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款风靡整个社会的桌游，“狼人杀”提供了我们思考政治哲学的一个实验室：它映射出了政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并让我们遭遇“文明”及其恐怖性“暗层”。“狼人”作为一种界阈性怪物，处在政治状态与例外状态之间，话语政治与死亡政治在它身上发生了“短路”。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同样是这样一种界阈性怪物——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既“说话”又“嗜血”。“狼人杀”让我们看到，讲故事的话语政治，结构性地内嵌死亡政治，然而要阻止后者，除了诉诸话语之外亦别无他途。
关键词 权力；至高权力；狼人；例外状态；阿甘本；拉克劳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3-0044-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3.007
作者简介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 上海 200241
一、话语政治：从“力量”到“权力”
“狼人杀”，是晚近在国内非常热火的一款桌游，其辐射力业已深层次地渗入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中——不单各种“狼人杀”术语早已充斥年轻人日常交流用语和网络语言中，并且在“狼人杀”的基础上已形成了多个爆款综艺节目（如腾讯几十亿流量的《饭局的诱惑》）。这两年“狼人杀”又迅猛地从线下蔓延到线上，各种手游端成为了新一轮资本追捧的风口（领跑的有《天天狼人杀》、《饭局狼人杀》等等）。大众文化，向来给学术研究提供出诸种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①那么问题就是：“狼人杀”这款桌游里，是否真的也能解读出政治哲学的思考来呢？②
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我要提出：“狼人杀”是一款典范意义上的政治游戏。以下两点丰富地展现出游戏的政治性。
首先，“话语”的使用。“狼人杀”游戏的主要进程，就是在说话的过程中展开——所有的行动者（游戏者）都努力通过自己的话语，来说服和影响别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两个关于人的著名界定：人是“政治的动物”；以及人是“说话的动物”。动物只有嗓音，而人这种动物能够说话。亚氏强调：正是通过说话，人才形成了“家”（oikos）和“城邦”（polis）。人在城邦（共同体）中的政治生活，使得他/她彻底同动物区别了开来。③霍布斯亦强调：一旦缺少“说话”，“人与人之间就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社会，没有契约也没有和平，人与人就如同狮子与狮子、熊与熊、狼与狼”。④故此，政治便肇端于说话。话语是政治最根本的向度。
其次，“桌子”的存在。作为桌游，“狼人杀”的游戏过程需要一张“桌子”（不管是否有形）。而桌子正是话语空间的政治意象。在桌边，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并且桌子使得这个关联是言语性而非暴力性的。也正因为此，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人的“世界”，就像“安置在绕其而坐的人们中间的桌子”，“同时关联和隔开人们”。⑤桌子，使得人只能用话语来进行彼此联结。直到今天，上至联合国下至街道里弄，桌子都是政治场域的核心道具。
上述两个特色，使“狼人杀”具有深层的政治性。但我要进一步提出：“狼人杀”的游戏设置及其游戏形式本身，根本性地映射出了政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我们看到：即便具有“话语使用”与“桌子存在”这两大元素，“狼人杀”却仍然结构性地内嵌暴力——正如“杀”这个字所标识的，在这款游戏中，我们遭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⑥，遭遇“文明”及其恐怖性“暗层”。玩“狼人杀”，实际上就是进入到政治哲学的最核心深处，近距离窥察隐藏在人类共同体根基处的一组秘密。
什么是共同体的原始结构？按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看法，法律＋法律之例外，构成了所有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⑦共同体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法律的普遍性上。但正如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所暗示的，一切人类共同体秩序都是话语性构建的，所有法律都是话语性订立的，所以任何秩序都不具有终极的稳定性，换言之，它结构性地面对自身的“例外状态”。“狼人杀”的基本游戏设置，实则构建了共同体原始结构的一个微缩模型。
