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发展的价值不涉与价值关联

摘  要  长期以来，发展在现有的哲学定义下，存在着理解因人而异这个大问题，致使如今人们在热衷社会发展的背后，盲目性频现。为了破解由此而产生的“认同难题”，本文第一部分基于自然发展和有关系统自组织的复杂性科学前沿，就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评判做了较深入的探讨，论证了演化、进化、序的提高、活序这四要素，它们在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的递推关系。本文第二部分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社会发展的价值关联性，更深入地探讨了引领人类精神与行动的价值原则。对中国来说，其核心是“为人民”的国家干预理念。

关键词  社会发展；价值不涉；价值关联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09-0036-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09.006

作者简介  张彦，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  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大千世界，有两种发展：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发展的价值不涉与价值关联，此议题是就社会发展而提出的。关于自然发展，无论就宇宙、太阳系、地球，还是就人类，向上之时间箭头都是客观的，与人的立场、取向、诉求、爱恨情仇无关。但社会发展就不同了。虽然社会发展同样少不了要用进化——“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来定义，但在现实层面上，如果我们要追问什么是“由低级到高级”，就会发现，尽管现在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有人奔着“金山银山”，有人则奔着“绿水青山”。众口一语，可什么是好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应该指出，关于“发展”的讨论，只有涵盖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两者才能说是完整的，而且说到底后者才是如今人们关注的重点所在。当今中国，在人们的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一个概念莫过于发展二字。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类事务，我们对发展的讨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自然发展是价值不涉的发展，所以认识它的理论难度相对较小。社会发展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人的立场、取向、诉求和爱恨情仇，即必须要加入对价值关联的考量，这样一来，“认同难题”就出现了。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哲学教科书中对发展的定义，最精炼地讲，含有“演化”和“进化”这两个要素。恩格斯曾一再用“演化”来论证“发展”，以此来破解和匡正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可演化却不足以被用来定义发展。因为否定演化固然意味着否定发展，但演化不过表示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它既包括向上的演化——进化，也包括向下的演化——退化，它们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演化作为发展的前提虽不可少，可用它来定义发展却明显存在有失严谨之处。

进化作为演化的后承概念，它特指演化的向上部分，即“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毫无疑问，哲学要能严谨地定义发展，我们不能不将“进化”和表征时间箭头相反的演化的另一后承概念——“退化”加以根本性区分。因为，对人类而言，发展是精心建立起来的组织，是信心与奋斗的结合体。无论在中国梦还是美国梦还是世界梦中，发展都是与自由、解放、进步、美好这些字眼相勾连，都是饱含着“向上”、“向好”、“向前”的鲜明取向。“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中的发展也是一个对演化有鲜明的上升性、前进性取向的概念。所以，当发展在人类活动领域被广泛用来表征我们努力为之奋斗要实现的目标时，对它的概念厘清，哲学必须进一步着眼于“进化”。

然而，正是“进化”这一要素引出了本文对发展所要讨论的“认同难题”。所谓“认同难题”是指我们由于认识“演化”充分而把握“进化”不足而在评判社会发展时所遭致的哲学贫困。换言之，哲学长期以来基于“进化”给“发展”所下的定义虽正确但却不到位，因为当人们面对社会发展时会碰到对其理解出现因价值判断而异的情况。对此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或等闲视之。我们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却屡遭困境、屡陷误区，这绝非是有谁不想发展所致，而实多是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向上”、什么是“由低级到高级”说不清道不明而引起的。现在发展无人不说无人不谈，但进化本质、进化条件、进化路径等等却仍然笼罩在认识的迷雾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对社会发展在其哲学内涵上碰到的“认同难题”予以克服，否则各行其是以及南辕北辙都是难以避免的。

