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考古-系谱学视角出发，借助文献揭示，“信息与传播秩序”是“传播学话语”历史性中的一个变动的概念，不是一个人为的政治动员口号，其内涵由“前大众传播时代”与“大众传播时代”不同的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条件来确定。文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信息与传播秩序”变迁的“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产生媒介和思想条件不同”、“信息与传播秩序满足的需求与基本策略不同”、“信息与传播秩序辩论的参与者和目标有所不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形成具有意向性”等特征，为进一步借助话语-权力策略重建“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提供可能的参考路径。
关键词 信息与传播秩序；考古-系谱学；秩序重构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7)12-0104-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7.12.015
作者简介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024
一般认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全球媒介体制与媒介政策辩论的热点，与第三世界的去殖民运动、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公民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而式微，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其更多反映了东西阵营、发达北方与欠发达南方间的政治博弈；在文化帝国主义那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不平等更被看作是“阴谋论”的结果。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帝国主义，其观点更多反映的是，在现代主义或结构主义视角下，一个被假定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对国际传播流动的影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激烈辩论的目的是，让发达国家为这种不平等秩序的改变付出努力（转让技术、提供资金、培训技术人员），以便构建一个合理的传播秩序，但这种观点因忽视人类学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局部的社会合理化过程而遭遇失败。如果从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信息与传播秩序并不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传播现象，而是自15世纪大发现时代开始，因不同历史条件而出现在传播学话语中的一个变动的概念，其不是人为的结果，也不是学术界和社会运动为达到目的而发出的政治动员口号，而是不同时期话语和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本文试从具有后结构主义的特征的福柯考古-系谱学视角出发，来描述与现有大众传播学话语及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不同的认知，展现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变迁、特征以及新秩序的可能性。
一、考古-系谱学的理路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社会人文学科中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大写理性和主体的思考：人的理性是否能为世界谱写一劳永逸的规则？主体是否是恒定的超验主体？作为传统主体哲学的形而上学终结于黑格尔，但随着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随着尼采的系谱学以及海德格尔的“人的意义在于自身的显现”的出现，大写理性与超验主体受到质疑，宏大叙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具体合理性和形式主体的出现。这体现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如意义的生成由结构转向对语境的阐释，大写理性庇护下的线性历史让位于多元的微观历史，对社会合理化的整体主义认知让位于局部的合理化，等等。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
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是思考话语/非话语实践及其关系的方法。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关注既定时期不同话语的生成条件。①考古学就是“为了展现一个拥有档案、话语形成、实证性、陈述及上述元素形成条件的特殊领域”②；它在于描述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界定了某个确定社会的可言说性、陈述痕迹的保留、历史维度上的不同陈述间的关系、以往陈述被重新激活以及话语的挪用。③简而言之，从考古学视角出发，考古学分析既是对话语的分析，也是对知识、话语实践、话语构成、知识实证性（或存在域）等的分析，目的在于通过知识考古，展示某种话语存在的可能性条件。系谱学是为了弄清楚人的现状，提出知识对象的历史性问题，弄清楚话语体制的历史维度上的决定性问题。④系谱学“也就是努力从不同的决定性元素出发来恢复某个特殊性出现条件的东西，”⑤不过更关注话语与非话语实践（即制度机构）间的彼此生产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的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就是要说明，在横向阅读话语性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⑥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话语实践”转向对“非话语实践”的强调，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对“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的关注。在实际操作中，考古学与系谱学往往统一于话语与权力关系当中。
在考古-系谱学的视角下，我们认为，传播学话语的一致性不是基于一个被称作“传播”的客观对象之上，也不是基于一个单一客观性视域（如大众传播）之上，而是位于既定时期让“传播”这个对象出现的规则性（如理性与非理性、进步与落后等）之中，这些规则有差别地存在于交通网络、财富生产、公共政策、现代性/殖民性等之中。“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也不是一个在20世纪被不结盟运动推动才有的结果，其作为传播学话语的概念有着自己的局部历史性，其内涵由不同时期的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来决定。本文就是要通过传播学话语及其陈述条件的变迁来显现“信息与传播秩序”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
二、传播学话语的考古-系谱学变迁