让我们先从游戏者入手。“狼人杀”中的行动者（游戏者）尽管“身份”众多，但在根本上被分成了两种：“狼人”与“人”。在人类共同体中，非人非动物的“狼人”，自然纯粹是一种溢出性的怪物。这个游戏的特殊性，首先就在于，它是在“人”与“非人”（狼人）的遭遇（encounter）中展开。
霍布斯并不认为人和狼有什么本体论的区别。霍氏经典地将前政治状态下的人，比作彼此撕咬的狼——“对人们而言人就是狼”。⑧换言之，作为行动者，人和狼在前政治状态下并无根本区别，它们彼此遭遇就处于“自然状态”中，即陷入全面战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与狼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有智慧摆脱这种每个个体都随时面临横死的“自然状态”，而进入到共同体的“政治状态”。这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说“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动物”。⑨这个命题包含两层内容：人，（a）诚然是动物，但额外加上（b）拥有政治的能力。换句话说，人是一种有能力群处在一起的动物。在人类文明的另一个角落《荀子》呼应了亚里士多德，主张“能群”系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⑩人有能力形成共同体（群），在其内部施以“不得杀人”律令，以此产生“文明状态”（公民状态）。在共同体秩序中，行动者彼此之间的遭遇，受诸种律令的规介。
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狼人杀”游戏最关键的设置是“狼人”晚上杀人，而白天必须掩饰自身？答案很清晰，游戏预设了：“狼人”一对一毫无问题可以把人杀死，然而面对以共同体形态群处在一起的人，被发现则是反而只有被杀死的份。“狼人杀”游戏中那8-18位游戏者，实则构成了一个小型共同体（村落）。而人类“文明”的秘密，恰恰就在此处：之所以是“智人”（homo sapiens）而不是其他动物发展出了文明，便正是在于前者拥有形成政治共同体（村落、城邦到今天的民族国家、全球村）的“智慧”。
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狼、大象或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等也能几十只生活在一起，甚至形成一个小族群，但数量却绝然无法突破150这道“门槛”——诚如赫拉利（Yuval Harari）在其影响深远的《人类简史》中所写：“像是如果一对一，甚至十对十的时候，人类还是比不过黑猩猩。我们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过了150人的门槛之后才开始显现，而等这个数字到了一千或两千，差异就已经是天壤之别”［11］。“智人”体格弱小，“力不若牛，走不若马”［12］，然而他们不但存续了下来，并且把过去7万年变成“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也就是说，过去7万年间，人类成为影响这个星球面貌变化的最大因素。此中根本关键就在于，他们发展出了“能群”的智慧，用《荀子》的术语说，人能够通过“分”来实现群处与合作：“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13］。
智人如果只凭借其自然性的体力，最多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中端。然而人以政治的方式形成共同体后，尽管许多动物仍然单体具有压倒性“力量”（force），但无法和政治性的“权力”（power）对抗。智人最终跃升到食物链顶端，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美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阐释了“力量”与“权力”之别。在第二季第三集中御前情报大臣瓦里斯对被临时授命做代相的提利昂·兰尼斯特（“小恶魔”）说了如下这段话：“权力存在于当人们相信它存在的地方。它是一个把戏，如浮影游墙。一个十分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一个十分硕大之阴影。”［14］不同于“力量”，“权力”实际上是一个话语性的“把戏”，所以既强大又脆弱：权力运转的每一个瞬间（如某人发出指令而一群人服从时），必定是有一套“故事”在支撑着，而这套“故事”被抽走之后，再强大的权力也即刻烟消云散。“狼人杀”，便清晰展示了“权力”既强大又脆弱的双重属性：当你的话语说服了绝大多数人，你强大到能够指谁杀谁；而你的话语一旦被推翻，你便脆弱到立即自身性命堪虞。