二、社会发展的客观性

对社会发展，价值关联性虽然使我们在理解“发展”时碰到了“认同难题”，但就社会发展必定是价值关联的发展这一命题本身来说，却是不会有什么人有理由加以否定的。就是哈耶克提出自发秩序理论，认为应该把社会发展当作自然发展来看待，他也不否认社会发展免不了要受心智的作用，只不过这一作用实在无关紧要而已。现在要解决“认同难题”，首先要深究的倒是以下有关价值不涉的两个议题：评判社会发展，有没有与人的价值判断无关的客观性？如果有，这个客观性又是什么？

社会发展有没有价值不涉的一面对我们能不能破解“认同难题”关系极大。因为如果社会发展以其价值关联而完全不同于自然发展，那么对社会发展，什么是“好”、什么是“向上”、什么是“由低级到高级”便注定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各行其是以及南辕北辙等等都成为本来如此。如果社会发展也有价值不涉的一面，那么人们就可以在谋发展的同时就什么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寻求共识。

伽利略说，科学的真理不应该在古代圣人的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而应该在实验中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中去找。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最伟大的书里面的，这本书就是宇宙，就是自然界本身，人们必须去读它。

实际上，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起，由于科学赋予人类越来越强大的认知能力，自然界向着复杂性进化的自组织，在宇宙各处都正在以鲜活的方式被一一揭示出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它们每个以及整体广泛而确定的知识。而既然是自然发展，生物进化等所显示的这一“由低级到高级”的向上箭头当然与人无关，也就与人的立场、取向、诉求和爱恨情仇无关。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①客观世界的系统性决定了实际上存在着从自然发展到社会发展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②。所以把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割裂开来的观点，和把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等同起来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足以给出肯定的回答，即社会发展亦有与人的价值判断无关的客观性。而反过来，我们要在哲学高度对什么是“向上”、“向好”、“向前”给出一个客观判据，必须借助自然发展，因为自然发展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客观性是什么。

的确，对“发展”现有哲学定义中的两大要素——“演化”和“进化”，都无不从自然科学对时间箭头和生物学箭头的揭示而来，这两个要素也无不适用于社会发展。但真正的理论难点在上述第二个问题。因为依托于达尔文进化论对生物学箭头的揭示，我们固然可以借助大自然这本书肯定发展的客观性，然而停留在唯象的认知水平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进化论法则并不能对这个客观性是什么投射多少光明。于是乎，新物理学出场并且冲破牛顿学说长期一统天下就成为必要。

在与宗教神学斗争的岁月里，牛顿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可谓是同处一个战壕中的最有力的两大思想武器，生物进化论产生的革命力量也绝不在经典力学之下。但是，牛顿学说和达尔文学说在发展内涵上给哲学带来的“突破”今天看起来简直就是“两重天”：在牛顿给出的世界图景中，有运动但没有演化，于是世间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像钟表一般精确；而在达尔文给出的世界图景中，生物学箭头不仅肯定了演化更肯定了进化。所以客观地说，达尔文在发展上的先见之明要远在牛顿之上。

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实现的那次月上世界与月下世界的统一靠得是牛顿而不是达尔文呢？关键在于谁立基于第一原理。所谓第一原理是指那些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毋庸置疑的基本科学结论，比如惯性定律。第一原理铁就铁在它不能承受哪怕一个库恩所指的“反常”。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中，物理学之所以地位显赫，就在于第一原理。“在物理学中，第一原理不能还原为任何更基本的定律。”③牛顿讲的是第一原理，而达尔文不是。

恩格斯之后，我感到，古典力学的衰落和现代自组织理论的上升是不可能不触动机械论的根基的。半个世纪来，这门新科学正在实现知识从动力学向热力学、从热力学向生物学的过渡，系统展示了：（1）两种结构（“活”的结构和“死”的结构）；（2）两种组织（“自”组织和“他”组织）。与此同时，在哲学高度借助于第一原理对什么是“进化”给出客观判据的时机成熟了。