一般地，我们普遍认为传播学话语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实际上，传播学作为一种考古-系谱学意义上的话语具有自己的历史性，其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根据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的观点，传播学话语开始形成于17世纪。在考古-系谱学层面上，四个领域为传播学话语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条件：流动社会、普遍联系的乌托邦、个体测量、地缘政治空间。⑦流动社会讲述了对运动的社会与流动（flux）的控制。这种流动体现于交通、通信、经济循环等，在于理解现代传播是如何伴随着进步与社会的可完善思想被发明出来，并且现代传播又是如何与自由解放思想的变迁和发展保持着联系；普遍联系的乌托邦体现着两种普世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的形成和传播：伟大的民主共和国与普世的商业共和国，它们成了国际信息跨边界流动所遵循的两条主线；个体测量包含着对个体生态特征描述的规范化过程，对人体的测量、计算和记录是在构建现代传播方式的漫长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特征，是20世纪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技术前奏；在地缘政治空间中，传播在此成了不平等交换、帝国霸权、民族国家统一、海洋实力划分等的结构工具，即传播成了重新结构社会和世界的工具。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展开，世界的秩序中心发生了偏移，从欧洲转向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的传播景观：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实际上，自30年代以降，出现了我们几乎用来涵盖一切传播现象的大众传播。这就是现行的学界普遍认为的“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如果延续马特拉的观点，我们看到，这个年代既是一个断裂又是一个延续。所谓断裂，就是对传播的认识聚焦于大众传播之上，大众传播成了传播学的代名词；所谓延续，是指大众传播没能摆脱传播学的研究框架，大众传播仍是广义传播研究中的元素。这就是马特拉在《全球传播的起源》中所说的：“利用欧洲的思想、学说和人力构建起来的美国，辐射着一种具有自己合法性的社会和生活模型。不过这成了另一种历史的开始。”⑧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展开与结束，传播学话语有了新的支撑维度：军事行动、商业消费与政治竞选，与其相伴随的是北美的大众传播模式及其理论家，美国是这种大众传播学话语的主要场所。随着战后两极世界秩序的形成和终结，大众传播研究及其理论被输出到全世界。
三、信息与传播秩序概念的考古-系谱学变迁
何谓秩序？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秩序既是作为内部法则出现在物中的东西，也是物彼此以某种方式相互关照时所依赖的秘密网络，又是只有通过某种视角、注意力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⑨从福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考古学-系谱学视角下，“信息与传播秩序”是一个靠“视角、注意力与语言”关照才能出现的东西。从考古-系谱学出发，“信息与传播秩序”是流动在传播学话语陈述场域中的一个概念，因传播学话语的存在条件的改变而拥有不同的内涵。从17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流动社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体现了“信息与传播秩序”概念流动其中的陈述场域的不断变迁，同时也体现了“传播学话语”的“话语构成”特征：有关“传播学话语”的陈述不仅分布在社会管理领域，而且也存在于国际政治和传播技术领域。按照考古-系谱学的理路，我们将在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来把握有关“信息与传播秩序”概念的生成条件。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大众传播时代的流动社会和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前者与广义的传播学相联系，后者则集中于大众传播学。
（一）前大众传播学时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
前大众传播学话语时代的、有关“信息与传播秩序”概念的陈述生成条件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方面，国家借助传播流动来实现社会管理，以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即马特拉所谓的“流动社会”。不过，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信息流动也逐渐成了地缘政治-经济工具。
从考古-系谱学视觉出发，一方面，前大众传播时代主要关注广义的传播流动及其相关观念对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马特拉对传播起源的描述。他指出，无论是塞巴斯蒂安·沃邦的河流航道、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的桥梁公路网络、血液循环流动的发现、有机躯体和社会政治躯体的类比、法国改革家雅克·杜尔哥的道路系统，还是统一度量衡的采用、电报和火车的发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者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查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伯特·斯宾塞的有机社会理论，等等，都在为西方社会规划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秩序。⑩在这些社会经济理论或交通网络系统中，基于新的（经济）信息流动之上的秩序成了17世纪、18世纪乃至19世纪民族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的流动秩序被构思为从国家中心向外辐射的“理性之路”。“网络”思想成了传播救世思想的支配性力量，传播网络被看成新的世界普遍联系的制造者。［11］
另一方面，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随着15世纪西方探索活动的开始、航海路线的开辟以及后来殖民活动的展开，传播活动构建出新的世界活动空间，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看来，现代民族国家就存在于“世界体系”当中。现代世界体系表现为相互依存元素所结成的历史社会系统，这些元素形成了紧密的结构并按不同的规则来运行。［12］现代世界体系作为“经济世界”大于任何国家，世界体系的等级体系由国际劳动分工造成，造就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支配-被支配、剥削-被剥削、依赖-被依赖的二元对立关系，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13］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奇哈诺从福柯的系谱学出发，把现代世界体系看成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存在，一种世界权力模式，认为这种世界体系形成于16至17世纪，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权力模式，其在普遍历史的模式下涵盖了所有的世界居民，并拥有不同的秩序中心：首先是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世界体系中心，随后是18世纪的法国和荷兰、19世纪的英国，美国在20世纪成了世界霸权的中心。［14］虽然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不断转移，但现代经济世界体系的等级体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信息流动就基于具有这样等级体系特征的传播秩序当中。
