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研究的普遍主义方法论反思

摘  要  当代微文化研究具体见证学术研究的使命担当与理性面对，但过于急躁地为方兴未艾的微文化概括知识本质、指认光明未来，抑或盖棺论定，都难免存在方法论上的普遍主义的倾向。普遍主义方法论与知识普遍真理性追求紧密相关，但又将后者无限放大。微文化研究普遍主义方法论反思，指向对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以及研究视角等诸方面的谨慎审视，研究客体的优先性、研究视角的多元性、研究主体的反思性等当为其重要方面。

关键词  微文化研究；方法论；普遍主义；客体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11-0115-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11.016

作者简介  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北京 100037

从微博、微信到微小说、微视频，依托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微文化俨然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主角，而动辄数亿的用户，似乎也正标示出十足微时代的到来。微文化迅速被纳入当代学术视野、今业已成为学术研究新热点，具体见证学术研究对于文化现实的使命担当与理性面对。如果从2009年新浪门户网站将“推特”模式引入中国视为微文化彰显存在的起点，那么如今作为研究客体的微文化显然已获致自己的学理形象。从外在文化形式、传播方式，到主体经验范式、心理结构等等，微文化研究可谓方兴未艾。然而，如若因此断言微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四处漫溢的文化形态，主导当代文化生活，则可能失之简单，其间潜行的方法论问题有待反思，而普遍主义则是亟待反思的对象之一。

一

当前微文化研究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指出，微时代经历了一个从解放文化到微观文化的扭转，暗示了一个相当光明的文化未来：在物质的层面，以手机为代表的微型机器，以及由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交往空间，为个体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在个体的层面，微文化扩大了主体的自由空间，并由此推动前现代乃至现代社会所忽视的生活文化的崛起；生活文化取代解放文化，微文化敞开了当代日常生活伦理视域。简言之，微文化虽是“小”文化、实为“大”政治，微文化必将成为某种主导性文化形态。

上述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新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建构起当代文化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以个体存在的新变为前提，文化及其存在本身必当发生某些甚或无法预测的大变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个人第一次能够从社会、国家、群体之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这被指认为1978年之后所出现的重要事件，乃至前此未有的“大变局”①，与此同时，伴随着信息交往工具的微型化而出现文化“餐桌”现象。集体意识的衰落与社会层面上“闲散游荡”②、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漠不关心”③互为表里，后者在大都市街道上行走的智能手机上得以展示，而个体的游荡以及凭依微型智能机器的聚集，则具象化为诸如微博、微信等文化“餐桌”。如果微博的文化“餐桌”尚安置于文化广场，那么微信则已然搬进个人餐厅，彰显其部落性、私人性、偶然性特点，某种程度上成为新葛兰西主义意义上的话语实践形式。“小”文化、“大”政治之谓，揭示出的正是微文化从宏大的解放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换这一基本事实。

从宏大解放叙事向日常生活叙事的转换，一方面将微文化置于文化历史行程之中，另一方面又在当代视野中铸就新质：前者指向解放文化，而后者则指向生活文化。解放文化有着清晰的思想史线索，现代城镇化背景下的微文化研究，常常引述马克斯·韦伯对福特主义时代都市生活的思考。韦伯指出，研究现代都市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与主体意识，必须从人的社会适应性上加以探究，个中福特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分工及其精细化，被视为个性丧失、个体异化的罪恶渊薮，城市里“充满着具体的无个性特点的思想”④。韦伯这里的资本主义批判有继承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逻辑方面，又有所不同。如果说解放文化围绕阶级、剥削、人的异化以及人的自由而展开，那么，生活文化更关切日常生活中那些解放文化叙事无暇关注的个体生存及其伦理问题。依吉登斯之见，解放文化致力于力图打破历史枷锁，而生活文化则关注“从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产生出来的争论和角逐”。如果说解放文化关涉人的解放的前提与条件，涉及社会等级与统治权力，那么生活文化关涉个体的自我反思的可能性，涉及自我实现与生产式权力，质言之，“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⑤

由此可知，断言微文化在当下社会文化生活中以小博大、占尽新媒体时代文化形式新变之风头，无疑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清晰的理论指向。但是，能否因此可以逻辑地将一个信息时代的文化形式——微文化——抽象为一种文化的典型，将一个文化的信息时代概括为一个典型的微时代呢？稍加琢磨则可以发现，无论在现实性层面还是在理论的层面，对此肯定性回答都难免有些犹豫。