瓦里斯又让提利昂玩一个堪称简易版“狼人杀”游戏。一个国王、一个教士和一个富商被设定同在一室，中间站了一个剑手，他们都叫这个剑手杀掉另外两个人。那么，剑手会杀谁？提利昂认为取决于剑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剑手是最关键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国王握有至高权力呢？［15］在这个简易版桌游里，剑手拥有的只是“力量”，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里或许最为强大，但在人之群处而形成的共同体（“政治状态”）里，“权力”才至关重要。那三个大人物看似都握有极大权力，但他们的权力其实是由三套不同的话语（王冠、上帝或金钱）在支撑，剑手会听谁的命令，实则取决于那一刻哪套话语在“政治之墙”上投射出了最硕大的阴影。［16］政治斗争，根本上是话语之间的竞争，拉克劳（Ernesto Laclau）称之为“霸权性的斗争”（hegemonic struggle）。瓦里斯的简易版桌游和“狼人杀”，实则都标识了话语层面那围绕“霸权”而展开的殊死斗争。
可见，“政治状态”中的行动者和“自然状态”中的行动者之不同就在于：后者直接诉诸各自力量，而前者的争斗则发生在话语层面，用话语说服和影响更多的人以形成合力（权力）。当你的故事有人听，有人信，能说服人，你就拥有“权力”。也正因此，亚里士多德把“说话”界定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政治能力。政治，就是通过言语说服他人，不断联结更多人，从而使自身更有“权力”。话语联结所形成的“权力”，使得人能够杀死力量远大于自身的各种猛兽。一个人凭其力量成为“打虎英雄”实属罕见，但“大虫”也只在山中横行而不会轻易进入人的村镇，今天更是濒临被人类灭种……故此亚里士多德当年曾说：生活在城邦之外的，要么是低于人的存在（野兽），要么是高于人的存在（神）。换句话说，人如果离开共同体而存活下来，就不再是“人”。亚里士多德借用荷马的诗句，把这种生活在城邦外的个体形容为“无族无法无心”——他/她/它是没有合作、充斥战争狂野的独行者。［17］
二、死亡政治：两种界阈性怪物
人不能离开城邦而存活，然而，“狼人杀”里的人之被杀（游戏中的术语称作“被刀”），却是在共同体内部发生，“不得杀人”这条共同体赖以成立的根本法律被连续破坏。我们有必要正面考察这个游戏的主角（“凶手”）——“狼人”。“狼人”，实际上是一种界阈性怪物——在狼与人之间，在政治状态与非政治状态之间。人与狼之别就在于前者是政治（说话）的动物、处于共同体秩序中，那么，“狼人”就处在共同体秩序的界阈位置上。“狼人”并不像“狼”那样彻底在共同体之外，而是在其内部的一个特殊位置上。于是，前文提到的“狼人杀”这个游戏的特殊性（人与非人的遭遇），实则可以进一步细化到“狼人”这个独特怪物上。以“狼人”为凶手，使得这个游戏不同于“杀人游戏”（“狼人杀”本身是从“杀人”这种桌游上发展而来的）。作为界阈性怪物，“狼人”既残忍杀人（属狼的特性），同时又是说话的行动者（属人的特性）。
阿甘本曾很精准地分析了“狼人”所具有的这种界阈性属性：这种怪物“恰恰既不是人也不是兽，他悖论性地生活于这两者之中但又不属于这两者”。阿甘本甚至从“狼人”出发而提出：共同体秩序存在着一种特殊状态，在里面行动者不再是“纯然野兽和自然生命，而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无区分地带——即狼人转变成狼的人和转变成人的狼”。［18］换句话说，狼人，是跟人产生政治关系的“狼”（转变成人的狼），或者离开共同体的“人”（转变成狼的人）。在“狼人杀”中，“狼人”白天跟人产生政治关系（话语联结），而在黑夜中则脱离共同体的秩序而大开杀戒。
于是，“狼人杀”这个游戏的进一步特殊性，就是它让我们得以身处在一个存在界阈性怪物的共同体中。“狼人杀”所有游戏者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然而，狼人的存在，把这个共同体秩序推到一个特殊的临界状态中。狼人不断杀人，使该共同体陷入秩序的“例外状态”——尽管维系一个共同体秩序的根本性法律（“不得杀人”）被破坏，但该状态不是法律存在前的“自然状态”，而是法律存在后的“例外状态”。这一点极很关键，因为在“例外状态”中共同体秩序依然存在，只是处于被悬置状态。而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所有行动者彻底不跟共同体秩序发生关系，哪怕是否定性的关系。
“狼人”（而不是狼和人），确实构成了霍布斯视野中的一个“死结”。根据拉克劳的看法，霍布斯坚实地奠立了“话语政治”：（1）霍氏明确提出任何一种“政治秩序”都比“无序”的“自然状态”要好；（2）“政治秩序”所采取的实定形态，基于话语（订立契约）而非任何本体论根据。［19］然而，霍布斯的思想实验室里，并没有“狼人”这种界阈性怪物——既具有说话能力，同时又制造“无序”；既身处“政治状态”，却又按照“自然状态”的逻辑行事。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大厦，无法容纳这种存在界阈性怪物的共同体。质言之，霍布斯能够设想“自然状态”，却无法设想“例外状态”。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前者那里只存在着“力量”，而在后者处却存在着“权力”，尤其是握在共同体主权者（the Sovereign，亦即“至高者”）手中的“至高权力”。“狼人”尽管破坏了共同体秩序，但却不得不面对整个共同体的有效合力（权力）对他/她/它的惩罚。
