像究竟是作为索取（demand）还是提供（offer）而“出场”便意味着不同的观看结构与视觉关系。社会距离反映的是再现主体与观看主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同的景别（特写、近景、中景、远景）能够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距离，相应地也会形成亲密的（intimate/personal）、社会的（social）、疏远的（impersonal）三种不同的社会距离。态度反映的是图像认知中的信息形态和情绪问题，其中图像的行动取向（action orientation）和知识取向（knowledge orientation）反映的是客观态度，而视角（perspective）、水平角度、垂直角度反映的是主观态度。比如前视表示参与（involvement），斜视表示疏远（detachment），仰视反映出再现主体的权力（representation power），而俯视则体现观看者的权力（viewer power），平视则表现出平等与对话（equality）。第三，构图意义可以由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salience）和框架（framing）三个内在关联的图像语法手段来实现。［13］就信息值而言，图像的左-右、上-下和中心-边缘所代表的信息价值是不同的，如左边元素是已知信息，而右边元素则是新信息，因而具有更高的信息值。就显著性而言，类似于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到的“刺点”（PUNCTUM），图像中的某些位置的视觉元素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其意义增长也更快，具有打开“画外空间”和“视觉想象”的穿透力。［14］显著度可以通过重复、大小、透视、对比等修辞手段来体现。就框架而言，图像中的不同的线条或框选手法能够揭示元素之间的分离性或融合性。
可见，视觉语法分析旨在探索视觉文本的元素构成与编码原理。在操作方法上，诸多学者对图像符号的构成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认识方法。福兹认为，视觉形式分析的前提是对视觉元素的分类与编码，借助一定的集合思维来接近图像元素的内部构成法则。褔兹给出的分析路径是“颜色集合、空间集合、结构集合和矢量集合等视觉元素的规律探讨”。［15］玛蒂娜·乔丽（Martine Joly）认为，视觉形式分析其实就是图像的“自然性”分析，也就是视觉成分分析，具体包括形式、颜色、组成、画面品质（texture）。［16］罗兰·巴特的学生雅克·都兰德（Jacques Durand）针对广告图像的构成语法，将视觉元素区分为产品、人物和形式（form），然后从传统的修辞格中寻找图像分析的“视觉等价物”（visual equivalents），以此分析广告图像中三种元素（产品、人物、形式）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意义生产机制。［17］
不同于符号学的分析过程，修辞学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修辞效果的关注。［18］褔兹提出了以修辞效果为“问题导向”的视觉修辞方法。具体来说，这一分析模型包括三个操作步骤：第一，将图像置于特定的传播结构中，立足于图像本身的各种物理数据和特征，识别和确认图像的“功能”（function），也就是图像发挥作用的原始意图。尽管说图像的“功能”阐释并不是唯一的，但修辞批评家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物理数据与图像功能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探寻图像文本中支撑这一“功能”的图像学“证据”，也就是从图像的主体、媒介、材料、形式、颜色、组织排列、制作工艺、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进行监视，评估不同的“证据”维度对图像“功能”的作用方式和贡献程度。第三，立足于图像的原始意图，判断图像“功能”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比如图像符号体系是否符合既定的伦理道德，受众是否因为图像接受而获得更大的赋权等。［19］
必须承认，褔兹的分析模型虽然对于修辞效果给予了足够关照，但却将视觉符号“悬置”于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之外，因而未能建立其从视觉语法到视觉话语之间的修辞关联。而视觉修辞要回应意识形态问题或后现代主义问题，则需要在传统的修辞批评基础上发展视觉修辞批评（visual rhetorical criticism）及其操作方法。乔纳·赖斯（Jonah Rice）提出了面向视觉产品的后现代修辞批评模型——平衡视觉模型（omnaphistic visual schema）。平衡视觉模型包含两个层面的感知——内容（content）和形式（form）。如何对图像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感知，赖斯并不赞同褔兹的演绎推理，而是借鉴了皮尔斯逻辑学中提出的一种推理方式——溯因推理（abduction）。［20］赖斯认为溯因推理先于任何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它开始于先于任何事情的“视觉观察”，并且作为一种认识的起源而存在，能够提供一个“连接大脑与事物的可能先前存在的逻辑”的洞见。［21］桑德拉·莫里亚蒂（Sandra E.Moriarty）将溯因推理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并将其发展为视觉解释的一种新理论。［22］
