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文论中“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

摘  要  本文从西方文论与其他交叉学科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何谓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理论廓清，并强调了出现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所具有的多重属性。研究者们在面对这个研究对象时，既应把其视为“问题”来研究，也应把其作为“方法”来探讨。本文作者认为，论述这一问题还要进一步从文论研究自身的逻辑构架、分类以及分类研究等层面出发，来确定“中国问题”的具体研究方法和处理措施。

关键词  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I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10-0114-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10.016

作者简介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导  上海 200083

西方文论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中国问题”。而且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这种“涉及”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样就不得不促使我们研究者思考如下的一些问题：出现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该如何界定，即它们是否属于文论范畴中的问题；西方的学者在其文论中是如何处理这些“中国问题”的；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持有何种的立场和观点。为了能回答好这些问题，文本试图从“折中”或“兼顾”的研究目的与过程、作为文论与意识形态等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分类、文类研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论述。这三个层面看上去是各自分立的，其实在具体研究中常常是交叉互用的。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

一、作为“折中”或“兼顾”的研究目的与过程

在当下，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似乎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作为一项文论课题，它的研究目的显然应该是指向文论；另一方面，从课题的题目来看，它的中心词却是“中国问题”，即研究的重心应该倾斜到“中国问题”上来。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指向，前者是要把“中国问题”作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话题加以研究，其终极研究目的还是在西方文论上，只不过这个西方文论是嵌入或融合了“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从研究范畴分析，该项研究还是应该划分到文学（艺）理论之中。这样划分也合情合理，因为西方的学者在讨论文论问题时，经常逾越出文论的疆域，而喜欢“场外征用”[HT6]①，即喜好把其他学科的知识引入到文论研究中来，故而在西方文论中出现“中国问题”也不足为奇。所以说，把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文论”作为文论研究有其合理性。

后一种研究思路则主要是把西方文论作为一种文献，即研究者通过研究这些文献来看那些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和架构“中国问题”的。这种偏于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理路，严格来说，应该不属于文学（艺）理论的范畴，更应该划分到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研究等其他与文学（艺）理论关联不大的学科中去。因为这项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文论自身，而仅仅是想通过西方文论这个“窗口”来窥视“中国问题”及其存在的形态，故而不应该属于文学（艺）理论的研究范畴。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命名本身含有双重含义，即文论研究的含义和非文论研究的含义，这就给我们这项研究的定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这两难的选择中，非此即彼的思路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不管舍弃了哪一方面都可能违背了研究者的初衷。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折中”，即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两个方面都关照到——既可以把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为文论问题来研究，也可以把研究这个嵌入或融合了“中国问题”的文论作为反思自己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应该既是作为一个问题，也是作为一种方法来进行探讨的。当然，这种所谓的“折中”只是一个想两面都“兼顾”的说辞而已。其实，即便是“折中”或“兼顾”，作为一项文论研究的课题，其研究目的还是应该有所侧重的，这个侧重理应倾向于文论这一方面。道理很简单，诚如前文所言，从西方文论中寻找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已经超出了文学（艺）理论的研究范畴。

以文论性研究为主，以文献性研究为辅，这应该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学术定位。这就要求研究者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总体研究思路要按照文论研究的逻辑来构建，即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就要预设一个适合于这种“折中”或“兼顾”目的的研究方法或推理形式，并且还要预设一个“折中”或“兼顾”研究的过程及预期的研究走向甚或结论。这样说有些笼统，如果再细划分的话，至少还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首先要筛选并分析哪些“中国问题”被西方学术界“文论化”了，且要分析它们是在何种的语境下如何被“文论化”的。这一点异常关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视野与舆论导向；（二）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分析西方文论相关研究对象的理论基础、性质及其属性，即要对研究对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立体的把握。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西方文论的表层表述中解读出该文论潜在的实质和内涵；（三）通过分析这些“中国问题”来抽绎出哪些中国的事情被西方学者“问题化”了，并藉此分析和评价这些学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四）通过分析这些被“文论化”的“中国问题”透视出西方学者论述自己文论思想的理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认知或话语体系。这个问题可能稍稍有些复杂，举一个事例来予以说明。假若我们把洪美恩（Ien Ang, 1954-）的《论不说汉语：生活在亚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2001）一文也视为是这项研究的一个文本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作者论述的“中国问题”与文论之间的关系、论述的方式，而且也可以从中分析出洪美恩的理论基础、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即通过她所讨论的问题和论证问题的方式，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信息：她的理论言说中既能寻到媒介效果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踪迹，也能看出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对她所形成的理论言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她通过“不说汉语”这一话题来隐喻自己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尴尬身份。如是等等，可以一层层剥离、追踪下去，演绎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中国问题”可以没有限度地演绎下去，这就是接下来要谈论的问题。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虽然有着广阔的空间，但绝非意味着这个研究过程可以没有“尺度”或者只是“跟着感觉走”，而是应该首先把哪些西方文论才算是反应、蕴涵“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的范畴和篇目圈定、确认下来。如此一来，又面临着一个标准和尺度问题。毋庸置疑，这个标准和尺度的确立，既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有关，也与研究者所采用的策略或步骤相关。不管怎样，这个尺度和标准都应该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最理想的是能够阅读原文资料之上。当然这个“广泛”不是漫无天地的胡乱阅读，而是要根据自身所设定的研究逻辑来进行阅读和分析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地推演和判断。此外，在阅读和分析中还要注意总结出一些带有“范式”性质的理论模式，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和分析资料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出现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有哪些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和关联方式，据此勾画出能够反映出一定共同性的西方文论的模式或框架。最后，还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西方文论所讨论的更多的是与人文学科相关的问题，应该是一种夹杂着虚构想象、事实或史实、具有个性或个人情愫等富有人文信息的论述。基于这一特点，我们在制定“尺度”或“标准”时，还应该顾及到这类带有一定“演绎”性的论述，即对文论中那些富有人文信息的分析、推演以及评判等还要依“情势”而定，以便能够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洞察那些隐含在论述或“问题”之下的那些具有（正面的或负面的）人文精神的因素。