将特定时代的文化形式依媒介不同而予以抽象概括，以此标示文化的时代特征，本属人类知识生产中的事半功倍之宜。媒介的历史性风尘往往具体地厘定出文化形态的变迁，从广播文化、电视文化到互联网文化乃至微文化，即清晰勾勒出文化与时代以及媒介的内在关联。然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的主导性与边缘性、主流的维度与恰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却可能被简单化，乃至后者隐而不显了。历史地看，即便在电视文化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也从来不是电视媒介一统天下，而是诸媒介的混合传播；将电视文化视为时代性文化并以之命名，并不意味着电视媒介的唯一性。文化史学者达恩顿曾论证，即便在18世纪乃至之前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电话、手机、电视、电子邮件、互联网，总之，没有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切传媒形式，甚至难以挑出一个时代媒介标志——也依然存在着复杂的媒介世界：“它拥有一个密集的传播网络，由已被人们遗忘的新闻媒介类型组成，它们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乃至它们的名称今天不为人所知，难以翻译成英语的相应词，诸如中伤语、民众之声、据说、讽刺、巴黎新桥民谣、鸭、活页纸、论争性文章、诽谤性短文和丑闻。”⑥一个没有标志性文化传播媒介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传播形式的匮乏，达恩顿的提醒并不在于否认一个传媒形式的时代性，而是要充分意识到任何时代中传媒形式的多元性、复杂性。传播媒介从来都是混杂的，固然可以按照典型媒介来界定并标注一个时代，却并不意味着特定时代只有一种特定媒介。由此来看所谓微文化研究，大约同样需要保持些微、却必要的谨慎，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微型机器所支撑的微媒介之外，甚至尚有前现代的媒介，微文化话语之外的其他文化话语依然不可小觑。

此外，微文化作为生活文化诚然有自己的背景与关切，却又绝非与解放文化无关。生活文化一方面通过部落化解构大一统文化，同时又在部落化过程中开启文化认同新的可能性，打开的光明前景着实让人热血沸腾，但谨慎的乐观依然有其合理性。新葛兰西主义理论家强调，在左派政治衰退之后，文化研究必须关注既定的、具体的、偶然的话语实践如何生成现实的文化反抗性，可概其要者为决定论到非决定论、从阶级论到话语论、从主体论到身份论等三个方面，它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既抛弃了总体性，又抛弃了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现成性乃至先验性。然而这一致思路径由批判决定论/还原论而转向解构主义、由文化主义而至话语主义，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置换为话语批判，将历史主体通过解构而去主体化，将唯物主义历史实践反转为无集体意志的多元革命，结果只能是一种抽空了历史真实的浪漫想象，以此探寻“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也难免镜花水月。

回到前面的问题，如果微文化所立足的传播媒介依然混杂于诸媒介形式之中而尚未独领风骚，如果微文化的文化政治也尚在转向途中，并与其他文化指向多元共存，那么，指认一个典型的微文化及其时代的到来是否应该保持某种应有的慎重？过于急躁地为展开中的微文化勾勒一个学理性形象，赋予其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抑或由此指认一个过于乐观的文化未来，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遮蔽？比如，在文化形态描述上遮蔽了微文化的复杂性，在内在机制揭示上忽略了诸文化形态之间的复杂纠葛，在文化价值评估上放大了文化之维而相对缩小了缠缚着的物质之维？

二

毋庸置疑，当代微文化研究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微文化现实抽绎出某种能够清晰把握的文化知识，揭示微文化形态的当代性及其意义，这不仅具体体现出一个文化发展繁荣时代的学术研究对文化现实的关注与思考，也有助于推动社会去直面并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化新变。然而，无论是将微文化上升为时代文化典型形式，还是赋予其过于巨大的潜能与过于光明的未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超越于现实、复杂文化现实被同一化的可能，在方法论上则流露出理论的狂妄与普遍主义的野心。