（二）大众传播学时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
不同的社会形态蕴含着不同的传播秩序。在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广义传播被狭义的大众传播所掩盖，文化被化约为信息控制论的符码，并且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与文化观念分割开来，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流动”原则来进行传播。大众传播学时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体现在不同形态的、基于信息/知识之上的社会变迁中：从信息社会到知识社会。
信息社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智能机器的研究得以形成。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引入了“信息社会”概念。该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播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了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在这里，信息流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商业-技术-地缘政治逻辑成了信息传播秩序的建构参照。在考古-系谱学层面上，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基于以下三种沉淀：传播技术、公共政策和地缘政治。［15］并由此为新的“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内涵的生成提供了新的条件。
首先，信息社会是20世纪50、60年代科学动力的研究结果。美国《国家安全法》（1947年）的颁布使军事和工业活动的协同作用被制度化，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大量的投资流向对传播高新技术的研发，这为互联网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在理论上，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在美国）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学描述，知识传播的技术网络在此被看成是促使社会流动的关键。在20世纪60年代，电话、电视、计算机等逐渐把世界变成一个“全球社会”。在此期间，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又提出“电子技术革命”概念，于是“后工业社会又变成了‘电子技术’社会，一个由电子技术从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方面来进行塑造的社会。工业过程不再是社会变化、习俗改变、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电子技术社会中，科学技术除了强化生产能力外，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6］随着这些表述，还出现试图重提以往乌托邦承诺的“终结”话语：历史终结、阶级斗争终结、抵抗知识分子终结、政治终结等。这些“终结”话语武断地终结进步/保守、左派/右派、富人/穷人等的意识形态对立，取而代之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崇尚实证知识分子形象，看重专业技术知识与决策的选择，好像人类正在走进这样或那样的大同社会。
其次，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社会形态转变为新的政治-经济赌注，并回归到公共政策领域。在70年代，因中东石油危机触发的西方社会的治理和民主危机，使信息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原材料与增进民主的工具。在此背景下，法国诺拉-蒙克的《社会的信息化》（1978）以及西欧、日本和北美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民主危机报告》（1975），研究了西方世界和国民经济时至当时的运作方式以及政治模式，提出了“新技术能够解决政治共识及经济危机”的思想。到20世纪80年代，民族国家和福利国家框架下的公共政策观念被动摇，全球时代/信息时代与全球化/解除管制彼此呼应，这不但促进了私有化与集中化，而且导致了跨国多媒体公司的形成。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有关传播网络民主化的政府或政府间的报告相继出台，如1993年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4年马丁·班格曼的《欧洲与全球信息社会》报告以及1994年热拉尔·泰利的《信息社会》报告。在国际层面上，G7的布鲁塞尔峰会（1995）确认了“全球信息社会”概念，2000年G8的冲绳“全球信息社会”峰会指出：“传播技术是一个世界维度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反应。”于是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商业发展论坛、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及其他国际组织（包括无政府组织）被倡议，要参与到实现人类信息共享的全球信息社会的事业中去。因此网络又成了重构世界的工具。
最后，是信息社会的地缘政治沉淀。“技术信息范式成了一种地缘政治方案的关键。”［17］从布热津斯基的“网络外交”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传播技术使地缘政治赌注的竞争变得更具灵活性、隐蔽性。这就是说，“重塑我们文明的权力斗争不只是在民族国家真实的地域内发生：它们也表现在虚拟之中”。［18］诺拉-蒙克的《社会的信息化》报告对信息传播的地缘政治功能做了启发性的分析。他们认为，网络系统的出现引起了数据库的发展，而数据库常常是国际性的，传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随时随地的交流成为可能，但“信息与它的组织和存储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让美国的数据库来组织这种‘集体记忆’，而自己满足于从中获得数据，这就等于一种文化异化。建立数据库是国家主权的需要”。［19］这使得地缘政治的标注不再仅是在地形图上的勾列，同时也是虚拟的“链接”。［20］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世贸组织，有关信息与传播秩序的辩论不仅体现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而且也体现着发达国家之间就传播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博弈。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不结盟国家把争取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扩展到在“传播世界”中对“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追求。1976年的突尼斯信息研讨会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第50届会议，都认为有必要使“信息脱殖民化”，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信息自由流动原则”与“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两者彼此对立，致使围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因1984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政府决定退出而式微。但围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随着网络社会的形成，通过对网络霸权来实施的全球整合在悄悄地进行。［21］在9·11恐袭之后，以跟踪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美国成了监管全球传播流动的警察。控制信息网络成了新霸权主义的原则，要控制世界就要控制传播网络。