三、发展的客观判据

前阶是以克劳修斯和玻耳兹曼两人历史贡献为脉络的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从“熵”到“序”的昭示。应该指出，当物理学经由热力学第二定律终于开始披露演化机制后，人们发现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时间之矢大大动摇了牛顿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达尔文世界观也受到严重挑战，因为时间方向被加上了指向退化的规定性。爱丁顿在他第一次提出“时间之矢”的演讲中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我们不必求助于神秘的意识就能够找到时间的方向。……我们任意画一个箭头，如来沿着这个箭头，我们发现世界状态的混乱程度越来越髙，那末这个箭头是指向未来的；如果混乱的程度减少了，则是指向过去的。这是物理学所知道的唯一区别。”④这后来在社会文化上引起了无数议论。比如里夫金等人推销熵经济观，他们企图否定的就是进化而不是演化。⑤

但正如培根所指出：真正的哲学家，就像蜜蜂一样，它们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朵采集材料，是要用它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熵出自希腊文（τροπη），意指发展。于是在深刻的辩证分析之下，超脱这个困境而发掘出熵的积极意义，在学理上我们便可以获得以下三点重要的新认识：

第一，无论是普朗克、吉布斯提出：“在由大量粒子(分子、原子)构成的系统中，熵就表示粒子之间无规则的排列程度；或者说，表示系统的紊乱程度。系统越‘乱’，熵就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就越小。”还是维纳指出：“一个系统的熵就是它的无组织程度的量度。”他们聚焦退化，都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无关，而皆因为玻尔兹曼熵表达了自发无序的倾向。这就说明，玻尔兹曼关系式（即S=klnW）和克劳修斯定律（即dS/dt≥0）的结合，实际上是对退化给出了一个普适的具有第一原理性质的客观判据：“退化是序的降低”。

第二，从逻辑上讲，对退化给出了一个具有第一原理性质的普适客观判据：“退化是序的降低”，就相当于对进化给出了一个具有第一原理性质的普适客观判据：“进化是序的提高”。因为既然我们对一个自然进程（如热力学过程）只要整体观察到是序在降低，我们就可以判断此是退化，那么同理我们对一个自然进程（如生物学过程）只要整体观察到是序在提高，我们就可以判断此是进化。实际上玻尔兹曼对熵的分子解释，单就它对序高序低的判断来说是中性的：在系统可能的宏观态中，含有微观态多的宏观态较之含有微观态少的宏观态，有序程度要低；反过来也成立，在系统可能的宏观态中，含有微观态少的宏观态较之含有微观态多的宏观态有序程度要高。这样一来，循着维纳用“信息就是负熵”来定义信息的思路，在熵增之前加一个负号，即变dS＞0为-dS＞0，那么我们就可以变对系统退化的讨论为对系统进化的讨论。再结合玻尔兹曼关系式对序高序低的判断，我们就得到了对发展（也就是对进化）具有第一原理性质的普适客观判据：“发展是序的提高”。这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的。

第三，不仅如此，玻尔兹曼关系式和克劳修斯定律结合，对孤立系统意味着其演化不可避免地要抵达一个熵值最大的终态，即热力学平衡态。比如室内的空气只要不流动差不多就处于热力学平衡态。我们用手挥等任何想打破这个热力学平衡态的企图，都只会导致只要扰动一过空气立刻自动回到这个平衡态的结果。可见系统自动“趋稳”的天性（即麦克斯韦习惯）有多么不可动摇。而熵值最大对应着微观上完全均匀分布的宏观态，其分子解释就是最无序。换言之，“最无序”就是系统组成之分布呈各向同性，完全没有上下左右前后之分的状态。室内不流动的空气，如忽略重力产生的那一点微乎其微的影响，内中千千万万计的分子就可视为处在最大无序状态。空气在此状态下是无任何结构可言的。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最无序，就像我们得以用海平面为基准测量海拔高度一样，离开最无序的远近便成了有序程度的量度：系统离开热力学平衡态越近越无序，系统离开热力学平衡态越远越有序。所以，实际上有序程度又可以用最大无序来明确定义。正因为知道了最大无序，我们才得以清晰地理解到底何为有序。在自然界，如果说退化的整体表现是“从有序到无序”，那么进化的整体表现就必然是“从无序到有序”。两者评判都是客观的，与人的价值取向无关，而且建立了“序”这一概念后，进化和退化一样，都成为可以客观度量的了。