理论原本致力于对世界本质的抽象性把握，同时付出对象之丧失具体性、丰富性的代价，对此理论自是心知肚明、时时警惕，但也难免偶尔疏忽。比如阿多诺以“同一性”概括启蒙理性之滑向其反面，启蒙辩证法中包含对理论抽象遮蔽理论客体的警惕，并最终将其诉诸非同一性哲学，然而霍耐特则指出，非同一性哲学并未走出它原本要警惕的理论陷阱：“《启蒙辩证法》借助‘支配自然’的范式建立起来的这种会社会模式纹丝不动地在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并给这种理论生硬地穿上了集权主义理论的僵硬的紧身衣。”⑦其僵硬就在于，从支配自然到统治社会，将描述自然之理性支配的范式径直移植乃至套用于社会结构分析，结果带来同一性批判的简单化：跳过社会行动领域的文化批判，不仅忽视了资本主义文化整合与颠覆机制的复杂性，而且最终导致对社会自身的遗忘。霍耐特的批判不乏乃师哈贝马斯的影子，却也准确指出了阿多诺社会批判方法论的问题所在，非同一性哲学视野过于简约化地抽绎大众文化形象，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化了。

在知识真理性探寻的外衣下，理论的狂妄往往踪迹全无，反而呈现出一脸的谦逊。致力于探寻知识普遍真理性，这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在柏拉图那里，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理念被确立为知识真理性的根基，亚里士多德则将普遍性视为知识的属性，就其作为普遍性而言，又是关于原理、原理的知识，“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⑧。与赋予知识以普遍属性不同，康德将普遍性赋予主体的理性能力，“经验永远也不给自己的判断以真正的或严格的普遍性，而只是（通过归纳）给它们以假定的、相比较的普遍性”⑨，在认识论范围内，理论理性之于自然的把握功不可没。然而，对于知识普遍性的探寻本身并非是普遍主义的，只有当人们将这一探寻本身“推广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时，就产生了普遍主义问题。——普遍知识本身并不必然产生普遍主义，掌控普遍知识的人将自身的状态放大起来，才是普遍主义的根源”。⑩将对于知识真理性的探寻不经批判地无限拓展为对关于对象的普遍方法论，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背景下往往沦为人文科学领域中普遍主义倾向，知识普遍性的探寻与普遍主义之间又一步之遥。

文艺复兴以来，哲学思考的神学视角被扭转以人为中心的科学视角，然而科学认识论能否将人的问题置于认知论因果律框架中依然存疑，其实质在于理性统一性的限度。理性总是倾向于统一性，而这又难免面对形而上学独断论的陷阱，对此，康德诉诸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及其有效性限度的厘定：理论理性限定于现象界，实践理性则是本体界；前者以认识论为原则，后者以自由为原则。如此一来，康德一方面为人的自由确立依据，将人从自然科学认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虽然理论理性依然厘定为科学认识普遍真理性的先天根源，也因此为科学认识划出有效性界限。尼采则对知识普遍真理性的狂妄予以严厉批判，他断言知识并非客观、现成的存在物，理性统一性冲动恰是真理衰败的表征。福柯则跃出哲学视野，从知识考古学的维度揭示貌似绝对、普遍、客观的知识是如何在权力之网被生产出来，在知识之光不愿照亮的黑暗中存在着怎样被压抑的存在。关于疯狂的知识史实则是文明的压抑史，但黑暗与沉默之中依然有物存在，知识考古学的探照灯将照亮沉沦于黑暗之中的存在，沉默中的呐喊标示出理性的压抑性以及知识真理性锦缎中的丝丝裂隙，而布尔迪厄则从文化资本与知识生产场的层面进一步证明知识普遍纯洁性的虚妄。

理论野心过于膨胀在知识生产的历史中并非偶然。18世纪法国巴黎的文学圈子中有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范畴，此即“文人共和国”。如今，该范畴已经清楚亮出某种精英主义面孔：所谓共和国，多半是名人雅士的乐土，断非汲汲无名之辈所能踏足；所谓汲汲无名，也断非沉默无语，只不过它的声音被各种文学权威书写听而不闻而已。然而，如果眼光投向出版、传播、社会交往等更遥远的地平线，则不难发现，即便在在18世纪的“文人共和国”里，除了“经典”写作，也有淫邪之书在流布，除了伏尔泰、卢梭，还有更多无名之辈活跃其间。［11］显然，“文人共和国”早已打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烙印，同时也遮蔽了那个时代太多的复杂性、丰富性，以至于如今尚有学者致力于重新打捞那个过往时代的鲜活与复杂。有趣的是，“文人共和国”似乎正穿越了200多年的历史时空而复活，眼下的微信圈中不正游荡着某种类似文人共和国的幽灵吗？当下微文化研究在对当代文化形式的揭示、抽象中是否也应该警惕这样的幽灵？