还有一点可能也需要加以注意，那就是在国内学界有一种不应该出现但在批评实践中却屡见不鲜的情况：我们有些学者在谈及西方学者的著述时，经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一种过分“谦恭”的态度。在这些学者的论述中，似乎西方学者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特别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著述表现得更是“温良恭俭让”，而缺乏一种鞭辟入里的批判精神。为了更好说明这个问题，试举一例。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誉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之一——与詹姆逊、哈贝马斯相比肩。或许是名声太盛的缘故，我们的研究者在面对伊格尔顿的理论批评著作时，就表现得有些过于“谦恭”。比如他的那句被我们的学者所广泛引用的“一切的批评都是政治的”名言，其实就有着明显的泛政治化倾向，几乎是在文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特别是在他的《批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984）等书中，更是处处充斥着非此即彼的批判立场且充满“火药味”的意识形态话语，几乎到了一种理论只要不与社会政治发生关联，就是一种失效、虚无理论的偏执地步，明显缺少一种面对多变的世界而应该拥有的胸怀和丰厚的人文情怀。而我们对此的论述中，对其这种非此即彼的批评姿态做出实事求是评判的并不多，对其观点、话语体系、论证方式做出翔实论证并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更是少之又少。

总之，我们这项研究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客观而真实地分析、理解和评判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每位学者都应该自觉矫正这种“唯上”或“唯大”的治学态度。唯有心态“平视”了，才能更好地完成这项研究的总体目标。

二、作为文论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言，这项课题的研究是界定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个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研究这个话题势必要牵涉到两个方面：其一是西方文论；其二是“中国问题”。按理说，针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其性质就应该是“文论”的，而非意识形态或其他。然而，由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却并不都是文论问题，其中还牵涉到了许多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等领域中的问题，所以在进入到西方文论中的或曰文论化了的“中国问题”时，就不能单纯地当作文论问题来看待了，而是需要把研究眼光从文论自身扩展到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等诸多方面，即如何把文本化的文论与广义或狭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结合到一起，将成为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必将会出现一个研究方法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这同一个话题却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方法，而是说在统一的“上位”研究方法之下，还应该有一些具体的“下位”研究方法。具体说，这个具有统摄作用的或统一的“上位”研究方法，应该是围绕着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这一话题而采用的历史的和客观的研究方法；而位于其项下的“下位”研究方法，则应该是一些结合具体问题和研究目的而采用的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譬如说，美国的埃兹拉·庞德对中国的诗歌、儒学等都十分感兴趣，无论是在其诗作还是在文论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涉及。我们在对他的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讨论时，就需要采用“上位”和“下位”相结合的方法。所谓的“上位”，就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历史的纬度去客观地查看庞德接触“中国问题”的顺序，即他是因为喜欢中国诗歌而涉猎中国儒学，还是因喜欢中国儒学而涉猎中国诗歌，或者两者是发生于“同时”。这个先后顺序的不同或“同时性”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切入点或方法。当然，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到按照先后顺序或“同时性”就能决定庞德受中国诗歌和儒学影响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下位”的研究方法。具体到庞德这里，所谓的“下位”研究方法，就是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识背景、他的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个人生活阅历和创作历程（特别是他在英国意象派诗歌运动中的作用和创作主张）等诸种因素如何促成了他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即其内在契机到底是什么；同样，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其物质因、动因、形式因以及目的因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有对庞德做出以上的分析，才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分析和判断。