四、活序：发展的本质所在

在科学研究中，量化从来就是科学家孜孜追求的目标，这既是经典力学走过的发展历程，也是经典热力学走过的发展历程，也是现代自组织理论正在经历的发展历程，不到长城非好汉。因为量化是对于某种自然现象科学研究成熟的标志，所以对于某种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一旦被某位科学家所量化，这位科学家就会因为科学共同体给予他优先权的奖赏而名垂青史。

但是量化实际上并无许多人眼里的那种大功告成的价值，弄不好还会把人引入歧途。因为对事物而言，比量更重要的是质。牛顿提出运动不灭原理，从此“静止”的高贵和神圣在哲学上被祛魅了。可在牛顿图式中，为什么没有演化的位置呢？问题就出在牛顿对运动的披露只在量而不在质。亚里士多德早就对运动的涵义有了全面讨论，即运动有性质的变化、量的变化以及空间位置的移动。然而在近代物理学中，运动仅有位置移动这样一种涵义。伽利略和牛顿虽以革命者的姿态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说不是，但也只针对位移而不涉及其他意义的运动。所以在牛顿图式中，“运动不灭原理”在对“静止”祛魅的同时，把“演化”乃至“发展”也给否定掉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对发展内涵的把握也一样，比量更重要的是质。前面我们通过从熵到序的讨论，固然终于在对发展客观性的认识上有了重要深化，即对“由低级到高级”给出了一个普适的客观判据——“序的提高”。但那只是就量而言的认识深化，就质而言的认识深化则需要我们进一步仰仗系统自组织理论的现代进展和哲学启迪才行。今天在物理学原理中“耗散结构”这一概念的建立，使我们得以就世界之本真即“序”做一个全面的探讨，既看到其量的方面也看到其质的方面。

普里高津是现代自组织理论的先驱，他指出：“把生命定义为由于化学不稳定性呈现一种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无疑是很诱惑人的。”尽管这个定义不完全，但却有两个优点：（1）它能引致实验研究；（2）它能把似乎矛盾的热力学和生物学统一起来，尽管有某些“麦克斯韦妖”方面的工作，“生命看来好像不再作为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支撑点”。⑥

20世纪60年代末耗散结构的概念用数学形式表示出来后，关于进化机制——自组织问题的科学研究阶段就打开了。按照传统观点，有序是与平衡相联系的，而无序是与非平衡相联系的。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序却与非平衡相联系，而且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内生出向着有序而去的进化。由此，普里高津提出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著名论断。耗散结构理论抛开了孤立系统、封闭系统的束缚，将科学投进一个开放的沸腾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非线性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一种新的分子秩序自发地产生出来，它相当于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而达到稳定的一种巨涨落，布鲁塞尔学派把它概括为“通过涨落的有序”。当人们把这种得自对远离平衡态的研究的新见解与非线性过程结合起来，并考虑到这些复杂的反馈系统时，便改变了我们对整个自然界的看法。

但是在对大量相关评论仔细梳理后我们还是要强调，昭示生命及自组织固然头一遭有了第一原理的支撑，普里高津贡献最精彩的一笔还是在于他建立了“耗散结构”这一概念。1967年在凡尔赛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理论物理和生物学讨论会上，普里高津发表耗散结构理论是以《结构、耗散和生命》为标题的，他不无感慨地对与会者说：“我们耗费了近20年的心血，即从1947年到1967年，最后终于得到了‘耗散结构’的概念。”⑦