事实上，说微时代日益凸显某种新质、书信时代渐行渐远、新时代跃出地平线是一回事情，宣称微文化终将鹤立鸡群而独领时代风潮，则显然是另一回事情，后一判断中可能潜藏着某种程度的普遍主义狂妄。就当代本土文化样态而言，正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同时空并置、复杂纠缠，即便鲜明而具体地存在着一个微文化样态，并且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存在典型意味，但也并不能断言这一文化样态在所有领域与空间中都具有典型性，并不意味着它目前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影响乃至主导当代文化生活。微文化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假以时日将崛起到何种程度，当然要深入讨论，却不必急于盖棺论定。一个难以轻易否定的事实是，当前文化样态，无论在结构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是复杂、多元的，任何一种化约性抽绎与夸大的价值判断，都难免陷于理论暴力对现实丰富性、具体性的阉割。斯特劳斯曾在文化史研究中区分过典型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呼吁“我们无法满足于一个典型的历史，我们必须返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典型的历史将人类世界的秩序归结为一个外在于人、由神学保证的秩序，而真正的历史能够“使人摆脱以往的全部历史重负的桎梏束缚，摆脱古代权威的桎梏束缚，摆脱偏见的桎梏束缚”。［12］急于界定一种典型的微文化，实质上是将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强行纳入到既有的知识体系与范式之中，结果无意中将快节奏、丰富地延展的微文化，迅速改造为知识的客体，纳入“博物馆化”进程之中，同时又任由大量复杂之物乃至某种真实性，自在游荡于福柯所云的黑暗之中。个中诱惑性动力繁多，而理论的原始冲动与知识普遍主义的野心无疑为重要因素。从互联网的兴起到msn、博客，再到微薄与微信，稍加琢磨就会发现，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对于社会的影响的速度，早已远远超出了理论与思想的应对速度。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如若过于急躁地抽绎、呈现、概括出某种典型性而急于彰显其对现实的理论担当，那么，对于研究主体而言，运动之物静止化反而使自身落后于时代、沦为追风者，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则被剥离了丰富性而同一化了。

三

警惕微文化研究的普遍主义方法论，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正在生成性，微文化才真正是微文化研究的客体，微文化研究才是对于微文化的研究。当前微文化研究普遍主义方法论反思，正是指向对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以及研究视角等诸方面的谨慎审视，择其要者，微文化作为研究客体的优先性、研究视角的多元性、研究主体的反思性，当为其间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作为研究客体的微文化呼吁重视其客体优先性地位。客体优先性并非说要将研究客体置于研究主体之前，而是强调在现代理性主义语境中——即在意识哲学对于主体性的充分、普遍的强调而同时逻辑地将客体置于被观照、被操作的地位之中，这正是当代哲学批判传统意识哲学的着力点之所在——反拨性、矫枉性地突出客体优先存在的合法性。依阿多诺之见，走向启蒙对立面的理性沦为认识并操纵客体的工具，既抹杀了客体的丰富性，也阉割了理性的潜力：主体与客体被（工具）理性有意割裂，客体被归结为主体的尺度，而其自身却湮没不见了，留下的、呈现出来的仅仅是理性所留下的、所要求呈现的而已。作为救赎之道，对同一性的批判逻辑地要求对“客体优先性”的探索，阿多诺写到：“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天性上一开始也就是一种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13］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固然尚未完全走出哈贝马斯所指认的“思想困境”［14］，但其“客体优先性”观念却有益于思考微文化研究中对作为客体的微文化的充分尊重，保持对微文化研究过于简单急躁的标签化、简约化、知识化倾向的高度警惕。重视其对微文化作为客体优先性，意味着当代微文化研究坚持对微文化的复杂性的充分意识，坚持对当下生成性、动态性的学术立场，坚持对微文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推进而不断延展的开放视野。