（三）从信息社会到知识社会
信息社会具有技术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特征，体现着信息传播的目的-工具理性，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力量成了这种社会形态的新的质询者。“知识社会”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于1969年首次使用“知识社会”。到90年代，这一概念得到深化，并试图弥补“信息社会”概念的不足。它不再象信息社会一样仅与经济维度与技术创新联系在一起，而是力促“对知识的共享；能够吸收每个成员，促进新的团结形式；包含社会、伦理和政治维度；强调价值体系和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允许提出批评和发展充分的认知能力，以区别有用与无用信息；要意识到世界性问题；使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源泉”。［22］知识社会的核心元素是识别、生产、处理、传输、传播信息，为人类的发展来生产必要的知识，它倡导一种民主与公平的“信息与传播秩序”，旨在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信息社会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的，而知识社会则包含着更加广泛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内容。而且知识社会概念往往采用复数形式，强调人类社会、文化以及语言的多元性，指向所有人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消除信息社会因技术决定观点而造成单一的社会形式。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相比，更加强调对欧洲启蒙时代遗产的继承，强调融合、参与和对人权的肯定，强调所有人为发展而对传播活动的参与和挪用，强调技术理性应当为人文理性服务，而不是为后者构建一个“牢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倾向于采用“知识社会”概念来代替“信息社会”概念。从布鲁塞尔的G7（1995）到日本冲绳的G8（2000）峰会，从西雅图的世贸组织峰会（1999）到2001年的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公民社会运动也不断地质询对传播权利的挪用，以寻求一种可能的另类全球化。这些运动也促使了“全球信息社会”向“全球知识社会”的转变，促使寻找另类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可能性。
四、对“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反思
从传播的内涵来看，无论是前大众传播时代的流动社会，还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都着眼于民族国家内部/外部/全球的诉求，关注公共政策或地缘政治-经济策略的制定，都试图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信息社会与知识社会是流动社会的延伸。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以及传播理念的变迁使“信息与传播秩序”内涵不断地得到修正。“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变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信息与传播秩序的产生媒介和思想条件不同。流动社会是前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它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以及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想象需要借助传播网络来实现，传播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当时的实证主义发展观相结合，构成欧洲工业化时代的理性发展观。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传播在19世纪成了文明的使者。［23］从陆路、水路交通网络到铁路交通系统，从夏普兄弟的光线示符系统到电话，直至无线电通讯和卫星系统，从法国魁奈的重农思想到苏格兰的古典经济学，再到圣西门的工业大同社会，直至20世纪的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和布热津斯基的“电子技术社会”，传播成了推进人类进步的动力，成了实现社会进步的手段。信息社会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媒介功能主义发展观到西方70年代利用信息摆脱“管理”危机，信息被看成原材料，被看成新的能量，传播成了不发达或危机社会走出困境的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传播”不但成了“进步”和信息社会“技术网络发展”的同义词，而且也成了衡量民主与进步的标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的战略作用进一步被加强。信息社会和信息传播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阅读栅格。随着对信息社会的商业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企图的批判，知识社会取代信息社会成了传播秩序研判的对象。
第二，信息与传播秩序满足的需求与基本策略不同。前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建立在广义的传播之上，目的在于促使财富的生产与流通，是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世界大发现的开始，伴随世界贸易、宗教传播和殖民活动的展开，又具有了地缘政治-经济特征。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作为公共政策成分的地位被强化，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信息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信息的地缘政治-经济工具理性被进一步加强。尤其在国际传播方面，如果说前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因“殖民活动”还具有“强制与支配”元素，体现了传统的权力施加观念与传播秩序的人为的不平等，具有“殖民主义特色”，那么当传播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之后，以“软实力”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逐渐替代以“硬实力”为特征的旧殖民主义，作为“影响”或“影响他者可能行为的行为”的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或权力关系）取代以往的“强制与支配”，话语-权力策略成了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知识社会”的提出，它不仅从概念上替代了“信息社会”，而且在话语-权力策略上也取代了信息社会概念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口号。