自然界，尤其是动物界和植物界，常以其形态的繁多、结构的精致，以及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极其巧妙的协作，而使我们惊叹不已。结构一词的本意就是“序”，并且是稳定化的序，即结构是“序”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关键是前面冠以“耗散”一词，这一定名普里高津可谓用心良苦，也独具匠心，内中他对辩证法的深谙不得不让人折服。因为如果说“进化”、“发展”无疑都是非中性而富带褒义的概念，那么在人们眼里“耗散”则是一个非中性而带贬义的概念。由于含有“阻”、“滞”这样的语意，一般它都用在不那么积极的地方。比如为反映“摩擦本身在钟摆结构中是一个必然的因素，既不能被消除，也不能被忽略”，我们今天不得不改用耗散系统的眼光来看问题。但普里高津讨论“序”大大超越玻尔兹曼讨论“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要和世人讲清楚是“序”的质而不是“序”的量。这样就得把与生命及自组织相关联的“序”——“活的结构”和另一种在自然乃至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的“序”——“死的结构”区别开来。用“耗散结构”定名“活的结构”不仅可以囊括自组织系统诸如开放、远离平衡、不可逆、非线性等属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高度凝炼地向世人昭示“活序”的外显生命体症——吐故纳新，即自组织系统自身不断地熵产生和它不断地从环境汲取负熵流的新陈代谢关系，从原始的细胞到最高级的人类都概莫能外。生命及自组织“活”就“活”在它们并不是纯而又纯的“序的提高”，而是吐故和纳新两者缺一不可，且须臾不能分离。生命及自组织必定是“熵产生”和“负熵流”的辩证统一，并且是有序战胜无序的结果。这就是“耗散结构”的精髓所在。

尼采说，哲学思维永远立足于最值得认识的事物，立足于伟大重要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⑧还世界之本来面目的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概念的阐述而通晓明白，直逼真理。“耗散结构”概念的确立是我们向厘清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哲学内涵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如果说玻尔兹曼给出了“发展”的量度，普里高津则昭示了“发展”的本质——“活序”。

事实也正如此，普里高津之所以把在远离平衡条件下出现的这种状态称作“耗散结构”，是为了和另一种有序结构——“平衡结构”相区别的。平衡结构是一种在平衡状态下出现的稳定化有序结构，它的形成遵循应用于热平衡封闭系统的热力学定律。在和外界没有物质交换但有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中，适用于孤立系统的熵增加定律可以用恒温系统的自由能减少定律来代替。该定律表明，低熵相应于低温，因而存在像雪花晶体那样复杂精致的结构。平衡结构是在分子水平上定义的有序（以分子间相互作用的距离为特征长度），玻尔兹曼有序性原理提供了支配各种平衡结构的基本原则。此类有序结构可以在平衡的条件下维持，不必进行任何能量或物质的交换（即新陈代谢），因而它是一种“死”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则是一种非平衡结构，是一种“活”的有序结构。比如一座城市就是一个耗散结构，它明显要靠输入食物、燃料等，输出制成品、排除废料等才能维持。当然所有生命体都概莫能外。而在活序中，有自觉意识的人就是自然发展的最高产物。

活序意味着必须把发展和生命的特征联系起来，否则就没有效率和活力。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到“死序”和“活序”的区别，并把“活序”的重要性置于“死序”之上。我们同样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这种对生命特征的明确表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⑨恩格斯甚至看到了生命体这种稳定结构也同样处在自我调整之中，使其体现为“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⑩普里高津则在现代自组织理论中把“活序”科学地表达为“耗散结构”，以和“平衡结构”（即“死序”）相区别。这样一来，对发展给出的普适客观判据就完整了：（1）就量而言是“序的提高”；（2）就质而言是“活序”，后者较之前者更重要。古今中外有大量历史教训，单纯的“序的提高”弄不好会走到发展的反面（如导致机械进化论或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结果自由被扼杀了，效率也被扼杀了。为了能阐明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哲学内涵，这是要特别加以发掘和提升的。发展只有采取生命形式才能保持它生生不息的品质，因此无论对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活序”才是发展的本质所在。

