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对时间产生了奴役和破坏。不同于以媒介技术获取、存储和检索记忆信息的“记忆的技术”，“技术的记忆”重新纳入了人们对旧日媒介技术的情感体验，通过审美表现来表达对过时技术的美好回忆和向往，这种“技术怀旧”能够帮助人们管理由技术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性，填补新技术带来的兴奋感与旧技术象征的稳定性之间的情感隔阂，构成对自我的稳固定义。然而，文化工业对时代要素的再生产消解着真正的公共记忆，使技术怀旧沦为当下情境的再现，无法摆脱回归理想化过去的窠臼。有鉴于此，技术怀旧研究应当采取动态关系进路下开放的相对主义方法体系，在物质与现象叙事之外探寻技术怀旧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对媒介技术变迁的想象与感知，从“事实的角度”转向“关注的角度”，促使技术怀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为人类构建共同的未来。
关键词 技术怀旧；修复性怀旧；反思性怀旧；记忆的技术；技术的记忆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5-0121-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5.016
作者简介 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杭州 310012
一、引言
20世纪以降，技术的物质性中介在人们的怀旧经验中扮演着无法忽视的重构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急速变迁带来了生活世界和理论领域几乎同步的怀旧潮，怀旧的中介物及其内容本身不仅可以是人物、地点或事件，也涵盖了媒介创作（media creation）、老电影、年代剧和流行音乐等媒介形式（Davis,1979）。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传播应用开始将用户对旧日媒介技术的视觉与情感体验重新纳入其设计和功能考量（Caoduro,2014），这种“模拟美学”（analogue aesthetic）主要受到“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思潮的影响（Sapio,2014），当技术的新旧更迭使人们的记忆形式出现了对物质性缺失的补偿时，就产生了有意将新物品做旧的“人造古董”等审美表现，即“技术怀旧”（technostalgia）。
在全球范围内，技术怀旧已经作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审美力量，重新复归到历史舞台之中。从年代剧及其中对旧日媒介技术的再现重新流行（Bevan,2013），到智能手机应用对模拟成像技术的致敬（Keightley & Pickering,2014）；从蒸汽朋克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再度崛起（Onion,2008），到老式声音技术成为幽灵音乐（hauntological music）创作灵感的源泉（Fickers,2009），更无需历数早期QQ头像在移动社交场景下的再度流行，以及各类网络社群中对早期脸书、第一代iPhone、像素游戏等旧日媒介技术的集中探讨和怀念等现象（Heinemann,2014;Kaun & Stiernstedt,2014）。这些怀旧性的技术再创造、再发现、再使用和再阐释，以及人们对“旧技术”的恋恋不舍，无一例外地反映出技术怀旧作为一种人们应对技术急速变迁带来的不适感的日常策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舒适精神体验（Campopiano,2014）。
技术怀旧通常被定义为“对过时技术的美好回忆或向往”，主要表现为特定媒介文化和艺术形式对“真实”模拟要素的重新组合或再模仿，例如胶片颗粒、划痕、闪烁的灯光、破损的边框和褪色效果等（van der Heijden,2015），追求一种“脱离了时间的时间”（Boym,2001）。具体到媒介技术层面，媒介怀旧（media nostalgia）表现为人们对于过去的媒介文化与媒介技术的渴望，包括以原有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美学、风格、操作方式、嗅觉或触觉来重新拥抱过时的媒介技术（Lizardi,2015）。媒介文化、媒介技术与媒介内容共同居于当代媒介怀旧实践的中心（Menke,2017），参与媒介怀旧成为人们应对媒介社会的文化变迁、完成由精神生活到社会生活转型的力量来源。