究竟如何来阐释后现代视觉修辞产品呢？赖斯给出了四个分析指标：第一是对立元素（oppositional elements），包括“冲突性风格、类属错位、并置、悖论、讽刺、对比性修饰以及其他表示对立的观念”；第二是同构元素（co-constructed elements），主要解释文本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包括“多义性、贴近真实世界、超真实、模拟、作品与观众的互动、参与、开放系统、眼神交汇、融合、观众与被观看之物的交互、拒绝宏大叙事等”；第三是“语境元素”（contextual elements），主要解释文本与语境是如何通过各种可能性产生关联的；第四是意识形态元素（ideological elements），主要强调后现代的视觉产品是如何“政治化、人性化、去理性、反科技、反客观化、消解伦理”的。［23］显然，视觉修辞分析一方面需要识别图像文本中的对立元素、同构元素、语境元素和意识形态元素，另一方面需要分析对立元素、同构元素、语境元素和意识形态元素分别对应的内容、形式以及各种视觉经验的融合情况。
显然，面对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分析，主要思路是在图像的形式与构成维度上发现“含蓄意指”的意义系统。其实，视觉话语分析并没有标准的分析范式，具体的研究方法还需要回到具体的问题情境，其目的就是实现“修辞结构”与“含蓄意指”之间的阐释逻辑。沿着这一基本的分析思路，笔者在视觉修辞方法上提出了以下分析模型：从“意指概念”（ideographs）、“语境”（context）、“隐喻”（metaphor）、“意象”（image）和“接合”（articulation）五个修辞视角来把握环境传播的视觉话语结构；［24］从“数据修辞”“关系修辞”“时间修辞”“空间修辞”和“交互修辞”五个修辞维度来接近数据新闻的视觉话语结构。［25］
二、空间结构与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
视觉修辞所关注的文本形态不单单体现为漫画、广告、新闻图片等图像文本，而且逐渐拓展到许多空间文本层面，成为我们理解空间结构、功能与生产逻辑的重要的认识方式。具体来说，广场、会展、博物馆、纪念堂、游乐园、世博会等空间文本的设计和与构造，首先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个体验式的、沉浸式的视觉景观，其对应的不仅是空间生产问题，还是身体体验结构中的视觉修辞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思潮中，不同的空间思想虽然在对待空间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都强调空间的生产过程与社会内涵。［26］既然空间是被生产的视觉景观，而且往往携带着非常复杂的劝服欲望和修辞目的，于是便引申出学界普遍关注的面向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命题。
将空间作为视觉修辞的对象，存在一个普遍而严谨的学理渊源。如果说传统修辞学的关注对象是语言文本，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则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推向了一个更大的符号实践（symbolic action），修辞学开始关注符号沟通实践中的一切物质对象。由此，视觉修辞的研究范畴已经不再局限于“修辞图像志”（rhetorical iconography）和“修辞图像学”（rhetorical iconology），而是尝试回应现实空间中的诸多视觉对象和视觉物体，由此推进了视觉修辞研究的“实物修辞”（material rhetoric）转向。［27］比如，莉斯·罗恩（Liz Rohan）的视觉修辞对象是一个母亲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制作的一条棉被。这条棉被携带着19世纪的宗教仪式元素，但后来作为各种图像符号进入公共空间，由此重构了人们在空间实践中的文化记忆。［28］在“实物修辞”的视觉分析框架中，物质对象往往被置于一定的空间结构中，或者说在空间的“存在之维”上获得意义阐释的基本“语境”，甚至空间本身也成为修辞分析与修辞批评的文本对象。于是，针对广场、博物馆、纪念堂、游乐园、世博会等公共空间的视觉修辞研究逐渐浮出水面，极大地拓展了视觉修辞研究的文本范畴。除了静态的空间研究，视觉修辞关注的空间文本进一步延伸到展会、庆典、仪式等更大的公共空间范畴。［29］
如果空间在视觉意义上编织着某种话语问题，那从修辞学的方法视角考察视觉话语的建构过程与逻辑，实际上推开的是一个视觉修辞研究命题。作为一种空间化的叙事文本，博物馆一直都是视觉修辞研究的重要文本形态。在博物馆的视觉修辞结构中，空间中的视觉设计与图景往往与特定的空间使命系在一起，即通过集体记忆的制造来完成既定的国家认同。而集体记忆研究存在一个修辞维度（rhetorical dimension），［30］即集体记忆往往体现为一个修辞建构与争夺的产物。大平原印第安人博物馆（The Plains Indian Museum）讲述了美国西进运动中美国白人与原著印第安人之间的故事和记忆。博物馆的视觉修辞目的就是对西进运动的美化处理，通过制造“忘记”来生产“记忆”，具体体现为挪用了一定的“敬畏修辞”（rhetoric of reverence）表征策略，使得身处其中的游客往往携带着一种敬畏式的美学目光来关照这段历史，其中的杀戮与死亡被悄无声息地推向了认知的黑暗区域。［31］同样，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并非在普泛的人性与伦理维度上讲述大屠杀故事，其视觉话语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完整的美国叙事（Americanizing the Holocaust），各种视觉材料的有意选择和使用，最终在空间体验上打造了一种通往美国神话的“朝圣之旅”。［32］