“狼人”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看到：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文明化”，并非一劳永逸，共同体秩序反复会遭遇例外状态。那是因为：人类的共同体秩序建立在话语之上，本身并无本体论根基，故此它结构性地会遭遇例外的挑战。《权力的游戏》最惨烈的一幕，就是发生在第三季第九集的“血色婚礼”——话语政治的对话者瞬间变成黑夜中的“狼人”，婚礼变成屠杀现场。有“少狼主”之称的罗柏·史塔克及其刚娶过门的妻子、其母凯特琳·史塔克以及史塔克家族在北境的所有忠实追随者，一夜之间几乎被杀了个干净……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怖时刻中，我们能清晰地考察到共同体秩序的原始结构（法律＋法律之例外）。“狼人杀”的游戏设置，便贴切地映射出了这个结构。
这款游戏尽管命名为“狼人杀”，但其中“狼人”实则面对已经形成政治共同体的人群。这意味着，尽管狼人“力量”强大，但是远远弱于政治共同体的“权力”——“狼人”只敢“天黑请闭眼”后出来吃人，在白天、在人群里，则要用话语的方式说服其他人，使他们相信自己不是凶手。“黑夜”，实际上标识了人与人之间的话语联结被悬置，每个人都暂时性地成为自然生命——“狼人”在这种状态中自是最为强大，其力量使它想吃谁就吃谁。但“狼人杀”的关键在于，即便回到“白天”，游戏者们却并未进入共同体秩序，而是进入它的例外状态——在该状态中，每个人的生命同样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剥夺。只不过这个时候剥夺生命的不是“狼人”，而是共同体的主权者。“狼人”在这个时候，便正如阿甘本所分析的，反而成为公民性被消解掉的“赤裸生命”：一旦被贴上“狼人”标签，便可以被不受处罚地杀死。亦即，“不得杀人”律令不适用于“狼人”，杀死他/她/它并不犯“杀人罪”。在这个意义上，“狼人杀”实际上又是“杀狼人”。
对“狼人”进行杀戮的决断，来自主权者的至高决断——在“狼人杀”游戏中，所有人的公投便代表了主权者决断（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唯一正当性基础。然而，比起“国王”或“天子”这样的前现代主权者来，人民主权的至高权力也并不见得慈眉善目。阿甘本提出，赤裸生命就是至高权力所享用的“祭品”（亦即“牲人”），在主权者面前，每个普通民众都可以随时被转化为赤裸生命。主权者既在法律之内又在法律之外，这被阿甘本称作“主权的悖论”：主权者的至高权力“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同时自身又是法律正当性的来源”。［20］在例外状态中，主权者的面目是狰狞的，手中的至高权力是嗜血的——这把“魔刀”在常态下隐而不显，然而一出鞘就需要赤裸生命来“祭刀”。
“狼人杀”的游戏者们所处身其内的，是个充满暴力的共同体（每天可能会被狼人“刀”以及被主权者“魔刀”加身），但与此同时，就政治结构而言，它又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共同体：每个成员作为公民完全平等，并不存在政治性的“特权阶层”。尽管在“狼人杀”中，人还具有着各种特殊“身份”，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不少非平民。然而，后者却不能被理解为“特权阶层”，因为他们在形成主权者决断时完全具有平等的一票。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共同体内掌握不同技能或执掌某个机构的人（如同《荀子》所说的“分”），譬如“女巫”相当于医生或药剂师、“预言家”相当于情报机构和社会监控机构负责人。他们有特殊才能，但没有特殊权力。他们要形成更大权力，只能通过话语联结的方式。况且，这个共同体还事实性地存在一层准罗尔斯主义的“无知之幕”，没人知道其他人的“身份”，即便你运用你的技能做成某事，你也只能通过话语来让别人信服你的所见所闻。
“警长”是游戏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而不是“身份”）。经过竞选成为“警长”的游戏者，相对于共同体其他成员拥有稍大一些的权力——这份略大的权力既体现在引导话语上（组织发言顺序并总结），又体现在主权者决断的票数上（拥有1.5票或2票）。可见，警长相当于共同体紧急状态中选举出的临时首领，组织带领其他成员走出该状态。“狼人杀”拥有着一个严格的民主制框架。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警长候选人向共同体所有人开放，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荐成为候选人；（2）候选人通过话语说服的方式争取其他成员的投票，并在竞选过程中任意时刻都可以退出；（3）警长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自我上升成为主权者，亦即，成为僭主（tyrant）。这在现实中频繁发生，希特勒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通过民主竞选成为“总理”，随后在例外状态中自我上升为“元首”。［21］在“狼人杀”游戏中，领袖的自我上升成为主权者，被彻底封死：共同体的主权者决断，始终是公投产生的集体决断。在这个时候，主权者的至高权力，便是共同体通过话语联结而最大程度产生的合力。