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针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而采用的作为文论与作为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终的指向应该还是文论的。这是由我们的研究目的所决定的。毕竟，这项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西方文论。而且，“中国问题”进入西方文论在很大程度上说，也已经被“文论化”了。所谓“文论化”，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西方学者把“中国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纳入到他们的文论话语体系之中，然后按照他们自己对文学（文艺）的认知方式来认知“中国问题”；二是指西方学者在论述中做一种“场外征用”，并借此机会表达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比较而言，前一种的情况可能会更多一些。从这个现实状况来说，我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还是要按照“文论化”来进行，不可一遇到文论之外的“中国问题”就竭力在文论之外大做文章。总而言之，文论研究还是要按照文论研究的逻辑和框架来进行，不可过度地解读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或旁逸到一些不相干或关系不大的方面上去。

另外，我们在采用这种文论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时，还需要注意进行论证的识别和建构。所谓论证的识别在这里主要指的是“运用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理由，去论证某个论断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的思维过程及其语言表述形式”。[HT6]②这个识别的工作可以在论题、论点、论据、论证方式以及隐含的前提或假设上下功夫。[HT6]③以论题为例。就我们的这项研究而言，论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识别我们自己的研究论题；二是识别研究对象在他们的文论中所提出的论题。比如说，虽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小说创作与她的诗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渗透或相互影响的；然而，我们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却不能用她的小说创作来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只能把她的小说创作作为参考资料来使用。毕竟，主要基于想象或虚构的小说创作与主要基于说理的文论这两种文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文论的研究似还不能用文学作品来取而代之或简单地置换。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在确定对她进行研究的论题时，首先需要确定我们的论题是否合理。退一步说，假如我们确定研究桑塔格的小说是一个合理的论题，那么，我们则需要分析研究桑塔格在自己的创作中，如在她的小说《中国旅行计划》（“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中，对中国的认知起点在哪里；或她谈及“中国问题”时，其论题是什么，其主要论点和支撑这些论点的论据又是什么等。只有沿着这样一个推理和论证路径，我们的论题才具有合理性，才能以理服人。简言之，确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论题是我们展开论述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走向最终构建我们自己的认知方法、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

所谓的建构则指的是，通过开展讨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来揭示嵌入或融入了“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的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意义。意义构建的方法有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评估的方式，来发掘那些嵌入或融入了“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中的价值取向或与所论“中国问题”发生冲突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这种构建也是具有双重性的，即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所揭示的事实真相中看出西方文论作者试图在构建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揭示事实真相这一方法，来构建我们对这类文论的认知方法、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比如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75）一书中谈及中国古代帝制。我们在分析怀特讨论中国古代帝制这一问题中，既可以从怀特的表述中看出其所隐含的思想观点、论证目的或价值取向等——即他在论证中所试图构建的东西；也可以通过分析怀特在文论中所隐含的思想观点、论证目的或价值取向等，来构建我们自己对怀特等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认知的方法、观点以及话语体系等，以资借鉴对其他类似西方文论的研究。

三、分类与文类研究

研究中对问题进行分类是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通常，它指的是按照种类、等级或性质进行分别归类；其方便之处是可以让研究者把无规律的事物分为有规律的，并从中看出各类事务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研究者可以对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大致的认知和研究的框架。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西方文论中所涉的“中国问题”进行分类，尤其在开展研究的初期，更多的是为了研讨的方便，而绝非是表达“先入之见”或给这些问题“戴帽子”或做一些形而上或简单而粗暴地划分。换句话说，进行分类研究必须是在认真且大量地细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分类可以有多种或多个层面：（1）按照地域分类：可以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分为欧洲的、北美的、亚太的等；（2）按照时间分类：可以分为20世纪初期、20世纪中期或20世纪晚期等；（3）按照文类分类：可以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文论等；（4）按照问题分类：可以分为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古典的、现代的、出版的，以及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误解等问题。当然，这也还只是个大概的分类。每个大的类别下面还可以继续细分为许多小的类别。通过这些分类，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大致兴趣点，而且还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演化过程，及其在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维度上的相互关联关系与互动关系等。通过这样的分类工作，我们就可以在分析其各种关系之中，析出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和西方学者将其“文论化”的方法、方式等。