如何在视觉修辞的操作方法上研究空间文本，围绕美国越战纪念堂（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的系列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通往空间文本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与批评路径。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堂被认为是一个灵魂深处的没有硝烟的“战场”，［33］诸多传播学者从视觉修辞维度上探讨其中的意义生产机制。皮特·艾伦豪斯（Peter Ehrenhaus）指出，传播实践中的“沉默”（silence）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话语，而越战纪念堂则抛弃了其他纪念堂惯用的政治宣讲，通过选择一些代表性的私人信件和个人回忆，甚至用逝者的名字作为纪念碑的视觉景观，从而在空间生产的视觉意义上“将沉默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34］福兹通过分析空间结构中的视觉景观，发现越战纪念堂拒绝公共艺术（public art）中的传统展演策略，而是借助一定的视觉材料制造歧义（ambiguity），并认为这种“言而不语”的图像话语反倒传递了一种极具劝服性的修辞力量。［35］洛拉·卡尼（Lora S.Carney）将越战纪念堂的视觉修辞机制概括为一种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具体来说，纪念堂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葬礼仪式或纪念修辞形式，而是制造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沉默的意义空间，其目的就是希望公众沉浸其中而发掘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意义。其实，纪念堂虽然放弃了直接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内容，但这种特殊的空白与沉默（understatement），反倒悄无声息地激活了人们的政治想象空间。这里的视觉修辞过程实际上是在隐喻维度上实现的，具体视觉隐喻策略体现为，转向依赖视觉意义上的意义留白（meiosis）、制造歧义（ambiguity）、期待落差（reversals of expectation）和自反认知（self-reflection）等修辞方式。［36］纵观越战纪念堂的空间修辞逻辑，视觉修辞的基本理念就是对视觉材料的“去政治化”表征，但在一个“身体在场”的体验结构中，纪念堂刻意营造的“沉默”与“留白”则打通了人们的视觉联想空间，尤其是在伦理意义上完成爱国话语的视觉生产与认同。
当我们将公共空间视为一个生产性文本，空间修辞则体现为一个深刻的话语问题。今天，公共空间中的“视觉问题”承载了太多关于空间的认知与想象，也携带了太多超越美学意义的话语使命。因此，探究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是考察空间的“功能”是如何在视觉维度上存在并发生作用的？只有将空间置于特定的评估体系中，我们才可以相对清晰地把握空间的“功能”，如此才能考察视觉意义上的空间想象力。公共空间的评估体系可以从以下六个维度切入：第一是公共空间的美学性，因为视觉的修辞性往往建立在美学性基础之上；［37］第二是公共空间的带入性，即实用意义上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对接性；第三是公共空间的沉浸性，即空间能否提供一种完整的在场体验；第四是公共空间的包容性，即空间能否促进城市或文化的包容性发展；第五是空间的对话性，即可沟通性，强调空间能否促进不同主体、不同阶层、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第六是辐射性，即空间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以及空间话语对日常生活逻辑的影响。
基于以上公共空间评估的六个维度，视觉修辞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探讨不同维度上的视觉话语生产状况，即空间是如何在视觉意义上体现并深化“六大功能”？“六大功能”可以进一步提炼为空间的性质与意义、空间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定位、空间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内涵。鉴于此，为了揭示空间在视觉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和“发生逻辑”，我们将空间文本研究的视觉修辞方法概括如下：第一是探讨空间内部元素的视觉构成、要素选择、结构布局、设计理念、视觉风格如何体现并深化空间的性质与意义；第二是探讨空间与空间的关系逻辑和组合方式如何体现并深化空间本身的生产逻辑与价值定位；第三是探讨空间与主体的互动方式与参与结构如何体现并深化空间的社会意义与人文内涵。
