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相比较于西方内生性的价值观启蒙，中国近现代价值观启蒙在起始阶段呈现出“外在嵌入”的特征，并伴随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层面的断裂和缺位。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纠正和实质性的改变。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有必要反思中国价值观启蒙的逻辑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动社会主义价值秩序的当代建构。
关键词 价值观；启蒙；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4-0048-05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4.006
作者简介 温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北京 100088；吴向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北京 100875
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整体价值观自我反省和重新设定的过程。相比较于以往的民族的、地域性的价值观传统，现代性的过程必然包含着特定国家、民族乃至个体主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未来的理性论证和价值设定。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启蒙。由于传统和历史环境的独特性，以及其他各种影响因素的差异，价值观启蒙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气质，预示着不同的发展前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现代性的价值观启蒙表现出了空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现出了与西方模式的巨大差异。为此，进行中西价值观启蒙模式的比较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西方价值观启蒙的内生性及其表现
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人们往往强调“启蒙运动是18世纪贯穿欧洲的知识潮流”①。实际上，在这种“知识潮流”的背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着剧烈变迁。因此，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启蒙知识观与启蒙价值观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从思维形式、时代运动，还是从作为一种理性人格的自我确认等方面来考察“启蒙”，其中都贯穿着价值观的基本维度。从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连贯性来看，西方价值观启蒙实际上遵循着一种自我扬弃的发展模式，并因此具有了内生性的特点。
西方价值观启蒙不是“消灭”了已有的价值观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价值观环境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重构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并发展出了新的功能。马克思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价值观环境与人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解释为变革的实践”②。西方近代以来价值观启蒙的社会价值关系根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崛起并最终确立统治地位。因此，我们不能将这种思想演变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理性与宗教的二元对立。马克斯·韦伯在近代资本主义与信仰的关系分析中，关于传统禁欲主义价值观向资本主义功利性价值观的转化，同样也预示着欧洲传统价值观的改造史。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信仰、劳动、财富增长、市场的组织方式共同得到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肯定——“禁欲的生活”和巨大的财富被新教伦理的责任感近乎矛盾地结合起来③。问题在于，从价值关系的层面上来看，“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被……以剥削别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④，这种“排挤”本身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扬弃”，而是赋予了剥削和压迫以新的形式和功能——“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⑤。这实际上划出了对待传统价值观的“红线”——其继续存在的前提是不能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
西方价值观启蒙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从自发到自觉的社会推动力量——市民社会中的市民阶层。这种市民阶层一方面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步趋向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市民社会”本身的不断完善。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广泛传播，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逐步融入其社会制度建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市民阶层”中的“民”，更多地是参与、掌握社会政治和文化主导权的资产阶级或其代言人范围内的“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或无产阶级。正是这种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市民”，借助于经济上的主导权，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变革。最终，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现代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体，西方价值观启蒙的成果也获得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规则权”，启蒙的精神最终成为了一种社会主导价值规范。西方价值观启蒙的成果逐渐“物化”为资本主义交往规则的现实，引出了“接下来”在西方文明内部的自我超越的尝试——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批判”。
西方价值观启蒙与认识论启蒙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结合点——基于资本增殖的市场经济体制。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在知识层面上重新描绘了关于世界的基本框架和整体面孔，导致了传统神学世界观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衰落，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知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⑥的文明意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整个社会的功利性价值关系迅速上升，西方传统社会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⑦得到了根本性的消解，最终促进了社会主流价值定位从“神本”向“人本”的时代转变。平等、自由、人权等启蒙精神被广泛讨论，逐步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价值理念。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和认识论功利性统一的社会环境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⑧。
西方现代价值观启蒙表现为一种相对完整的逻辑历程，并最终趋向于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现代性。伴随着传统认识论框架和价值观框架的逐步坍塌，西方现代价值观启蒙经历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两大阶段，并在现代性的逻辑上典型表现为两个层面：工具理性层面上的现代知识论建构和价值理性层面上的抽象价值共识的达成。问题在于，西方价值观启蒙虽然进行了“宗教解放”，但并没有克服“以宗教为精神抚慰”⑨的世俗基础；虽然经历了“政治解放”，但仍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因而，西方现代价值观启蒙并不能真正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基于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越发达，人对物的依赖性关系就越强大。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⑩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交往规则的时候，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性愈发强烈，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乃至以此为温床的极端思想层出不穷。正如马克斯·韦伯所哀叹的那样——“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有的境界”［11］。
总之，无论我们如何定位西方现代价值观启蒙，都无法回避其“内生”于西方文明土壤的事实。这也从根本上提供了消解西方现代价值观“普世性”的历史文化依据。正是由于这种“内生性”模式，无论与传统文化有着多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西方现代文明机体在经济发展的时期总是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其他文明形态的现代价值观启蒙往往是与抵抗资本主义入侵、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共生的。相比较于西方价值观启蒙的近乎于社会发展的“自然史”状态，后起国家的形态则要激进得多。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非欧洲国家取得成功，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欧洲开始革命比较困难，是因为在那里执政的，既不是象罗曼诺夫那样的白痴，也不是象克伦斯基那样的吹牛大王，而是资本主义真正的领导者，这种情况过去在俄国是不存在的”［12］。
二、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外在嵌入”式开端及纠正