近年来，人们对怀旧的形式、内容及其社会意涵常常展现出更为多元与宽容的态度，鲜少把怀旧视为“进步”的反面，或将怀旧与反动、伤感或忧郁直接相连（Pickering & Keightley,2006）。然而，相较于理论界对“新媒体”的偏爱，“旧媒体”（old media）在国内外一直少有问津。人们惯以“传统媒体”来涵盖“新媒体”的对立面，忽略了在“新媒体”语汇建构的整套话语权力关系中，“旧媒体”如何被等同于“落后、倒退与衰败的时代精神”这一内在结构逻辑的不合理（潘忠党、刘于思，2017）。伴随着技术怀旧实践在人类精神与艺术形式中的重新崛起，反思“旧媒体”的概念、价值与审美意涵正在重新产生学术价值。本文即以当代技术怀旧的实践形式与内容为对象，探讨了媒介之“旧”作为一种社会感知而非技术特征的文化意涵，并从技术的时间性出发，回顾了技术怀旧从“记忆技术”到“技术记忆”的发展历程以及技术怀旧的修补性与反思性社会后果，梳理了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主要批评，主张将关系性进路作为研究思路，结合中介化记忆现象的实践和方法创新，破解技术怀旧在当下的学理困局。
二、技术怀旧实践：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
“旧媒体”领域的研究内容不仅涵盖媒介技术的陈旧（oldness）和淘汰（obsolescence），更重要的是与媒介相关的记忆建构（Acland,2007; Gitelman,2006）。斯蒂格勒（2010/［1996］）指出，记忆的结构不仅在特定人类总体、社会种族和个体层次上有所差别，也取决于记忆以何种技术来记载，这就引发了对技术怀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究竟为何、媒介特征与媒介文化如何渗透记忆文化、记忆的传播技术事实如何制约其社会后果等问题的思考。技术和记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初，人的本性既不是时间，也不是技术。时间与技术是人类为了应对沉沦在时间中的死亡焦虑而产生的，它源自人类对于同类的怜悯，能够对人类的不平等产生牵制和平衡。现代人对于时间的感知，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建构性的观念。从技术和语言记忆的角度而言，尽管技术体系先于记忆体系，但技术天然是记忆的载体之一，而全球化正是以记忆技术体系独立于生产技术体系作为其显著标志，后者正工业化地生产着人类的记忆意识（斯蒂格勒，2012/［2001］）。以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化会带来记忆的丧失，而技术怀旧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样式，是文化在超速发展的技术缝隙当中进行的一场自我拯救，反映了技术在社会与文化场景中的某种“自治”。随着现代性反转了自然与技术之间的主客体地位，人们只能通过具象化的技术形式开展怀旧，即超越自然存在与技术二元对立的“第三种环境”。记忆的技术与技术的记忆通过“技术的意向性”，将自身的记忆客体化并重新内在化，从而对抗技术进步本身对时间的奴役和破坏（斯蒂格勒，2000/［1994］）。
作为一种记忆文化，技术怀旧见证了技术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从“记忆技术”（technologies of memory）向“技术记忆”（memory of technologies）的转变（van der Heijden,2015）。记忆与媒介技术的关系主要产生于记忆内容通过媒介技术进行获取（capture）、存储（storage）与检索（retrieval）的过程中（van House& Churchill,2008）。在当代的记忆实践中，媒介技术与记忆呈现出彼此互构的错综关系。怀旧由媒介所触发，对过去的记忆又因媒介而可能（Pickering & Keightley,2006）。记忆需要通过媒介得以再生产，当中的核心要素在于中介化记忆和怀旧的“自我指涉”本质：比起对经验的记忆而言，人们更可能记住被媒介中介的经验，中介化过去成为人们通过媒介来修复和限制社会记忆的必要过程（Davis,1979）。也就是说，媒介技术不仅形构和中介着记忆的生成，而且技术自身也成为被记忆的客体部分甚至记忆本身，体现着双重的助记作用。技术怀旧中的“图像意识”也牵涉了对修补性与反思性技术怀旧以及记忆感知、记忆想象和记忆意识之间的互构关系（斯蒂格勒，2012/［2001］）。
在一些类型的怀旧实践中，媒介充当着人们与其旧日经验的中介物（mediator）或入口（portal），即“中介的怀旧”（mediated nostalgia）（Lizardi,2015）。数字媒体技术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记录，形如社会化媒体的技术平台还可以作为自我展演与记忆传布的行动性工具出现。可见，任何与个人或集体记忆内容有关的事物，都与促使记忆达成的媒介技术密不可分（van Dijck,2007）。记忆的技术关乎产生和记录当下体验的“第一记忆”，见证着记忆感知。人们通过记忆技术，对滞留在第一记忆中的内容进行遴选（斯蒂格勒，2012/［2001］）。媒介技术本身亦常成为记忆“档案”或“容器”的隐喻，用以表达个人记忆的渴望或生命经验的保存。