其实，沿着视觉修辞方法探讨空间文本的意义机制，往往离不开对具体的视觉修辞问题或理论的思考。换言之，任何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研究，其实在学理意义上回应的是不同的视觉修辞问题，所谓的视觉修辞方法不过是特定视觉修辞理论统摄下的研究方法。因此，视觉修辞意义上的空间文本研究，首先需要结合空间的功能与定位，确定其意义生产所对应的视觉修辞问题，进而在特定的问题逻辑和理论脉络中开展空间文本研究。格雷格·迪金森（Greg Dickinson）和凯西·莫夫（Casey M.Maugh）对美国著名的野燕麦超市（Wild Oats Market）的视觉修辞分析，在方法论维度上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范本。野燕麦超市的深层消费逻辑是对某种后现代消费体验的生产，而这种消费体验建立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的后现代空间生产逻辑基础之上。迪金森和莫夫立足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dialogism），揭示了空间生产所对应的一个深刻的视觉修辞问题——语图互文理论。具体来说，图像元素和语言文字元素沿着两个不同的认同建构维度平行展开，图像元素致力于地域感（Sense of“Locality”）的认同建构，而语言元素致力于全球属性（Global Nature）的认同建构，两种叙事元素之间并不存在统摄、服从或支配关系，而是沿着两个独立的叙事路线分立前进，从而形成了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对话主义结构。［38］正是源于图像元素和语言元素之间的对话主义叙事关系的生产，野燕麦超市的空间实践在视觉修辞意义上生产了三个文化主题——“后现代性的异质与自我、超市内部的区域化体验、消费共同体的生产”。［39］由此可见，野燕麦超市的空间话语生产，同样体现为空间意义上的视觉话语建构过程，而空间分析的方法论则追溯到视觉修辞理论体系中的语图互文问题。
三、新闻聚像与事件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
图像事件就是由图像符号所驱动并建构的公共事件，即图像处于事件结构的中心位置，而且扮演了社会动员与话语生产的主导性功能。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关注公共事件中沉淀下来的特殊的象征符号，认为它们具有形成符号事件（symbolic event）的能力，即激起人们对于某些事件或情景的强烈情绪、记忆和焦虑。［40］当这种象征符号主要表现为图像，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图像事件。
图像符号之所以获得了建构公共议题的修辞能力，是因为图像符号具有独特的视觉构成与情感力量，因而被卷入到一种冲突性的多元话语争夺旋涡中，不同的话语都尝试在图像符号上建构自己的意义体系，编织自身话语的合法性，其结果就是在图像意义上创设了一个“政治得以发生的语境”，即图像的符号实践“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41］凯文·迪卢卡（Kevin M.Deluca）在《图像政治：环境激进主义的新修辞》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环保主义者的社会动员策略就是制造图像事件，也就是通过特定的图像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来促进建构社会争议与公共话语，进而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发起一场指向新社会运动的“图像政治”（image politics）。［42］在视觉文化时代，图像逐渐取代语言文字而成为社会争议（social arguments）建构的中心元素，图像事件已经不可阻挡地成为当前公共事件的主要形态，同时也是视觉修辞研究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研究领域。［43］
我们不妨借助多丽丝·格雷伯提出的凝缩符号（condensation symbol）这一概念进一步把握图像事件的生成机制和分析框架。格雷伯在《语言行为与政治》指出，公共议题的构造往往依赖于特定的符号生产实践，有些符号永恒地定格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关于这一事件的主体认知。格雷伯将那些永恒定格的符号瞬间称为凝缩符号，并将其上升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事件分析概念。正是因为凝缩符号的“出场”，公共议题最终成为一个事件。凝缩符号既可以是一些特定的概念术语、人物或词语，也可以是典型的图像符号，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公众按照其预设的价值立场而形成相应的认知话语。［44］在后来的研究中，格雷伯提出了凝缩符号的“图像转向”问题，即当前媒介事件中的凝缩符号主要体现为图像符号，其标志性符号结果就是图像事件。［45］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研究发现，环境传播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视觉化的凝缩符号的制造并挪用，进而在视觉图像意义上完成环境议题的话语建构以及深层的社会动员过程。［46］在气候变化的视觉动员体系中，站在即将融化的冰面上的北极熊图像就是一个典型的凝缩符号，它被广泛应用于图书、电影、明信片等媒介系统中，其功能就是激活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层焦虑。