微文化的客体性要求微文化研究中的视角多元性。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了“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方法，它将客体视为一个发展变化、充满诸可能性、同时又可以相互比较的整体，从而杜绝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谬误：相对主义谬于将对象把握为断简残篇，而绝对主义则趋向抽象。［15］当然，韦勒克的视角主义尚未摆脱客观主义的痕迹：视角主义观念仍然局限于意识哲学视野之内，视角局限于静止性，满足于将大写、单数的视角变成小写的视角、复数的视角，服务于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区分这一目的，恐怕是造成上述残留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既反对客体把握上的相对主义，又反对同一性抽象的绝对主义，却无疑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事实上，作为方法论意义的视角主义渊源有自，尼采就曾以自己的写作作出具体实践，“这种表达本身，这种视角主义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实践性表达，是繁殖和多样性的表达，是冲突和斗争式的表达，最根本的生命里的表达”［16］，而此后，整个1960年代甚至都被学者指认为“宣告自己信奉视角主义”的时代［17］。视角主义预设了理性全能视角之虚妄，也暗示知识真理性及其生产本身的有限性。对于微文化研究而言，坚持作为客体的微文化的视角多元性，就是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对于微文化的观察、描述与抽象，都不能不是有效而又有限的：其有效性在于，每一种微文化研究视角都为建构微文化学理性形象提供了真实面相，诸面相的总体性趋向于却未必完全契合一个真实的微文化；其有限性则在于，每一种视角下的微文化的真实性都仅仅局限于特定视角之内，当它妄言自己超越时空的真理普遍性之时，也许就是它想当然地提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球之际。

微文化研究的当代性要求研究主体的自我反思。微文化生成、流动，作为研究客体，它逻辑地要求对客体优先性以及对视角多元性的重视，同时也要求微文化研究的当代自我反思与认知。当代是时间性的，但又绝非系于当代哲学所批判的线性时间观之中［18］；当代立足历史，但当代性视野中的历史又不是与当下相割裂的历史；当代关注当下，但又绝非倒退着走向未来。这既对学理研究中的客体意识提出要求，也对主体意识提出要求，事实上，当微文化被作为客体纳入研究视野之际，研究主体及其方法论意识也相应生成。客体之为客体被纳入眼帘，并非与主体无关，阿尔都塞曾用问题式范畴来概括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19］，意指“理论构形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20］，问题之成问题，并非在于问题本身，而在于问题之被提问的方式。借鉴问题式思路，则微文化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视野，表面看来仅仅是因为它在现实文化生活中已然出现，然而，微文化作为学理性思考的客体而存在，却并非现成、随意而出现并呈现为问题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对于时代和生存当下性反思性判断之中。什么是微时代的文化问题，什么是微文化的时代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及其呈现形式，决定于问题之被提问的当代方式，其中也包含了研究主体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作为研究客体的微文化逻辑地要求微文化研究的普遍主义方法论反思，无论是研究客体优先性、研究视角多元性、研究主体反思性的思考，抑或对于普遍主义的狂妄与理论的野心的警惕，无不指向对于这个方兴未艾的微文化研究方法论的审慎观察与反思。质言之，一个典型的微文化叙述，也许恰是微文化所要反抗的，而一个微时代的典型文化话语，也许正是文化政治学所努力批判的。微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微文化，当是鲜活的、复杂的、开放的，而鲜活的、复杂的、开放的微文化，同样呼吁微文化研究复杂地、历史地、谦逊地面对研究客体。

注：

  ①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②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③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与问题表达》，《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④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涯鸿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9、276—277页。

  ⑤吉登斯：《现代性与身份的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253页。

  ⑥［11］罗伯特·达恩顿：《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杨孝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1、128页。

  ⑦阿克塞尔·霍耐特：《权力的批判——社会批判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⑩俞孟宣：《论普遍主义》，《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12］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沈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127—128页。

  ［13］特奥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1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2—463页。

  ［15］Perspectivism又中译为“透视主义”，但在词源学意义上可译为“视角主义”。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页；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35.

  ［16］汪民安：《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17］万象客：《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的视角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

  ［18］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参见《什么是当代》，新兴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20页。

  ［19］围绕problématique中译问题，学界多有异议，本文从“问题式”，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1页；陈越《〈哲学与政治〉编译后记》，载《哲学与政治》（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

  ［20］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青  末〕

Reflection on Universalism of Micro-culture Research Methodologically

Sun Shicong

Abstract: Micro-culture Research have faced contemporary cultural forms rationally and responsibly, and shouldn’t similarly avoid the universalism inclination methodologically which related closely to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ruth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magnifying the university, to generalizing, schematizing, and alleging impatiently. Review the universalism inclination methodologically highlights deliberately the perspectivism of micro-culture research, the priority of the object, and the reflectiveness of subject so as to be vigilant against the simpl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to grasping knowledge of micro-culture.

Key words: micro-culture research;methodology; universalism; 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