近代中国被强行打开国门并随后争取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对众多的救国和发展理念，可以从价值观启蒙的“模式”层面进行梳理和探讨。相比较于西方“自然发展”意义上的价值观启蒙，中国的价值观启蒙在开端上是以“外在嵌入”的面貌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随后百余年间，面对无所不在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也从保守式的捍卫转变为激进式的否定，由此造就了中国价值观启蒙过程中现代性理念与传统土壤的“断裂”。这种“断裂”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将之“边缘化”的趋势，其后果是全民范围内在价值观领域对传统文化集体审视维度的缺失。
中国价值观启蒙在开端上缺乏对传统文化整体层面的价值观反思。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所采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策略，简单地把西方的威胁局限于认识论领域，试图通过工具理性的方式来消解西方文明的压力。问题在于，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哪怕仅仅是科学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还是一种内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价值观。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中，隐藏着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中前所未有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新价值定位。如果说，中国在一开始未经“价值观审查”地引入了外来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引起了西化价值观在中国知识界快速生长的话，一个没有被注意到的后果是，这种外来价值观对中国知识界的强势影响导致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落后”的指认，存在着简单否定本土文化的嫌疑。即使是五四运动，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对儒家文化的反思，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对接”的问题。
在中国价值观启蒙的过程中，领导力量也有别于西方。中国价值观启蒙始终贯穿着“救亡”的维度，政治上的领导者同时也意味着启蒙的领导者，这一点是西方模式所不具有的。鉴于中国近代以来农业社会的基本状态，农民阶层植根于传统封建文化的深厚根基并为其所控制，在价值观启蒙领域不能承担起西方市民阶层的推动者作用。国内被西化了的“知识精英”界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社会民众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鸿沟。前者不仅缺乏西式的“民”基，更难以成为西式的“民”意的代表。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国价值观启蒙过程中农民阶层主导和推动作用的缺位。相比较于西方价值观启蒙，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结果的现代政党反而变成了最初的推动主体。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的价值观启蒙是一场“被领导”的启蒙。其优点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教育的方式迅速达成国民共识、统一思想，快速进入现代国家的状态。因此，看待中国的价值观启蒙，并不能照搬西方“自然”发展的逻辑历程——它不是沿袭个体影响社会进而改造国家的路径，而是通过政党力量对个体和社会“施加”启蒙的路径。
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存在着价值观层面的缺位。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关键问题就是革命或启蒙主体对自身现代性地位的确认。只有实现了这种价值观确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人民才会成为可能。西方价值观启蒙在政治层面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现代主权国家的确立，而这种国家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家天下”式的国家。“国家意识”的不对接，使得中国价值观启蒙在初始阶段的“国家认同建设”中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中国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中，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政治理想实际上就发挥着“启蒙”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革命的逻辑与启蒙的逻辑在近代中国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是同构的。然而，无论上述哪一个方面，都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后者即使经过改造，也无法直接导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中国价值观启蒙内生性的真正实现，必须依赖于对整个社会价值关系的现代性改造。国民党虽然开出了“三民主义”的资本主义革命药方，但是它无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封建的、宗法的农业社会关系，这就为后期国民党政府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埋下伏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融贯于对中国基础价值关系的全面改造，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国价值观启蒙开端上“外在嵌入”式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开启了价值观启蒙内生性的新阶段。其结果是，不仅团结和改造了农民阶级，实现了“工农联盟”，而且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径，领导受压迫者争取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价值观启蒙主体的真正觉醒，同时还体现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全民“主人翁”意识的确立，在社会主流价值观领域中成功解决了传统价值观缺位所带来的后果，抵御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理解的偏差，最终产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定位。这非但无法在生产力领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有效超越，反而又陷入全面贫困的危险——“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3］。这种状态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意味着对中国近代以来价值观启蒙的持续推进，同时还是对价值观启蒙未完成使命的历史回应。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实质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价值关系的巨大变化不断将中国价值观启蒙推向新阶段。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对集体的传统依附性价值纽带随之消解，新兴的市场主体迅速发展，其创造性和独立性日渐活跃。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从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层面不断丰富着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内涵，推动着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实质性提升——它不仅真正进入了一种多元价值观主体的时代，而且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规训。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价值观启蒙核心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对价值关系的观念性反映，价值观启蒙在本质上是围绕着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进行了科学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系统呈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这也成为中国价值观启蒙最有力的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持续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价值观启蒙获得了新的内容和使命：它不仅要实现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丰富，而且要推动社会文明成果的全民共享。这种新时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从价值关系层面上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大超越。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价值规范在内容上不断丰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的认识论前提，得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的结论，为突破传统价值观藩篱提供了强大支撑，开启了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新局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对各种价值关系挑战，如何建立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公共交往规则，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时代课题。在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际是对社会主义权力关系、市场价值关系及其交往规则的社会主义立场规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充实着社会主义价值规范的内容，并使之与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从这个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观启蒙，是社会主义立场之上的自觉的思想文化建设。