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长期以来，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备受关注且充满争执的议题。美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分歧表明，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阐释与理解，势必会导致不同的美学理论建构。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与精神内涵，就成为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中具有前提性意义的理论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以往相对固定的阐释模式与理论框架，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的理论实质和精神旨趣。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生存论美学
中图分类号 J0-02，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4-0113-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4.015
作者简介 宋伟，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沈阳 110006
长期以来，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研究中备受关注且充满争执的议题。伴随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关于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逐渐成为当代学术论争的焦点。美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分歧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或者说立足于不同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阐释与理解，势必会导致对美学或艺术哲学的不同阐释与理解，而建基于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哲学研究方法也势必会导致不同的美学理论建构，导致对艺术审美诸问题的不同阐释与理解。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与精神内涵，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性与关键性的理论题域。
一、前提性理论问题：马克思美学与哲学的特殊关联性
美学与哲学的关系可谓由来已久。确切地说，美学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哲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这种理论格局在20世纪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并且在“哲学终结”的声浪中不断出现美学、文学或艺术对抗哲学的局面，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复杂纠葛，但即便如此，美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依然是当代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依然是我们探讨美学或艺术哲学问题时难以摆脱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尤其是对于理解传统经典的美学思想家来说，要真正理解其美学思想更应该首先了解其哲学思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性理论工作。
从一般的学术思想史角度看，美学是关于美与艺术的理性反思，也可以说是关于美与艺术的哲学反思。这也就是说，作为理性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美学思想总是要建基于某种哲学思想之上的，因而，要理解一个美学家关于艺术审美的观念或理论，就应该了解其哲学思想，此乃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美学往往成为哲学家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将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阐释。历史地看，美学家大多是著名的哲学家，其美学观念的提出也总是建基于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艺术审美的体悟和理解，总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的美学观、人生观、世界观总是融通一体、互动生成的。因此，要真正熟悉和理解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及其体系构成，首要的前提性工作就是了解其哲学的性质、范式及方法。西方哲学美学史表明，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始终构成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德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是其三大批判的重要组成之一。在完成《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康德写下了《判断力批判》，由此建构起关于科学认知之真、道德功用之善和情感趣味之美的先验批判哲学体系。不了解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思想，不了解《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就难以理解作为沟通科学认知（真）与道德功用（善）的情感趣味（美）——《判断力批判》的意义与价值，也难以理解美学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及意义。同样，作为绝对精神的辩证逻辑运演，黑格尔的《美学》成为其构筑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一个逻辑运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通过外化而在感性中呈现自身，最后扬弃感性返回绝对精神理念。黑格尔自己认为，《逻辑学》是其庞大哲学体系的轴心，而《历史哲学》《法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都不过是《逻辑学》在不同领域或阶段的应用。德国古典美学的例证充分表明，只有真正了解哲学思想，才能真正领会美学理论的真正内涵，以及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与方法。总之，哲学基础不同，美学的理论旨趣等就会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马克思承继了德国古典哲学或美学的理论传统，注重从哲学角度阐发美学或将美学作为其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实质并将对其美学的理解建立于哲学基础之上，就显得越发重要和关键了。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思想家，而对于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来说，仅仅了解其美学思想只可能得到片面孤立的只言片语，而难以把捉到真正的精神实质。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始终是其整体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于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多是作为其思想阐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只有对其思想有一个整体系统的了解，才可能完整地领会其美学思想的内在精神意涵。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一文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文有着很特别的形式。……首先须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写过一本关于文艺问题的完整的书，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这问题的真正的文章。……指出这个事实的意思，绝非认为这里收集的片断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了。我们首先应该理解，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念，这样的体系具有何种性质。”①与卢卡契的观点一致，曾经与卢卡契共同整理马克思美学文献的里夫希茨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艺术思想尽管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放眼世界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那些专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的人，也忽视了这些构成为一个严密观点体系的整体的片断。作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这种态度，并不曾立即让位于我们现代的评价。”②此外，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的美国文艺批评家韦勒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关于文学的散见各处的评论即使谈不上是完整的文学理论，但是却不乏连贯性；这些评论是由一种总的历史哲学连结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发展的过程。”③按照卢卡契、里夫希茨和韦勒克的理解，只有将诸多散见的看似不成体系的美学和文学艺术评论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想连结起来，马克思美学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意蕴，才可能被完整地呈现出来。