除了上述之外，分类的作用还在于可以构建一些类比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类比的对象，推演出两个（或多个）或两类（多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似，并藉此推演出另外一些类比对象是否也有此属性等。这样做的一个方便之处是，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既可以为我们做定性分析作参考，也可以举一反三地用于分析同类事物。不过，这样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即由于作为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文论不像其他自然学科研究对象那样具有明确的数据或界限，这样的类比更多地属于一种或然性推理，因此在构建类比对象时，有可能会在推演过程中出现问题。换句话说，事物之间固然有相似之处，但是，进入文论这类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或推演的话语中时，这些相似也会因相关学者的兴趣、讨论问题的语境及对相关问题的表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方说，同样是讨论“中国问题”，I.A.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和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 1906-1984）这三位同时代的英国学者的关注点就各有不同。瑞恰兹对《孟子论心》中的社会秩序感兴趣，认为通过语言、礼仪、音乐等就可以规范社会秩序；庞德对中国文字感兴趣，认为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体现了文字与自然之物之间的关系；燕卜逊则对中国古典诗词中词语的歧义感兴趣，并因此而提出了《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1930），尤其他曾两度来中国任教，对中国文化、文学、语言等应该有着更直接的体悟。从总体上看，他们三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进行类比；然而，由于在这些相似之处中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如果不细心观察和分析，则将会导致我们在通过类比作结论时出现些许偏差。文论类比中的属性无论是已知属性还是推演出来的属性，尽管相关度高，但也还是在一种文本化的情况下抽绎出来的，而并非是一些经过考证的史实，所以，我们在进行类比时，还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忽略类别对象之间的差异性及这些差异性对其本质和属性的影响。

按理说，针对不同类别的“中国问题”应该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我们极可能因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得出了多少有些与研究初衷不相干的甚或迥异的结论。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会是因为我们在开展研究之前，对所谓“中国问题”的类别乃至性质界定不清楚。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我们首先应该对何谓“中国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如“中国问题”的属性、范围等；其次才是针对这一界定来进行类别的划分。不是西方文论中只要提到与中国相关的人或事，就成为“中国问题”了。类似这样的界定太过笼统或牵强，因而不具有合理性。

进入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有些与文论有关联，也有些可能与文论关联不大或根本就没有关联。分类工作还应该从细微处着手，看看进入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属于哪种情况。另外，如果西方文论中引入的“中国问题”与所论述的文论问题有关联，那么，关联切入的角度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比如说，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1994）在《精致的瓮》（The Well-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1947）一书中，在融合了“中国思维”诸多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其著名的“反讽”理论。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在谈及“中国问题”时，所依据的是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政府的相关法案等资料。这种依据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和谭恩美（Amy Tan, 1952-）的文学作品和美国政府自1880年以来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法案（如《柏林盖姆条约》（Burlingame Treaty, 1880）、《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等）有关。显然，在他们的著述里，同样都涉及到“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切入角度和方法不同，布鲁克斯采用的是融合的方式；布鲁姆则更多采用旁征博引与分析阐释的方式，这就导致他们的处理方法、论证的过程以及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会不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有些不属于同一种“文类”，如庞德谈论的“中国问题”基本上局限在诗歌范围之内；而瑞恰兹谈论的“中国问题”则部分地超出了文论的范围。当然，还有些西方学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和苏珊·桑塔格的部分文论著作，在讨论西方文论中提及的“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文论没有直接的关系。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这些与文论不相干或关联不大的“中国问题”为何能进入到西方文论中？它们是以何种面貌和方式进入西方文论的？它们进入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或变异？它们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或变异？在此基础上进而追问，“中国问题”进入西方文论之后，西方文论的构成因子、构建方式、所使用的术语及其内涵等是否发生了变化？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对西方文论的整体、西方学者的认知和表述等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如是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予以回答。要回答好上述问题则需要我们借助文类研究的方法来进行。

总之，所谓的文类研究在这里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内部的文类研究，除此之外，还指对以下两个方面关系的研究：一个是西方文论与除文学以外的“社会文本”中的“中国问题”；另一个是西方文论与不同于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中国文论。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和比较这两种不同文类的研究来分析“中国问题”在西方文论中的特征及其在西方文论论述中的相互影响与演变。

注：

  ①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乔国强《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

  ②陈波：《逻辑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③参见陈波《逻辑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页。

〔责任编辑：青  末〕

The Methodology for Studies of “China’s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Qiao Guoqi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some other disciplines,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essay defines the term of “China’s Issues” and stresses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China’s issues” in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He maintains that scholars should study it both as “issues” as well as methodology. On this basis, he advances some specific method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studies, such as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ategorization, etc.    Key word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hina’s issues; method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