“活序”必定是耗散结构，如我们人自己。“活序”是以“吐故纳新”（以足够的负熵流推动结构的新陈代谢）的外显生命体症而和“死序”截然相区别的，因之有以下特质：（1）以有机联系保证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又因有机联系而不可装卸（如黑格尔所说，割下来的手就不是真正的人手了）；（2）其序高度依赖于系统对外开放，并同时也在不断影响或改造环境（如绿色植被营造地球生态）；（3）系统宏观有序，微观有充分自由度（如生命体极大地不同于人造物）；（4）活序因自组织而生成，于是就有了自复制、自适应、自修复等等自组织机能（如物种以自复制代代相传）。

“死序”如平衡结构、无机体、人造物等。“死序”与“活序”殊异的特质是：（1）因无机联系而往往可装可卸，如桌子板凳；（2）对环境的响应是伺服性的，且其序的维持不依赖于系统开放，相反系统越孤立越封闭越好，像墓穴中的文物；（3）虽系统宏观有序，但微观乏有自由度；（4）无再生其自身可言，如今天在地球上无处不在的人造之作，皆只能由他组织而成。

我们必须把发展与“活序”的特征联系起来。“活序”是稳定和活力的两全，即宏观有序，微观有充分自由度。只要想想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自治、人的解放以及我们旨在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等等，就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结论。事实上，与生物进化相比较，文化和社会变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经历的时间较短。而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说到底是在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从“死序”到“活序”的转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在文化和社会事务上有兴趣的人，都应该比自然科学家更关心“活序”问题。

至此，关于“发展”的哲学内涵，本文在“演化”、“进化”这两个要素之外又论证了“序的提高”和“活序”这两个新要素。它们对自然发展适用，对社会发展也适用。即两种发展无不具有历史性，无不指向上、向好、向前的进化，无不是整体上序的提高；尤其重要的是，“活序”无不是两种发展的本质所在。所以尽管社会发展因为是人的发展而有了价值关联性，但在客观性方面上述四要素同样适用。与此同时，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观点和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有“同”也有“不同”，所以要破解“认同难题”，我们还断少不了对价值关联的考量。正是价值关联性，使得“演化”、“进化”、“序的提高”和“活序”这四要素无法独立构成对社会发展的评判。

五、引领人类精神与行动的价值原则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界有一场在实证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平息，其中价值关联性就是人文主义激烈要捍卫的核心主张。［11］就此而言，社会发展对其价值关联厘清的要求，一点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此厘清的要求之下，这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的。但是我们要避免重蹈这样的覆辙:对于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之双重性，决不能到了申明在社会发展中有“价值判断”的立足之地就大功告成了，而是更需要对有没有引领人类精神与行动的价值原则给出回答。对于社会发展，这是破解“认同难题”的另一重大任务。如果持什么价值立场都一样，而不管先进的理念与原则是什么，那么在事业或天职所设定的追求社会发展的要求之下，价值关联就会自己否定自己，使人的努力和奋斗走入困境，甚至南辕北辙。

对于发展，揭示方向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对于自然发展，只有“天择”起作用，即向上的箭头无不是老天爷用时间慢慢“淘”出来的。社会发展由于是人的发展，向上的箭头就与“人择”作用大有关系了。“人择”既反映了人的目的性也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就中国当今“发展是第一要务”而言，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人的能动性的集中体现，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人的目的性的集中体现了。所以上升到哲学高度，社会发展具有价值不涉与价值关联之双重性，又可谓之社会发展既是“天择”的发展也是“人择”的发展。自然发展只是“天择”的发展，所以只能“多中选一”；社会发展由于有了“人择”，所以“多中选优”就不仅是愿望也能成为现实。哈耶克对社会发展只谈“天择”不谈“人择”，这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的最大错谬之处。

应该指出，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人人都懂，因此关于社会发展，对价值关联，有待考量的重点不是人的能动性而是人的目的性。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因说中，“目的因”始终处于统领或支配地位，中国当今的发展实践亦如此。为此，我们一定要追问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属于目的因与形式因的关系。［12］作为形式因的市场或市场经济是中性的，作为目的因的社会主义制度则一定与先进的价值属性、伦理属性相关。先进的价值属性、伦理属性在深层决定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状况、内容和实质。