有学者认为，记忆技术不是过去的表征或阐释，而是发生于当下、并对当下产生重要影响的，富有能动性、象征性、仪式化以及高度情境化的过程（Erll,2011; Livingstone,2009），因而不满于仅仅将记忆技术或媒介技术视为一类“中介”（mediated）或“附庸”（mediatised），而将视线投向了记忆的中介性或“记忆技术”上。在研究者的努力下，媒介技术或记忆技术的实体性（materiality）逐渐成为记忆文化研究的独立领域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媒介自身的发展是急速变动且令人欣喜的，但研究者仍需对技术乌托邦主义修辞持审慎态度，将此类研究引向有助于记忆的可持续获取与保存、同时能够突破公私界限甚至个人-空间-机构与民族国家界限的新方向（van House & Churchill,2008）。
相对于记忆的技术而言，技术的记忆更接近回忆中的“第二记忆”或对记忆媒介技术作为记忆之物的回顾、想象和再创造。人们将遴选后的记忆感知通过记忆技术进行保存，又在记忆剪辑的基础上形成记忆想象，使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之间相互联系（斯蒂格勒，2012/［2001］）。延循有关第二记忆的讨论，研究者建立了两种基本技术怀旧的类型学（Boym,2001），包括修补性技术怀旧（restorative technostalgia）和反思性技术怀旧（reflective technostalgia）。其中，修补性怀旧主要侧重于怀旧中的“乡愁”（nostos）的一面，其核心在于对失去的家园展开跨历史的重构，弥补记忆中的空缺；而反思性怀旧则蕴含于“渴望”（algia）本身，承认记忆的不完备，甚至包含着某种对“归乡”的拒斥。如果说修补性怀旧捍卫的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反思性怀旧则将“真理”引向怀疑。相应地，修补性技术怀旧主要涵盖了那些重新证明旧技术具有某些特殊使用价值的记忆实践（如人们彼此讨论、共同追忆从前流行的像素游戏），从而揭示某些已经失去的技术要素的隐性知识、旧媒介技术的物质可供性及其限制、特殊的社会与审美习俗以及对于过去的归属感，寄希望于重构某种真实与传统；反思性技术怀旧则在沿用和缅怀旧技术的同时，吸纳和结合了社会化媒体平台下的新型技术特征，包括个人记录、分享、集体回忆等（如在智能手机上安装模拟像素游戏的新型应用），其目的也包括通过新的数字化应用形式，对过去的媒介技术进行再中介化（remediation），使旧技术的特征和回忆在新的代际群体成员中得以延续（van der Heijden,2015）。
可见，技术怀旧既可以被有目的地使用以即时地重演过去，又可以直接成为技术应用和艺术作品援引和模拟的要素，用以召唤有关过去的怀旧感（Volioti,2015）。根据斯蒂格勒的观点，正是在“第一记忆”（记忆感知）和“第二记忆”（记忆想象）的基础上，人们才得以形成将意识流与时间客体融为一体的“第三记忆”（记忆意识），出现了具有“事后渗透性”的历史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媒介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技术怀旧分析的关键框架。缺少了第三记忆，就会产生个体层面上生命历史的断裂和社会层面上世界历史之物的“平俗化”。同时，由于集体记忆并不必然构成政治共同体，人们应当且必须通过政治记忆网络的双向通达来获取阅读和撰写记忆的平等权利，进而实现共同体的自治与可期的未来（斯蒂格勒，2000/［1994］；2010/［1996］；2012/［2001］）。因而，作为记忆再生产的技术怀旧，特别是反思性技术怀旧，无论是回顾性的还是展望性的，对于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意义，都将是不言而喻和至关重要的。
三、旧媒体的挽歌与乡愁：作为情感方式的技术怀旧
“旧媒体”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同时也指向了特定的日常经验与情感方式（Natale,2016）。事实上，情绪（emotion）与情感（feeling）在技术的人类感知中一直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媒介的社会文化影响之一，就在于媒介的社会使用带来了人们与特定技术之间的情感牵系（Malin,2014; Silverstone,2006）。技术怀旧同样是一种情感方式。人们对媒介“陈旧”特征的感知，证明了媒介技术确实具有某种情感影响。将某一特定的媒介技术感知为“旧”，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亦是将其赋予某种情感回报的表现。例如，当人们回忆起与个人早期生命阶段相连的媒介习惯时，就激发了其与过往媒介体验有关的怀旧关系（Bolin,2016）。此外，发生重要技术变迁与社会变迁的时刻，也往往以人们产生忧郁的情感和怀旧感为特征（Sobchack,1999）。