它与西方价值观启蒙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不是基于资本及其所有者的特殊利益，而是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基准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主体的自我确认提升到了“四个自信”的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17］，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价值观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提出，有效地回答了公共价值观层面上启蒙主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认同问题，从总体上为中国价值观启蒙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坚实的逻辑框架。只有坚持四个自信，我们才能明确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的社会主义立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续接——通过深耕厚植于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内生性。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开始尝试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成果反哺人类文明。中国价值观启蒙内生性建设相对成熟的外部标志，是对西方现代文化殖民主义“价值观压力”的消解。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价值观自信，我们改变了以往对待西方价值观启蒙成果激烈拒斥的态度。既承认其历史进步性，也揭示其时代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重新阐释资本主义提出但其自身又无法真正实现的价值观理念，彰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此外，我们也开始主动进行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争取国际话语权，为国家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从整体设计的层面提出了替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联盟的国际交往新规则、新理念，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真正解决了内生性培育的时代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维护和发展人民主体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和市场经济的工具定位有机结合起来。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牵引，而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将之具体化为小康社会、“美好生活”等现实目标，实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层面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实质性提升的标志性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它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以“核心价值观”的形式来正式回应西方启蒙价值观的挑战。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生性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再提升”——从社会价值共识和交往规则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社会深层问题进行“价值批判”“价值规训”“价值引导”和“价值症结解答”。在此过程中，中国价值观启蒙的逻辑进路，对于破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社会主义价值关系的全面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经过长时间、大范围的宣传，使其获得了较高的公众认知度。然而，从“入脑”到“入心”并最终落实到行为领域，仍然需要一个质的飞跃。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诸如“老实人吃亏”之类的社会公共价值观疑虑。这种价值观疑虑背后，是封建主义特权思想和圈子文化在现实社会价值交往关系中的作祟。它破坏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消极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社会主义价值关系仍然面临着封建主义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只有在社会公共权力和经济运行领域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的价值交往规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关系阻力。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认同，客观上要求相关概念简明扼要的时代表达。在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中，某些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确存在着字面上的“重合”，如自由、民主等概念。我们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澄清其在社会主义视野中的具体内涵，并厘清与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区别，但是如何通过简明扼要的形式进行面向全社会的宣传，仍然是一个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上的优越性在实践层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使之全面融入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律建设，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变得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第三，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处理好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从价值观启蒙的高度来看，国家、社会和个体不仅是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存在，而且共享强烈的“同一性”价值规范。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中，关于“抽象人权”的规定贯穿在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并构成整个社会交往的表面规则。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贯穿”，西方价值观启蒙才能内化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这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明晰。
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在实践的层面上严格强化。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示范作用。我们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同时也始终是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政治示范。只有执政党党内的政治生态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主义先进性，以优良的党风带动优良的社风、民风，整个社会交往领域的社会主义价值规范才能真正发挥效果。只有全体党员自觉行动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在社会微观领域生根发芽，真正实现党和人民的价值观共鸣，并最终确立良好的社会主义价值秩序。
总之，中国价值观启蒙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个逐步推进和深入的过程。它必须参照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宏观框架，并反省其历史逻辑。只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才能在“质”的层面上真正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只有在这种状态中，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才能深入时代，才能够获得民众的深度价值观认同，真正实现理论的时代自觉。
注：
①【英】斯宾塞（文），【英】克劳泽（图）：《启蒙运动》，盛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③［11］【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18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3页。
⑤⑥⑦⑧⑨⑩［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1、274—275、277、2、275、86页。
［12］《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责任编辑：金 宁〕
The Differences of Enlightenment Model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Values and Its Revelation
Wen Quan & Wu Xiangdo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enlightenment pattern of western valu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endogenousness, the enlightenment pattern of Chinese modern values is “external embedded” at the beginning, followed by the crack and ab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level of social mainstreams values. This situation is corrected and substantially improv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ead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fostering and practic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logic proc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pattern of Chinese valu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t value order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values; enlightenment; endognousness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