一般地说，研究和阐释任何一位美学家的美学理论都需要了解他整个思想体系，并在总体性框架内阐明其美学思想。但应该明确的是，由马克思哲学及美学的独特性所决定，在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这一特点将显得更为突出和鲜明。正如卢卡契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的起源，它们的发展规律性、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变、兴盛和衰亡才能得到理解。”④毋庸讳言，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美学家，他没有写过系统地论述审美与艺术的著作，因而，我们说马克思在美学领域的开创性意义，主要是指马克思所开辟的一种新的思想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哲学奠基之上，马克思主义美学才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就应该首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特征，因为，只有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将美学作为这一总体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阐明马克思美学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旨趣。
上述观点表明，马克思美学研究确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应该紧密地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进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阐明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的前提下，完整系统地阐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只有这样，才可能将看似散在的片断的马克思关于美学和艺术的相关论述统摄于整体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总体化理论体系。
二、形而上学的改写：传统阐释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关涉到如何完整和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因而要探讨马克思美学的哲学基础，首先要做的前提性工作是，突破传统理论阐释模式的阈限，完整地掌握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主题，进而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理论意涵和精神实质。这不仅从理论上增加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它需要从美学问题的讨论转到哲学问题的探讨，同时还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确切地说，究竟应如何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和理论旨趣，不仅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充满疑难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以往的理论前提和固定模式，因为理解或定位马克思主义，需要突破相对固定的或已经钦定的框架。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在后形而上学的范式中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而重新阐释马克思美学的理论实质和精神旨趣。
我们认为，应该从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这一变革在突破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后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回望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嬗变的历史，马克思宣布形而上学的终结具有开启崭新哲学思想范式的革命性意义。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即已肇动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清算，而且，对于这一哲学清算的思想史意义，我们不应从狭隘的意义上去理解，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将其理解为是对黑格尔这一具体哲学的清算，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是对全部或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清算，即对西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的彻底清算。只有在这一理解的视域中，才能够真正凸显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革命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坚固性，致使人们很难从传统哲学终结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哲学重新纳入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框架之中。从本体论上，将马克思哲学阐释为物质本体论；从认识论上，将马克思哲学还原为现实的反映，使之退化为一种实证化、科学化的非批判性哲学，从而导致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
在诸多对马克思哲学的形而上学改写中，以苏联官方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典型。所谓官方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也就是再度形而上学化后的哲学。正是在这一对马克思哲学的倒退式的形而上学改写中，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理解已然倒退到近代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去了，马克思哲学革命被再度纳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或范式之中。或者说，形而上学改写遮蔽了马克思的本真面目，其颠覆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意义因而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以官方教科书哲学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以西方近代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改写。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种改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都构成了一个重大而严重的理论事件，其直接的理论后果是将马克思哲学重新纳入西方近代哲学的传统框架之中，它钦定了人们只能在近代形而上学哲学的框架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从此被完全遮蔽且涂抹得面目全非。对此。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曾不无感叹地说：“1938年，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着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⑤哈贝马斯的观点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任务一直以来就是将被形而上学改写的马克思哲学再重新改写过来，以重建马克思哲学。在哈贝马斯之前，马尔库塞就认为对辩证法的改写最突出地暴露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弊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它对辩证法的处理暴露得更明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分法对于马克思必定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相同。”⑥在马尔库塞看来，以改写辩证法为核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法形式化、逻辑化、实体化，使之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使之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变成一种僵化固定的规则，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由此形成一种坚固的阐释模式。不难看到，经由斯大林主义的改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唯物主义不断地向“近代形而上学哲学”方向退却，以至于倒退到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哲学水平。