从本质上来看，怀旧自身就是一种对过去的“情感性渴望”（sentimental longing），是人类建立在多种复杂情感基础上的混合体验，包括对过去浪漫化的玫瑰色幻想、思念、渴望、回归过去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舒适、平静、失落、悔恨、悲伤、痛苦或喜忧参半（Sedikides, Wildschut, Routledge, Arndt, Hepper, & Zhou,2015）。当人们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身份危机、孤独、疾病或离群索居时，就会通过向过去寻回舒适感的方式来进行情感表达和获取情感性社会支持（Batcho,2013），重新建立起对充满希望的未来、有意义的生活、连续的社群归属感和广泛的社会连通性的感知和想象，以获得某种心理的稳定状态（Wildschut,Bruder, Robertson, van Tilburg, & Sedikides,2014）。
在媒介社会中，21世纪激烈增长的怀旧情绪，可以被视作人类社会对急速变动的媒介技术变迁所产生的矛盾反应：人们一方面承认并利用新技术提供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希望技术进步的脚步能够放缓（Niemeyer,2014）。媒介技术的日益数字化和中介化不仅改变了媒介系统在宏观层面上的内容产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观和微观世界中的人际交往方式及其心理机制。当媒介社会假定人人皆有意愿和能力采用新技术时，媒介技术进步就为个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技术不适、压力或焦虑体验（Livingstone,2009），甚至出现特定个体感到自身被文化和社会变迁、话语以及媒介化社会决策排斥在外的情况（Selwyn,2003）。当社会中的技术进化超越了文化进化的速度，即“技术群”先于“种族群”时，就产生了“文化和技术的离异”（斯蒂格勒，2000/［1994］）。这时，参与媒介怀旧便成为人们应对技术增量挑战的关键策略，包括从精神上渴望回到引发焦虑的特定新媒体尚未出现的过去、与他人分享和旧媒体相关的愉悦记忆等（Menke,2017）。
可见，怀旧在历史与传统的连续性、政治环境不可预测的变动本质以及无法预知的技术创新三者共同带来的不确定性当中产生（Gill,1997）。正是通过将媒介技术怀旧作为积极的应对策略，人们才得以平稳地度过断裂的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集体身份危机，召唤回对旧日技术中介物的情感，管理由技术的急速变迁引发的不确定感。技术怀旧藉此为人们与“日常资格”（everyday entitlement）之间建立情感联系提供了资源，填补新技术带来的兴奋感与旧技术象征的稳定性之间的情感隔阂（Lehtonen,2003），构成人们对当下自我的稳固定义。技术怀旧召唤着对旧日媒介的情感，主张通过怀旧主体对技术记忆的“结晶化”（crystallization）展现过去的纯洁与完美，强调通过技术来缩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时间距离。因此，技术怀旧一方面对抗了媒介与传播技术急速发展的工业体系时间线，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以技术为中介物的“过去”的缅怀，接续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被迫断裂的认同。
在一些学者看来，怀旧的历史根源不仅在于人们越来越难以适应对个人的生命经验进行时代化的表达，从而转向了怀旧性的表达，而且同时关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怀旧是一种“使未来的过去更完美”的情感体验（Gill,1997）。与怀旧类似，技术怀旧同样也与衰老有关。随着媒介经验与日常生活持续不断地进入人们的认同，技术怀旧可以被视为与自我、父辈甚至祖辈的过去有关的“恋物”（Natale,2016）：不管是老式相机、打字机，还是二手书、早期个人电脑，不难发现，在媒介技术变迁的过程中，“过去”始终通过不同的媒介技术和考古物得到再现并镶嵌于其中，一系列的个人与自传式叙事同样离不开对媒介形态的追溯、提及与回忆。通过过去的“镜头”来实现现在，表达了人们对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生命根源以及个人在集体历史中的归属感的深沉渴望（Campopiano,2014）。而也正是“怀旧认同”（nostalgic identity）的建构，使得人们得以将自身的媒介技术体验与其他代际群体区分开来（Bolin,2016），同时将代群成员内部的共时性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斯蒂格勒，2012/［2001］），从而明确其个人化的代际身份。