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和雷吉娜·劳伦斯（Regina G.Lawrence）提出的新闻聚像（news icons）分析范式，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图像事件中的图像流动过程与修辞逻辑。新闻事件中往往存在一个“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它一般以特定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成为我们关于整个事件认知的凝缩与象征。［47］换言之，历史深处的某个媒介符号，往往进入后续相关报道的叙事体系，从而影响并塑造了后续报道的媒介框架和文化主题，而这种特殊的媒介符号就是新闻聚像。班尼特和劳伦斯对新闻聚像给出如下定义：“所谓新闻聚像，主要指新闻事件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凝缩图像（condensational image），它往往能够唤起人们某种原始的文化主题（cultural themes），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理论上的探索潜力、矛盾与张力。”［48］新闻聚像既可以是一个标志性的新闻事件，也可以是新闻事件中某个标志性的符号形态，如图像、任务、意指术语等。珍妮·基青格（Jenny Kitzinger）将历史上那些标志性的新闻事件称为“媒介模板”（media templates），认为“新闻模板”往往被挪用到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并且影响了当下新闻的报道框架。［49］显然，基青格所说的“新闻模板”，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新闻聚像形态。
新闻聚像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也就是从“过往”进入“当下”，从而成为一个跨媒介的叙事符号。在图像事件中，往往都驻扎着一个视觉化的新闻聚像，考察新闻聚像的流动轨迹，一定意义上可以勾勒出视觉修辞的实践逻辑与结构。“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经过艰难的战争，最终将美国国旗插在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Iwo Jima）山峰上，这一瞬间被随军记者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的摄影镜头抓取。随后，这张《硫磺岛旗帜》很快成为承载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符号，最终在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中被反复挪用和阐释，成为雕塑、绘画、电影、纪录片、图书、明信片等大众媒介场域中的符号原型。［50］显然，图像符号《硫磺岛旗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新闻聚像，因为它不仅凝缩了硫磺岛战役的视觉印迹，也凝缩了美国精神的视觉意象，因而成为一个流动于不同媒介系统的新闻聚像。
班尼特和劳伦斯虽然没有就新闻聚像的研究方法进行特别强调，但他有关新闻聚像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的理论论述无疑提供了一个探究视觉修辞的分析结构。具体来说，班尼特和劳伦斯将新闻聚像的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图像符号作为事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符号形式“出场”，然后进入大众媒体的再生产过程，最终跨越新闻的边界而进入到评论、艺术、电影、电视剧、脱口秀以及流行文化的其他领域；第二阶段，经过大众媒介的再生产，这一图像便承载了一定的公共想象力（public imagination），携带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主题。不同的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对这一图像符号的征用，以此完成特定的公共议题的激活与建构。图像符号由此获得了普遍的公共属性，具有建构公共议题的视觉力量；第三阶段，图像符号逐渐从其原始的事件语境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象征符号。当与其有关的其他新闻事件发生时，这一图像符号一般被策略性地选择和使用，并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符号进入当下的新闻语境，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当下新闻的报道框架。［51］