官方教科书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理解并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一种十分固定且非常正统的理解模式，这一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同样影响重大。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基础问题的论争难以摆脱这种理解模式，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论争都需要围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模式来展开，无论是补充、还是完善；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以官方教科书哲学为主导的理解模式，是在马克思之后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的。具体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模式乃是经由列宁和斯大林得以最终确立的。苏联美学家瓦·斯卡尔仁斯卡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中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艺术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美学的思想理论哲学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确定：第一，艺术是一种产生于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活动。第二，艺术按照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第三，艺术是认识和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方法。第四，艺术有巨大的社会改造意义，它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⑦另一位苏联文艺理论家毕达可夫在《文艺学引论》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创造并发展了最高的、唯一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才能够彻底击败唯心主义美学并建立真正的科学的艺术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作了唯一科学的解释，苏联文学科学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最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⑧瓦·斯卡尔仁斯卡娅和毕达可夫的论述无疑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它代表着苏联时期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斯卡尔仁斯卡娅和毕达可夫，都于20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大学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与《文艺学引论》正是两位学者在中国授课的讲义整理。作为极具权威性的苏联专家学者，在当时对中国马克思美学研究产生了非常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80年代的美学热，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始终构成论争的热点议题。中国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的探讨，也基本上围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主导理解模式而展开。而且，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者之间，更为强调和突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的优先主导原则。参与美学大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将反映论或认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是否将反映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美学论争中，关于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亦或是主客观的统一等观点，也都必须置于反映论的基本框架中加以检验，必须在反映论的基本原则下做出裁决。其中，蔡仪是坚决捍卫唯物主义认识论或反映论的代表性人物。蔡仪反复重申，唯物主义美学的根本观点是，承认美是客观的，承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承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蔡仪还进一步将这个问题提升到检验唯物主义美学观和唯心主义美学观的高度：“承认或是否认客观事物本身的美，承认或是否认美的观念是客观事物的美的反映，一句话，在于认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⑨蔡仪是美学大讨论中的客观派的代表，他所坚持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日益显露出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僵化弊端。
回到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历史语境，我们看到，就连后来主张实践论美学的李泽厚都曾经赞同过将反映论作为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李泽厚在1957年总结美学论争时曾写道：“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是怎样的主观、客观或主客观的统一？这是今天争论的核心。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在美学上承认或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问题，承认或否认这一反映论必须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问题。”⑩虽然，李泽厚后来看到了蔡仪美学的“缺点是静观的机械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出美学不能归结或等同于认识论，并逐渐开辟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研究路向，但认识论或反映论却成为难以摆脱的隐性思维框架。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主导理解模式的坚固程度。
应该说，较早意识到必须突破认识论或反映论主导模式的是朱光潜先生。在1957年，朱光潜发表了《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对将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建立于认识论之上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对美学是根本性的问题：应不应该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11］后来，到80年代，朱光潜概括总结说：“马克思主义对美学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单纯的认识的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已往的美学都大半从认识论出发，只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证明了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础一致性。”［12］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经历了一个从认识论、反映论转向实践论、生存论的一个过程。这一哲学基础的改变，不仅带来了马克思美学的重新解读，而且还带来了以往固定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理解模式的改变。
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的美学热，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80年代的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论争可以说是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继续和深化，由于时代的改革变迁，问题的探讨也较之此前有了更为宽松开放的空间，但总体地看依然难以摆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主导理解模式。其中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或反映论为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认为，“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此种观点基本上延续了蔡仪的观点，存在静观的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缺欠。［13］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不能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所以，“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不是认识论(反映论)，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试图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先性，以此改变以认识论为主导路径的阐释模式。［14］第三种观点，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15］三种观点的论争实质上主要围绕着“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展开，虽然主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在以此为突破点改变认识论或反映论为主导模式的弊端，在此方面也确实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但三种观点依然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主导理解模式之中。应该意识到的是，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其说是美学问题，倒不如说是哲学问题。因而，要确定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首先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及其宏观理论构架。由于缺少这种明确的理论意识，使他们的思维性向始终囿于现行正统的哲学体系框架中，因而难以得出比较令人满意的结论。