技术怀旧的情感方式不仅具有时间性，同时也在空间性层面上发挥着作用。个人技术怀旧的组成部分中同样包含了关键性的“民族-文化认同”母题，因为技术带来了种族区域的消亡，特别是数字化复制对领土和地理信息唯一性的破坏和“去远化”过程中人们使用媒介技术作为“代具”对空间距离的消解（斯蒂格勒，2000/［1994］；2012/［2001］）。历史建构不仅仅是对过去产物的简单保存，同时也难以避免地结合了个人与集体的政治渴望。在怀旧的维度上，技术本身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将难以避免地产生内在的冲突。以技术为记忆线索的怀旧方式常常提醒人们：当下的“家园”已经远非从前的家园，从而使技术怀旧成为敦促人们恢复地域性身份的契机。出于这样的考虑，伴随着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与“个体性”（individuality）在当代文化实践中的逐渐退场，当个人身份与空间认同危机空前严重时，技术或其他实体就将作为“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而重新浮现于历史或现实当中（Nora,1989），帮助人们藉此对抗遗忘或中介性记忆的消失。由此，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对历史材料与历史实践的恢复需求每每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Volioti,2015），包括技术怀旧在内的怀旧实践和身份危机亦成为沟通个人、族群与国家式自传以及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Boym,2001）。
可见，重新理解媒介技术之“旧”，包括其生成的公共话语与想象，能够帮助人们重新理解技术怀旧：尽管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怀旧，但却不是由“怀旧”或“渴望过去”的传统情感作为唯一的驱动力，而是能够作为模拟与数字信号、档案与行动性内容、旧代际与新代际、甚至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中介物，沟通其间的罅隙（Davis,1979; Keightley & Pickering,2014; van der Heijden,2015），打破了归乡、认同、技术以及空间在19世纪、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的时间线（Volioti,2015）。这时，技术怀旧不再是一种渴望回到理想化的过去的消极感觉，而是希望通过对过去某些方面的认识为基础来重建未来、满足未来需求的期待（Pickering & Keightley,2006）。其结果是，通过技术怀旧，人们将技术与其自身的生命相融合。
四、重回关系：技术怀旧的研究进路
尽管技术怀旧与现代媒介技术发展相伴始终，理应成为媒介技术哲学关注的交叉点，但这一概念也持续遭受着来自各方的否定和拷问。实际上，技术怀旧依然没能摆脱怀旧自身易于陷入“回归理想化过去”的窠臼（Davis,1979）。正如詹姆森（Jameson,1992）所说，在后现代时期，怀旧将通过对我们对个人和国家的过去产生重新理解和回应的方式来取代历史。在他看来，技术怀旧不仅表达了对特定过去的渴望，后现代文化中怀旧的出现也意味着“为当下而怀旧”（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Jameson,1989），这一概念也与其他学者做出的“想象的怀旧”（imagined nostalgia）（Appadurai,1998）、“无时间的怀旧”（timeless nostalgia）（Caoduro,2014）等消极评价一脉相承。现实的问题在于，技术怀旧的商业化使艺术品处于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两难境地（Volioti,2015），文化工业对于时代要素的再生产也将从某种意义上消解真正的公共记忆。
另一类对技术怀旧的质疑源自对信息社会自身的批判，特别是后“9·11”时代人类对监控社会与极权政治的普遍隐忧。有学者指出，技术正在将社会文化冲突的责任从人类身份转嫁给计算机系统，人们日益依赖作为补余技术的媒介系统来确证记忆（斯蒂格勒，2010/［1996］），修补身份认同和约束人们的身体（Gates,2005）。技术怀旧一方面肯定了根据当下来“修改过去”（revise the past）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否认了技术真正复归的可能性，隐含着对未来技术的妖魔化（demonization）和务必通过技术与人类的合作驯化技术的观点，这种发生在“假定的过去”（putative past）的叙事，最终将难以避免地沦为“为当下情境而生的再现”（Gill,1997）。