这样一来，探讨正确的价值立场、取向、理念与世界观，自然就远比承认和肯定社会发展有价值关联性来得更重要，尤其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承担者、执行者是这样。对于社会发展，在经济秩序中政府之手的不可或缺，并不意味政府获得了“自在自为”的神圣地位。马克思有关“头足倒置”的批判，就旨在匡正黑格尔思辨哲学关于国家神话（即国家完人和全能）的预设。［13］

对于市场与政府两者的关系，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各执一端都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当无形手和有形手发生冲突时，因为责任主体只能是政府而不可能是市场；况且公权力一遇到市场经济，权力寻租等现象就很容易发生。因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少不了要从政府本身着眼，解决好政府干预的理念问题，特别在政府作为体制建构者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在十八大以后的今天，我们都清楚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能不能有机结合乃是关乎当下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即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取得30多年高速发展后，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了深水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的对价值关联的考量，无异于探寻先进理念如何撬动市场杠杆落地的问题。

邓小平讲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就是他看到了“活序”是发展的本质：任何一种经济要有效率，市场都是不可少的手段，这与什么样的制度无关。所以政府干预要重在“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间接方式，做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但形式因再重要，它也居于从属地位，必须服务于目的因。如果说市场经济解决的是执政者的干预方式问题（即“如何做”），那么社会主义解决的就是执政者的干预理念问题（即“为了谁”）。恩格斯曾指出：“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4］“为人民”的轴心目标决定着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由此透视现实，很多“政府失灵”实乃干预理念不正确所致，因为国家并不必然代表公共利益或意志。如果价值原则缺失，国家就有可能沦为少数人或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工具。那样即使推出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干预遭非议也在所难免。

对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讨论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也要讨论这种制度背后它之所以能产生的原因。应该指出，在先进的价值原则之下，体现“执政为民”的国家伦理精神的干预理念的核心有两条：“公不济私”和“透明化”。“公不济私”划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具体而言，政府应该成为市场体制的建构者、市场环境的营造者、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利益关系者。在经济领域，政府干预的主要任务是给繁荣经济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以保证公平竞争和信守契约。同时“公不济私”，公务人员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深知履职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不是个人行为，而关乎政府形象，因而对操作能如履薄冰。“透明化”则意味要克服国家黑箱，打造“阳光政府”。例如，围绕“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环节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就旨在详细规定权力究竟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怎么干。一方面，这是民心所盼，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有权自不能任性。另一方面，权力越透明，权利就越有保障，民众可以通过“权力清单”通晓各行政主体的权力边界，不作为、乱作为的空间自然大大被限，这实际上倒逼了政府的责任意识。

社会发展是价值关联的发展。由此决定，价值原则绝不是外在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否则经济学原理如何能够正确反映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人的经济活动？要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究竟能不能在统一的经济生活中像两道铁轨那样并行不悖，干预理念是在干预方式之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②成思危：《试论科学的融合》，《光明日报》1998年04月26日。

  ③艾根：《超循环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④加德纳：《时间能倒流吗？》，《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0年第6辑。

  ⑤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⑥⑦湛垦华等：《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陕西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533页。

  ［11］张彦：《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移情与超脱》，《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2］夏国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哲学追问》，《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9页。

〔责任编辑：金  宁〕

Value Free and Value Connotation in Social Development

Zhang Yan

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philosophical defini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has always been varied person by person. People are keen, yet unrealistic about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objectiveness and judge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frameworks and relevant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nat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Four elements of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here, which are “evolvement, evolution, improvement of sequence and active order”. These four element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also logically recursive. Based on social market economy theories and the value connot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paper then talks in depth about the value principles that drive moral and actions. The core of principles for China is the idea of state intervention of “for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value free; value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