然而，不管是僭主决断还是公投决断，主权者的“魔刀”之残忍程度并无二致：历史上被以“人民”的名义法外处决的赤裸生命，罄竹难书。在“狼人杀”中，当某人被主权者认定是“狼人”（人民的敌人）时，他/她/它就只有被杀——在公民集会上被杀。换言之，“狼人”在黑夜中可以凭“力量”杀任何人，而主权者在白天可以凭“至高权力”杀任何人。在主权者眼里，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狼人”、潜在的“赤裸生命”。“狼人”是共同体秩序内的界阈性怪物，“主权者”同样也是——这就是为什么霍布斯用“利维坦”这个怪物来形容主权者。我们看到，主权者和“狼人”实则处在同样的结构性位置上，在该位置上恐怖性的怪物式力量和无力反抗的自然生命直接“遭遇”、恐怖性的至高权力和无力反抗的赤裸生命直接“遭遇”。这就是“狼人杀”所内嵌的“死亡政治”。
三、“狼人杀”、“独狼杀”与大屠杀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狼人杀”游戏的政治结构：（1）“狼人”在共同体内出没并杀人，制造了例外的紧急状态；（2）主权者在该状态下，通过决断谁是“狼人”而握有剥夺任何一个人生命的至高权力；（3）主权者决断的形成，则通过话语的方式。于是，话语成了游戏的关键。表面上看，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辩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形式上很接近“狼人杀”的对话和投票环节。然而，这款桌游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话语的场域绝对不是如哈贝马斯和罗尔斯（John Rawls）等思想家所描绘的那样，充满着“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更好理据的力量”（force of better argument）。每个人都貌似在做公共“分析”，为共同体的存亡“立言”，但诡辩、欺诈、诬陷、冒充、造谣中伤、拉帮结派，甚至诉诸情感或者干脆就嗓门大，各种“奇葩”式言说在联结更多人以形成“权力”上，皆各有效力。而且，“真相”（你是或不是“狼人”或者你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并不直接具有政治的力量，它只能通过话语而被呈现（扭曲性呈现）。故此，恰恰是“狼人杀”的具体“分析”而不是政治哲人们的学术论证，才标识出了政治的实际状况。
进而，“狼人杀”这个游戏还内设了一种紧迫性：政治过程（各种话语竞争“霸权”）所产生的每一个决断，都有其后果，对于共同体内很多人来说甚至是生与死的后果。然而，在我们的现实政治中，这种后果并不能被直接看见。“狼人杀”模拟出共同体原始结构的一个微缩模型，在其中每个政治决断所带来的生与死后果皆直接可见。不单是个体生命随时会被剥夺，共同体本身也岌岌可危。在游戏中，“狼人”在黑夜中以其“力量”杀人，在白天则以话语的方式通过政治性的“权力”杀人。当“狼人”通过话语来隐藏自己并利用权力杀人，他们就近似哈拉维（Donna Haraway）笔下的“狐狼”（coyote）：“狐狼不是一个鬼怪，而纯然是一个多变的骗术师”。［22］换言之，“狼人”兼具狐狼之“智”和狼之“勇”，等到人的数量衰减到和“狼人”相当，那个时候共同体状态便彻底瓦解——“狼人”不再需要通过话语，而可以直接以其前政治的力量肆意杀人。在这个意义上，“狼人杀”的话语政治环节，比《权力的游戏》中三人面对剑手的话语政治场景具有相似的紧迫性，但更加具有政治性：你的话语不仅关系到一两个人的生与死，而且是整个共同体的存亡。
在晚近的现实政治中倒也存在着可以同“狼人杀”进行比较分析的现象，那就是“独狼”（lone wolf）。近年来，独狼式恐怖袭击此起彼伏。并且跟“狼人杀”中的“狼人”相似，“独狼”以恐怖杀戮的方式制造出“例外状态”。然而，2017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德州教堂枪击案等等独狼式恐袭的可怕在于，“独狼”不通过话语跟任何人进行联结。在这个意义上，“独狼杀”中的行动者连“狼人”都不是，而是真正的怪物，彻底脱离人类共同体的“非人”。在“独狼”这里，不存在“狼人杀”游戏中的“白天”与“黑夜”之别，而是只有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的黑夜”，“在这个夜晚，这儿击中一个血腥的头颅，那儿另一个白色的可怖的鬼怪突然在这儿的头颅前出现，并以这样的方式消失”。［23］当独狼放弃同他人的话语联结后，他/她/它就身处在这样的“永夜”中。当然，在权力强大的人类共同体中，拒绝说话的“独狼”自是无法有活路——他/她/它直接杀人也准备好接受自己被杀。“狼人杀”中与之相似的设计是，狼人在白天（话语政治进程）可以选择不再说话，而是直接“自爆”，并以此中断话语政治（该天的讨论和投票环节都立即终止）。但除了中断讨论和杀死自己外，“自爆”在游戏中并不能造成别的伤害（某些版本设有“白狼王”，可以自爆时连带再炸死一人）。