第三，信息与传播秩序辩论的参与者和目标有所不同。在前大众传播时代，信息与传播秩序辩论的参与者主要是政府及其代理人，他们以国家的名义来结构信息的流动秩序，旨在构建强大的国家，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如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哈瓦斯（1835）、德国沃尔夫（1849）和英国路透社（1851）。这三家新闻社于1870年缔结和约，各自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传播势力范围：“路透社负责整个大英帝国、荷兰及其殖民地、澳大利亚、东印度和远东地区；哈瓦斯新闻社负责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地中海东部地区、印度支那和拉美；沃尔夫新闻社则集中于中北欧地区”。［24］在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社会形态中，信息与传播秩序辩论与建构的参与者主要是国家、其代理人、公民社会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目的在于改善国家与世界的发展与治理模式，同时在国际传播方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不结盟运动）要求改变单向流动的传播模式，实现传播的民主化。只不过信息社会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具有更浓郁的商业与技术主义气息与较强的地缘经济-政治色彩，这不同于知识社会的信息与传播秩序诉求——强调人的发展，人文主义色彩较浓。
第四，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形成具有意向性特征。无论是前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秩序还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秩序的形成，都呈现出人类历史活动的局部理性化特征，是社会主体活动的结果。无论是以原材料为发展基础的“资本主义”还是以信息为增长基础的“后资本主义”，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福柯的系谱学那里都是一种权力装置、一种控制与管理装置。所谓权力装置，是一套完全异质的东西，其包括话语，制度机构，建筑布置，规则决定，法则，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的、道德的及人类学的命题，既包括说出的又包括没说出的；装置本身就是我们在这些元素间建立起的网络，其主要功能是满足某种紧急需求，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能。［25］系谱学中的权力不同于传统权力，而是一种力量关系，具有意向性，是影响他者可能行为的行为。权力装置中的话语也不是由语言学陈述（如句子、命题等）组成，而是一套拥有自己功能位置的符号，即考古学陈述。作为权力发挥作用的装置，不仅构建了主体，也构建了社会现实，而且在这些装置中，主体的自由是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前提，同时这种装置也是一个不同行为产生对抗的场所，作为秩序的现实需由权力关系和话语策略的运用来确定。［26］从考古-系谱学的观点出发，介入“自由主义权力装置”或“资本主义权力装置”或“秩序”中的主体会被“自由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或“秩序化”，这些主体根据不同的运作机制会拥有不同的位置，从而拥有不同的身份，而位置的改变需要借助作为抵抗点的话语来实现。这种抵抗为新的主体性与现实的产生提供可能性。因此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而言，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制度机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社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都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信息传播秩序。新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将是这些自由主体的话语-权力的博弈结果。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信息与传播秩序”其实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它的产生有自己的可能性条件。从17世纪至今，借助传播学话语的演变及信息与传播秩序相关的社会形态的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信息传播秩序不仅是民族国家公共政策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冲突、传播技术发展、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博弈、全球社会治理等各种实践的结果。在这些不同的力量关系组合中，信息与传播秩序不仅成了讨论、辩论和改变的对象，而且有关信息与传播秩序的话语-权力关系也成了我们理解国家与国际事物的“阅读格栅”。借助这种格栅，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国际信息与传播秩序具有自己的历史性，有自己特殊的合理化过程。
追求平等和公正是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目标，如同流动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一样，其内涵体现了不同的全球社会建设方案，至少涉及三种方案（发达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方案与传播话语的历史维度（传播学话语的转向）和现实维度（政治、经济、技术等）是分不开的。前者体现了广义传播学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变，后者体现了信息与传播秩序产生的现实条件。从“信息与传播秩序”到“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因方案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参与者：从民族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到国际组织、私人行业、国际公民社会等。作为一种传播方案，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在20世纪没能取得欠发达国家想要的结果，一种因主体双方话语和权力策略失效而无法达成的结果，但也可以说，作为主要参与者的美国及其盟友的退出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力策略，试图让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辩论被冻结的策略。