众所周知，作为开启现代哲学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充满理论活力，就在于其自身具有辩证开放多维的思想品格，而并非一个封闭固定的形而上学体系。正如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中指出那样：“马克思主义一向由于自己的矛盾而生机勃勃，正是在三十年代，它开始被禁锢在一些‘理论’公式中，被禁锢在由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控制所强加的路线和实践中。……我们事实上不能同意，任何事情完全通过向斯大林的角色诉求的方式就能解决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历史、政治甚至理论的传统看成是一份纯洁的遗产，这份遗产已经因为一个名叫斯大林的人或他所统治的历史时期而被歪曲了。”［16］作为一种顽固的理论思维方式和知识形态，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寄生或根植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之中，因此，破解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层层迷雾，进而祛除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遮蔽，就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依然属于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依然置于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论传统之中，那么，人们常说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就会成为缺少任何实质性内容的空洞判断；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已经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那么，应该在何种意义上阐释并彰显其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意蕴，以揭示其哲学变革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
三、美学的哲学奠基：马克思美学的实践生存论意蕴
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不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或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始终建立在实践的观点之上。传统形而上学将人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存在，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从而描述人的生存境况，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源性秘密。马克思将人类的感性实践活动作为存在论之前提，开启了具有后形而上学理论旨趣的实践生存论维度，不仅克服了传统本体论的先验抽象性，同时也弥合了主客分离的传统认识论鸿沟，从而完成了阐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哲学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泥潭，回归感性的社会生活实践。因此，应该从实践生存论的视域出发，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存论意蕴。
近年来，国内学界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并在论争中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或“实践生存论美学”的阐释视域，为当代学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美学思想敞开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从实践生存论视域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其思想理路和理论旨趣在于摆脱长期以来所谓正统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尤其是摆脱唯物主义物质实体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认识论的僵化模式。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本人并未将自己的哲学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曾将其哲学表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虽然，哲学家本人对于自己哲学的表述并不足以成为后人对其哲学理解和定位的绝对依循标准，但至少应该成为后人理解或表述其哲学的十分重要的参照理据。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表述，对长期以来的固定阐释模式提出某种程度上的质疑或修正。至少，通过这种质疑或修正可以使我们尝试突破传统阐释模式的教条封闭状况，以寻求更为多样开放的马克思哲学的阐释模式，使马克思主义在多样开放中彰显其当代的理论活力。这一点无疑已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史所反复证明。
从西方美学发展史上看，美学研究始终附属于认识论范畴。鲍姆嘉通第一次给美学命名为Aeshtetia，认为美学的对象就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这种认识论美学的长期存在同西方哲学中认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不无关系。以本体论追问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哲学，预设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两元对立分离，通常我们称之为主客二分的两元论立场。这种两元论哲学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实在世界，人凭借主观的意识或理性精神能够反映或认识客观的外在世界。按照这种主客关系式，长期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成了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史就成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斗史；美学的主要问题就成了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追问。在这种追问中，艺术审美的生存性意蕴被沉重的客体（物质实体）和苍白的主体（理性逻辑）切刈分割开来。“美是什么”或“美的本质”构成传统美学的基础和核心命题。从柏拉图提出“美本身”的追问，到黑格尔“美是现念的感性显现”，都是从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的角度去寻找美之所以为美的本质，我们可以将这种美学称之为一种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立场上的美学。主张美是主观的也好，主张美是客观的也好，其实质上都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因为，这种坚信，以一种中立的理性态度，以一种客观的知识态度，对艺术审美现象进行实体或本体的理性逻辑分析，就能够找到美之所以为美的本质。从审美生存论的角度看，这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立场，不仅不是人的生存境遇的本真寻找，不仅不是人的生存意义的本源回归；反而是人的生存境遇的分裂，是人的生存意义的遮蔽。
从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视域看，只有理解和把握人的生存实践方式，才可能理解和领会艺术审美的真正奥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一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艺术审美活动作为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而不是一种外在于实践活动的文化自律系统。因此，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不同，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及其命运的思考，始终建立在现实的、感性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
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或抽象的“物质”存在，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及其人的存在，从而描述人的生存境况，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源性秘密。马克思把生产实践活动或劳动视为人的本质的现实规定，视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源所在。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7］马克思认为，人之存在的本源性根据和意义，不在纯粹的客体之中，也不在主观的意识世界，而在于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之中，所谓纯粹的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以及意识的观念的主观世界，都不过是抽象的理论设定。