如果说“狼人”是一种界阈性怪物，那么“独狼”诚然是真正的怪物，它是话语政治的彻底背面，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无族无法无心”、没有合作、充斥战争狂野的独行者。在《暴力》一书中，齐泽克（Slavoj ？i？ek）提出：被誉为科幻小说之鼻祖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里的怪物，其实仍算不上真正的怪物，因为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书的中间让它自己开口，从它的视角讲述“故事”。这么一来，“终极罪犯被允许将其自身呈现为终结受害者。怪物性的凶手揭示自身为一个受到深深伤害的个体、一个绝望的个体、一个渴望陪伴和爱的个体。”真正的怪物，是你没有听过其“故事”的恐怖之物。［24］《科学怪人》中的“怪物”，实质上和“狼人杀”里的“狼人”完全同构：（1）它和人处于彼此互相危害的状态；（2）它学会了人的语言，会讲“故事”。这种狼人式怪物是“终极罪犯”，但同时通过讲述故事，它拥有用话语同他人进行政治联结的能力。
在齐泽克看来，这种“讲故事”的话语政治，会导出如下结果——希特勒之所以成为人类公敌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我们没有听到。［25］然而，希特勒已经是话语政治中的佼佼者。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具有超凡演讲能力的人，他把整个国家带上战争轨道，并制造出集中营、大屠杀，绝非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完成的工作。情况只能是：他讲的“故事”有许许多多人追随，形成极大的合力，这才能做下那么多事来，包括屠杀了近六百万犹太人在内。话语政治，并不一定走向哈贝马斯的“辩谈民主”，而同样可能走向韦伯（Max Weber）和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说的“领袖民主”。同样地，在“狼人杀”中，一旦遇到一个特别能言善道的“狼人”，整个共同体就能很快被转变成一个屠杀场（游戏术语叫“屠边”、“屠城”）。“狼人”（以及主权者）能做的事，要远远大于“独狼”，甚至能够获得最终胜利。“文明”的“暗层”里，埋藏了无数恐怖。
进一步对比“大屠杀”（the Holocaust）与“狼人杀”，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是在捍卫共同体的名义下展开屠杀的。犹太人被下降成威胁共同体存亡的“寄生虫”、“瘟疫”、“鼠灾”，换言之，一种“狼人”。［26］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纳粹让人（低劣的犹太人）死，恰恰是保证人（优质的德意志种族与人口）持续活的“安全手段”。［27］阿甘本接续福柯而强调：在纳粹的行刑者眼里，“灭绝犹太人并不被认为是杀人罪”，因为这些人必须死，才能让值得活的人更好地活。［28］我们必须看到，这套话语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而且现实政治并不像“狼人杀”游戏里具有一层“无知之幕”，追随希特勒“故事”的人很清楚地知道谁是“狼人”（作为赤裸生命的犹太人），亦即，很清楚知道受害的那个不会是我……“独狼袭击”固然恐怖，但真正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不可磨灭之创口的，是话语政治所形成的至高权力。
然而，除了在话语层面展开持续性的话语斗争，我们别无选择。“权力存在于当人们相信它存在的地方”，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挑战话语性的霸权，从而在权力（至高权力）的根基处去阻断它溢出性的嗜血操作。我们的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话语之上，而话语的场域则远非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言说情境”，对于“更好论据”亦不存在一柄可用作公度的标尺。政治斗争，根本上是话语之间的竞争，但胜出者不一定是“公理”、“正义”、“理性”。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早就追问了“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希特勒当年也是在某种“公理”（人种学）名义下举起他那把“魔刀”。我们没有理由确信不会再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政治共同体，始终结构性地具有遭遇大屠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挑衅性地把集中营称作现代政治的“典范”。而“狼人杀”这款桌游，让我们清晰地窥见了这种可能性，而我们只能一次次地诉诸话语，去避免共同体陷入“一片坟场”（康德语）［29］的终局。