也有一系列观点为技术怀旧辩护。有学者认为，试图准确地通过重建记忆物来恢复历史的做法往往受到对过去的保守和本质主义态度驱动，而技术怀旧本身具有的反思性则代表了对历史更为灵活的态度，聚焦于个人记忆与文化记忆中更具流动性的形式（Boym,2001）。无论如何，需要承认的是，以技术怀旧为表征的记忆实践本身，有时不失为一种重构与美化过去的“现代病”（contemporary incidence），但正如莫斯可（Mosco,2004）曾经指出的，“理解迷思比证伪迷思更重要，因为前者解释了迷思为何存在，迷思为何对人们来说是重要的，以及其中承载的人们的希望与梦想”。对于技术怀旧的考察，应当适当地建立从拉图尔（Latour,2005）所谓的“事实的角度”（matter of fact）到“关注的角度”（matter of concern）的转向，即将视线从拷问“人们通过技术怀旧做了什么”转移到追问“人们怎样以及为什么产生技术怀旧”上。
类似地，拉图尔（Latour,1999）批评了将人类行动者及其特征归功或归咎于技术的趋势。他认为，科学与技术研究应当卸下服务于人类生活与人类意图的包袱。人类与物的关系应当被视为一个复杂的“试验集合”（a set of trails），在这个集合当中，行动者、人类与非人类不断地相互改变、相互影响，其关系和技术的新性能也由此不断地被重新定义。在描述人们采纳新技术所创造出的技术图景（technoscapes）时，人类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一种“驯化”（domestication）关系（Pantzar,1997）：通过对技术的学习过程，人与技术之间产生了相互影响的双向建构；试验集合不是人与产品的简单相遇，而是通过对行动者、物与人类的多方面调动形成的要素间系统和关系的形成与消散。
针对前文述及的研究困局，关系性进路及其蕴含的开放性与动态性或可使相对主义视角成为可供技术怀旧研究者探索的解决途径，研究者对技术怀旧实践的解码性姿态将是尤为关键且必不可少的（Lehtonen,2003）。对技术怀旧的考察不仅应当看到有关物质与现象的叙事，更要回到实践再生产背后怀旧主体如何重新建构其社会身份与空间身份当中去。根据拉图尔的观点，仅停留在“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层面已经无法回答技术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相反，人类、技术与时间之间彼此联结的工作网络（worknet），即其所倡导的“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理应成为考察技术怀旧的系统思路，将社会作为技术怀旧中诸多关系解释的终点（吴莹等，2008）。延循这一思路，无论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都将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媒介之“旧”与媒介自身的特征性要素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如何想象与感知媒介技术变迁（Natale,2016）。
在现象与方法论层面上，技术怀旧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同样值得拷问，例如，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与互联网规制相连的记忆与传播技术怀旧可能带有替代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的色彩，应当采取新的研究取向、路径和方法来进行考察，如“实验媒介考古学”（experimental media archaeology）。这一路径主要着眼于考察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与用户对其实验性和感官性实践方式之间的关系（Fickers & van den Oever,2013），人们对于过往媒介技术的再调用（re-appropriation）构成了该方法的经验性基础。“块茎”（rhizome）思维也是能够运用于技术怀旧作为媒介使用行为的方法之一（Deleuze & Guattari,1987），通过将技术、行动者与社会情境分别作为系统性考察的切入点，去结构化、开放式地探寻其向各个方向延伸的可能出口及意义，包括在符号、个人与群体、权力、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向外连结而生成的际遇（吴姿娴，2014），系统地考察技术怀旧在人类不同种族和技术代群文化中的轨迹。此外，媒介史研究者也指出，技术怀旧不是对过去的特定渴望，而是一种沉思、反省或冥想，主张用“技术忧郁”（techno-melancholia）来更好地反映鲜活的记忆与持续不断的文化意义重构在当下对旧有媒介技术的表征（Fickers,2009）。
五、结语