显然，面向图像事件的视觉修辞分析，并不是将图像文本“悬置”下来进行静态分析，而是强调将其置于一定的实践和过程语境中，进而探讨作为修辞实践的图像事件的发生机制和意义过程。劳里·格里斯（Laurie E.Gries）提出了视觉修辞研究的一种新的数字化研究方法——图像追踪法（iconographic tracking）。格里斯立足于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研究取向，强调图像追踪法“尝试在经验维度上测量图像是如何流动（flow）、转化（transform）和影响（contribute）公共生活”，在具体的测量方式上强调借助数据化的图像追踪方法“找到图像在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多重改变并确认其在与各种实体相遇后所产生的复杂后果”。［52］格里斯认为，在经验意义上揭示符号的流动轨迹，也就等同于发现了图形符号的“修辞生命历程”（rhetorical life span）。
就具体操作方法而言，图像追踪法采取传统的定性研究与数字研究路径相结合的方式，在时间维度上探讨图像事件中图像符号的生命周期与流动实践，进而揭示这种“符号历险”是如何修辞性地构成现实世界的生存条件。为了在经验意义上揭示图像追踪法的操作过程，格里斯选择了艺术家谢帕德·费尔雷（ShepardFairey）创作的一幅极具争议的图片——《奥巴马希望》（ObamaHope），通过图像追踪法探讨了这张图像在奥巴马竞选前后的五年间的“图像变化轨迹”和“修辞生命历程”。具体来说，图像追踪法分为两个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三个步骤：一是数据收集，围绕某一特定的视觉议题，使用具有图像搜索能力的搜索引擎（SearchCube或TinEye）尽可能多地搜集大数据图像资源；二是数据挖掘，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挑选以确定其中的模式、趋势以及关系，并借助特定的计算机分析软件（Zotero）和可视化工具（GoogleMaps）进行图像数据分类、文件夹建立并以关键术语或标签命名；三是数据汇编，对于数据挖掘阶段确认的图像符号的每一次视觉改变与符号转换，使用新的术语再次搜索并进行多次汇编。第二个阶段主要基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等图像社会学相关理论，通过质化方式对图像的构成（composition）、生产（production）、转变（transformation）、发布（distribution）、传播（circulation）五大物质性过程进行研究。可见，格里斯关于图像事件研究的图像追踪法，既是对班德和威尔伯瑞的修辞观——“修辞作为人类存在与行动的普遍条件”［53］的新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经验性回应，也是在时间坐标上考察图像事件演化过程的一种视觉修辞方法。
概括来说，图像事件的视觉修辞不仅体现为图像符号本身的修辞，同样体现为作为符号事件的一种实践话语修辞，格雷伯的“凝缩符号”、基青格的“新闻模板”、班尼特和劳伦斯的“新闻聚像”从不同的理论维度上提供了一个视觉修辞研究的分析范式，格里斯的图像追踪法则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把握图像事件本文的视觉修辞方法：第一是识别和确认图像事件中的凝缩符号。在图像事件中，究竟哪些图像扮演着凝缩符号的功能，这便需要借助大数据的方式来寻找并确认那个象征“决定性瞬间”的视觉符号。一般来说，凝缩符号具有某种强大的情感动员或争议制造功能，可以借助数据挖掘等方式进行确认，即那些转发量和讨论量最多的图像符号，往往便是图像事件中的凝缩符号；第二是探讨凝缩符号的生命周期和跨媒介流动过程。班尼特和劳伦斯关于新闻聚像的生命周期的“三阶段说”以及格里斯提出的图像追踪法都旨在回应图像事件中视觉符号的流动机制与过程。作为新闻聚像的“凝缩图像”是如何被生产的，如何进入传播场域，如何建构了公共议题，如何实现跨媒介叙事，以及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下议题的媒介框架和社会认知？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考察视觉修辞实践的基本分析路径和操作过程。
注：
①Foss, S. K. (1986). Ambiguity as persuas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4, 326-340.
②Danesi, D. (2017). Visual rhetoric and semiotic.Communication.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online), para.1.
③Hill, C. A. &Helmers, M. (2004).Defining visual rhetori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④Handa, C. (2004). Visual rhetoric in a digital world: A critical sourcebook.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⑤Olson, L. C., Finnegan, C. A., & Hope, D. S. (2008). Visual rhetoric: A reader in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⑥【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艾红华、毛建雄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