拉克劳所说的“激进民主”，就是指没有终点的话语政治进程：“民主斗争的幅度，和它的激进化，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到达点，即一个实现了完全解放的社会的时候。永远将会有对抗、斗争和社会之域的部分的不透明性；永远将会有历史。”［30］“激进民主”放弃任何对话语有效性的规范性设定（辩谈民主设定了“真实”、“正确”、“真诚”为沟通的有效性宣称），它唯一坚持的，就是不放弃围绕霸权的话语性斗争。“狼人杀”这款桌游，在这个意义上，就标识了斗争到底的激进民主实践——更精准地说，标识了死亡政治之紧迫性下的话语政治实践。
四、结语
作为一款风靡整个社会的桌游，“狼人杀”提供了我们思考政治哲学的一个实验室：它映射出了政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并让我们遭遇“文明”及其恐怖性“暗层”。
“狼人杀”以话语和说服他人为游戏核心环节，而“文明”实则就建立在话语政治上，诚如阿伦特所说：“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这意味着所有事情的决断都通过语词和说服而非力量与暴力来进行”。［31］与此同时，“狼人杀”又让我们恐怖性地遭遇“文明”的“暗层”——话语政治背面的死亡政治（“杀”）。政治状态（文明状态）“告别”了自然状态（全面战争），却结构性地“内嵌”着例外状态。
“狼人”作为一种界阈性怪物，话语政治与死亡政治在它身上发生了“短路”：它既制造例外状态并在该状态中成为主权者的祭品，同时又参与形成至高权力的话语游戏（政治进程）。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同样是这样一种界阈性怪物：“狼人”在黑夜中行凶，而主权者在白天行凶；两者的共同特征是既“说话”又“嗜血”。
“狼人杀”让我们看到：讲故事的话语政治，结构性地内嵌死亡政治，然而要阻止后者，除了诉诸话语之外亦别无他途。荷尔德林在《帕特默斯》诗中写道：“危险之所在/亦是拯救性权力之所兴（where danger grows, grows saving power also）”。［32］“狼人杀”中危机四伏、步步惊心，甚至是彻底地“朝”不保“夕”，但它恰恰以几近存在主义的体验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手中仍然握有着政治的拯救性权力。
注：
①请参见吴冠军《“三国杀”与政治哲学》，《读书》2014年第5期；吴冠军《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吴冠军《“卡拉OK式礼乐”：卡拉OK实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
②在复旦大学好友们的热情组局下，我最近也有了多次“面杀”体验，尽管水平不高，但玩得十分投入。由于此前发表过一篇《“三国杀”与政治哲学》（出处见上），友人们要求我一定不能偏心，必须再写一篇《“狼人杀”与政治哲学》。有意思的是，这两款桌游里包含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于是，就有了这篇论文。在此，由衷感谢催促我思考和成文的余亮、江珊、金竹音、张操诸君。
③⑨［17］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Ernest Bar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11, p.10, p.10.
④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J. C. A.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0.
⑤［31］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52,pp.26-27.
⑥“死亡政治”系阿甘本的术语，参见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页。
⑦进一步分析参见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⑧Thomas Hobbes, On the Citizen, ed. Richard Tuck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
⑩［12］［13］《荀子·王制》。
［11］参见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14］［15］《权力的游戏》第二季第三集《死去之人会永远不死》。