新秩序的理性化现状是由参与者及其话语-权力关系策略来决定的，不平等的或不公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不是“阴谋论”的结果。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批判在不平等的、不公正的“信息与传播秩序”中存在的某种“意识形态”，而应该去揭示隐藏在这种意识后面的权力运作机制。如福柯所说：“（对知识分子而言），问题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或脑子拥有的东西，而是去改变生产真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体制。问题不在于把真理从所有的权力系统中解放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梦幻，由于真理本身是权力——，而是把真理的权力从其发挥作用的霸权（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形式中解放出来。”［27］要改变现有的“信息与传播秩序”就要从话语-权力关系策略入手，来构建一种新的“真理政治”。
注：
①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I. Paris: Gallimard, 1994,p.498.
②Foucault, Michel.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Gallimard, 1969,p.270.
③Foucault, Michel. Saber y Verdad. Madrid: Las Ediciones de La Piqueta,1991, pp.56-59.
④［27］Foucault, Michel. Obras Esenciales, Volumen II, Estrategias de Poder. Barcelona: Paidos, 1999, p.47,p.55.
⑤Foucault, Michel. Qu’est ce que la critiqu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 84 (April-June 1990): pp.35-63.p.51.
⑥Revel, Judith.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Paris: Ellipses Edition Marketing S.A. 2002, pp.6-8.
⑦⑧⑩［11］Mattelart, Armand. 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4, p.7,p.336,pp.15-96,p.101.
⑨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11.
［12］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 387-415, 1974, p.390.
［13］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349-350.
［14］Quijano, Aníbal. Colonialidad del poder, eurocentrismo y América Latina, en Lander, Edgardo (2000). La colonialidad del saber: eurocentrismo y ciencias sociales. Perspectivas latinoamericanas, Buenos Aires: CLACSO, 2000.
［15］Mattelart, Armand y CASTRO, Antonia GARCIA. Sociedad del conocimiento, sociedad de la información, sociedad de control - Entrevista con Armand Mattelart，Cultures & Conflits , Inédits de Regards sur l’entre deux | 2008.
［16］Brzezinski, Zbigniew. 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0,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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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Nora, Simon et Minc, Alain. The 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0,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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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UNESCO. Hacia las sociedades del conocimiento.2005.
［23］Mattelart, Armand. Les nouveaux scénarios de la communication mondia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OUT 1995.
［24］Mattelart, Armand. 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Paris: PUF, 1996, pp.27-28.
［25］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1976-1979）III. Paris: Gallimard, 1994, p.299.
［26］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1976-1979) IV. Paris: Gallimard, 1994, p.238.
〔责任编辑：御 风〕
Reflection on The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An Archaeo-genealogical Perspective
Zhu Zhenming
Abstract：Methodologically historical positivist, the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in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effects from an archaeo-genealogical perspective. It argues that ICO in a given age is determined by the related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refore the WICO in the 1970s is only a horizontal profile in the discourse, not a mobilizing and ideological sloga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ransforming characteristics of ICO as “Differences of inducing media and thoughts”, “Differences of imperatives and strategies’, “Differences of participants and objectives” and “Intentionality of ICO formation”, which would probably help to rebuild the WICO through the discourse-power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Key words：WICO；archaeo-genealogy；order-rebuilding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