⑦Kress, G. & van Leeuven T. (199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⑧Foss, S. K. (2005).Theory of visual rhetoric. In K. Smith, Sandra Moriarty, Gretchen Barbatsis, and Keith Kenney (Eds.).Handbook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ethods, and media. Mahwah, NJ: Erlbaum, pp.141-152.
⑨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London: Arnold, p.183.
⑩［11］［12］［13］Kress, G. & van Leeuven T. (2006).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p.59, p.74, p.149, p.177.
［14］【法】罗兰·巴特：《明室》，赵克非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15］Foss, S. K. (2004).Framing the study of visual rhetoric: Toward a transforma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 In Charles A. 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 (Ed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 (pp. 303-314).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308
［16］【法】玛蒂娜·乔丽：《图像分析》，怀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6页。
［17］Durand, J. (1987). Rhetorical figures in the advertising image. Marketing and semiotic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igns for sale. In Umiker-Sebeok, J. (Ed.). Marketing and semiotic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igns for sale(Vol. 77). London: Walter de Gruyter pp.295-318.
［18］Berger, A. A. (1991).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rev.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p.27.
［19］Foss, S. K. (1994).A rhetorical schema for the evaluation of visual imagery. Communication Studies. 45(3-4), 213-224.
［20］不同于传统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皮尔斯认为溯因推理是新知识生产的唯一逻辑运作方式，强调从事实的集合中推导出最合适的解释的推理过程。
［21］Rice, J. (2004). A critical review of visual rhetoric in a postmodern age: complementing, extending, and presenting new idea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4(1-2), 63-74, p.68.
［22］Moriarty, S. E. (1996). Abduction: A theory of visual interpret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 6(2), 167-187.
［23］Rice, J. (2004). A critical review of visual rhetoric in a postmodern age: complementing, extending, and presenting new idea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4(1-2), 63-74.
［24］刘涛：《新社会运动与气候传播的修辞学理论探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
［25］刘涛：《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
［26］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27］Olson, L. C. (2007). Intellectual and conceptual resources for visual rhetoric: A re-examination of scholarship since 1950. The Review of Communication,7(1), 1-20, p.6.