［16］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8］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19］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6, pp.44-45.
［20］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70.
［21］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再探代议民主的规范性困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22］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209.
［23］Quoted in Slavoj ？i？ek,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London: Routledge, 2008, p.58.
［24］［25］Slavoj ？i？ek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London: Profile, 2009, p.39.
［26］进一步分析请参见吴冠军《“生命政治”论的隐秘线索：一个思想史的考察》，《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
［27］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90, p.137.
［28］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trans.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87.
［29］康德：《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何兆武译，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页。
［30］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p.130.
［32］Friedrich Hlderlin, “Patmos,” in Friedrich Hlderlin: Selected Poems and Fragments, ed. Jeremy Adler, trans. Michael Hamburger, London: Penguin, 1998, p.243. 这句诗深深影响了从海德格尔到阿甘本的欧陆思想。
〔责任编辑：金 宁〕
Discourse Politics and Thanatopolitics:
Werewolf Kil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u Guanjun
Abstract: As an extremely popular table game, Werewolf Kill surprisingly provides us a laboratory to examine key issu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reflects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enables us to encounter “civilization” and its horrific “underside”. Werewolf, as a liminal monster, walks between civil state and the state of exception, embodying the short circuit of discourse politics and thanatopolitics. The sovereign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s also the same kind of liminal monster: both werewolf and the sovereign “speak” and “kill”. Werewolf Kill shows us, first, that discourse politics tells stories, entails structurally thanatopolitics; and second, that only discourse politics can effectively counteract thanato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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