从存在论视域出发来理解物质生产活动，与从反映认识论出发来理解生产实践不同，也与从实用经济学观点出发来理解生产实践不同，其实质的区别在于，它始终关注人的本质、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存在方式，把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视为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改造，把劳动从抽象的精神世界还原到现实的感性世界之中，通过对人的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的分析，揭示了人之生存的存在论本源。人之存在的前提是通过感性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以达成需要的满足，因此人可以被规定为作为生产者的存在者，或者说，人这一实践主体之“此在”状态乃是作为生产者而此在生存着的“存在”。正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确证自己成为一种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
艺术创造的是一个全面完整的属人世界。马克思认为，克服掉异化劳动状态，真正的劳动应该是人类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偶然的需要”。“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享受。……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所有。”［18］艺术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创造活动。人类进行美的欣赏和艺术的创作，实际上也就是自由的体验。自由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异己的客观必然规律性的认识与驾驭，将自在之物改造为自为之物，从而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只有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把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审美体验与审美创造中的自由，只有与人类的整个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感性的现实基础，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对象性的现实。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执着地追寻着自由、创造着自由。美是自由的最高表现，美是自由的对象化表征，审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相较而言，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样式都具有单一片面性的缺欠。宗教创造了一个神秘化的彼岸世界，人的力量异化为神的力量，最后人的世界让渡给上帝的世界，人反倒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丧失掉自身，成为卑微渺小的赎罪者。科学创造了一个工具化的技术世界，人的智慧异化为技术的力量，最后手段成了目的，人的行为被技术工具所全面操纵，人本身也成为有待技术处理的对象。道德创造了一个强制的规训世界，人的内在道德诉求异化为外在强制命令，天理走向人欲的对立面，最后道德成为束缚压制人的自由的合法权力。经济创造了一个物欲化的世界，人的欲求异化为物的欲求，人的权利异化为资本的权利，最后物质欲望和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了整个世界和人自身，人成为人所创造的商品的奴隶。艺术生产和消费，美的创造和欣赏，不仅标志着人与动物不同，还标志着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自由完满的境界。因而，艺术生产能力或审美创造能力是衡量或象征人类自由生成的一个尺度。
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存在方式，深刻地分析与批判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致力于探寻人类自由与解放的道路。因此，从实践生存论视域出发，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进而理解马克思实践美学的生存论意蕴。正是通过对生产实践活动的生存论把握，我们才可能本质地描述人的生存境遇，探询人的存在方式，解答人的存在之谜，解答艺术审美之谜。
注：
①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页。
②里夫希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序》，《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③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40页。
④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
⑤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⑥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张翼星、万俊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2页。
⑦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潘文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47页。
⑧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页。
⑨蔡仪：《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5页。
⑩李泽厚：《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美学问题讨论集》，第3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35页。
［11］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学问题讨论集》，第3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
［12］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13］尹恭弘：《也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4］郑涌：《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15］王庆潘：《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到底是什么》，《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6］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林泣明、许俊达译，远流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35页。
［17］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18］马克思：《穆勒评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责任编辑：青 末〕
Reflection on Prerequisite Theories: The Issue
of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t Aesthetics
Song Wei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esthetics has always been a subject of intense attention and full of contention in the study of Marxist aesthetics. Several major disagreements in aesthetic research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Marx’s philosoph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different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theories. Therefore, how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as become a theoretical issue with precond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theories. The key to the issue lies in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relatively fixed interpretation mode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 past, and re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y of Marx’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then reinterpret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spirit of Marxist aesthetics.
Key words: Marxist aesthetic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esthetics; aesthetics of practical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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