［28］Rohan, L. (2004). I remember mamma: Material rhetoric, mnemonic activity, and one woman’s turn-of-the-twentieth-century quilt. Rhetoric Review, 23(4), 368-387.
［29］Haskins, E. V. (2003). “Put Your Stamp on History”: The USPS Commemorative Program Celebrate the Century and Postmodern Collective Mem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9(1), 1-18.
［30］Boyer, P. (1995). Exotic resonances: Hiroshima in American memory. Diplomatic History, 19(2), 297-318.
［31］Dickinson, G., Ott, B. L., & Aoki, E. (2006). Space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Reverent Eye/I at the Plains Indian Museum.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3(1), 27-47.
［32］Hasian, Jr, M. (2004).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final solution”: A rhetorical pilgrimage through the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1(1), 64-92.
［33］Palmer, L. (1987). Shrapnel in the heart: Letters and remembrances from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34］Ehrenhaus, P. (1988). Silence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41-57.
［35］Foss, S. K. (1986). Ambiguity as persuasion: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4, 326-340.
［36］Carney, L. S. (1993). Not telling us what to think: Th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Metaphor and Symbol, 8(3), 211-219.
［37］Peterson, V. V. (2001). 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visual elements: An alternative to Foss’s schema. South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7(1), 19-32.
［38］Dickinson, G., &Maugh, C. M. (2004). Placing visual rhetoric: Finding material comfort in Wild Oats Market. In Charles A. 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 (Ed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p. 303-314.
［39］Borrowman, S. (2005)..Defining visual rhetorics (Book review). Composition Studies, 33(2): 121-125, p. 122.
［40］Edelman, M. (1964).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6.
［41］DeLuca, K. M., & Demo, A. T. (2000).Imaging nature: Watkins, Yosemite, and the birth of environmentalism.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7(3), 241-260, p.242.
［42］Deluca. K. M. (1999).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NJ.: The Guilford Press, p.45.
［43］Delicath, J. W., & Deluca, K. M. (2003). Image Events, the public sphere,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 The cas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groups. Argumentation, 17(3), 315-333.
［44］Graber, D. A. (1976).Verbal behavior and politic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289.
［45］Graber, D. A. (1988).Processing the news: 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 New York: Longman Inc, p.174.
［46］Cox, R. (2010).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2nd edition).London: Sage, p.67.
［47］Moeller, S. (1989).Shooting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p.15.
［48］Bennett, W. L., & Lawrence, R. G. (1995).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3), 20-39, p.22.
［49］Kitzinger, J. (2000). Media templates: patterns of association and the (r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over tim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1), 61-84.
［50］Hariman, R., &Lucaites, J. L. (2002). Performing civic identity: The iconic photograph of the flag raising on Iwo Jima.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88(4), 363-392.
［51］Bennett, W. L., & Lawrence, R. G. (1995).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3), 20-39, p.26.
［52］Gries, L. E. (2013). Iconographic tracking: A digital research method for visual rhetoric and circulation studies.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30(4), 332-348, p.337.
［53］Bender, J. B., &Wellbery, D. E. (1990).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38.
〔责任编辑：御 风〕
Media, Space, and Event: The “Grammar”
of Seeing and Visual Rhetoric Methodology
Liu Tao
Abstract: The visual rhetoric refers to the practice and approach aimed for persuasion,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hich emphasis on the visualized media text, space text and event text as the rhetorical objects and are realized through a strategic use of visuals, and a strategic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of visual discourse. As a research approach, the visual rhetoric stress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visual forms”, and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underlying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 objects of visual rhetoric involve media text, space text and event text, which are visually presented. The visual rhetoric approach to media text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visual discourse based on examining the visual “grammar”. The visual rhetoric approach to space text involves looking into how the function, meaning and value of space reflect and represent visually from th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 visual rhetoric approach to event text underlin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condensation symbol” and “news icons” are produced in image events, and their flow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crossmedia narrative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visual grammar; visual rhetoric; rhetorical structure; image event; condensation symbol; news icons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