当前，以技术怀旧为特征的当代流行文化和视听艺术挑战了媒介技术研究看待数字环境下用户社群的方式。通过现代技术来重新创造过去的美学体验，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意涵，也形成了信息收集、描述、保存和提供数字信息的崭新方式。技术怀旧既是“展现性的空间”（embodied space），又是“时间竞争的幻象”（competing visions of time），是沟通模拟与数字信号、档案与行动性内容、旧代际与新代际、甚至过去与现在之间罅隙的中介物，打破了归乡、认同、技术以及空间在不同世纪之间的时间线。当包括记忆在内的社会意义再生产时，新的社会语境和日常实践否定了作为正统的“当下”，使技术怀旧的意义成为“异端”（Volioti,2015），进一步挑战着人们关于过去的价值和意义的稳定来源（Tannock,1995）。
总之，技术怀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被视为容纳进步的乌托邦式冲动，甚至还会表现出倒退的姿态和忧郁的态度（Pickering & Keightley,2006）。数字资本主义重新建构了消除延迟事后性的电子记忆，这种记忆工业及其政治经济学造成了以“非领土化”为标志的社会后果，记忆技术的工业化与理性化不仅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促成了无选择的遗忘，使记忆技术成为“工业时间物体”，也拔除了人们赖以为系的族群性身份（斯蒂格勒，2010/［1996］）。延循将未来置于首位的时间观念，斯蒂格勒（2000/［1994］）认为，技术的时间是一种公众的时间，而技术的时间维度主要在于为人类群体建构一个共同的未来。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范式前提，那么，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技术怀旧实践都在致力于对更加广泛的时间与空间中技术线索的修补与反思。因而，通过技术怀旧来拯救技术的记忆，就是重新争夺对过去的阐释权，建立和保留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精神连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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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御 风〕
From “Technologies of Memory” to “Memory of Technologies”:
Cultural Practice, Emotional Pattern and Relational
Approach of Technostalgia
Liu Yusi
Abstract: The time has been enslaved and destroyed by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modern society. Differing from “technology of memory”,which access, store, and retrieve information with media technology,the “memory of technology” aims to bring back human’s past emotional media experience into account by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convey their good memories of, and longing for, the outdated technology. Technostalgia helps people to cope with the uncertainty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change,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the excitement of new technology and the stability of old media with solid selfdefinition in present.However, the unadulterated public memory was replaced by the reproduced zeitgeist in culture industry, making technostalgia a representation only for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resulting in nothing but “a return to an idealized past”. In view of this, researched on technostalgia should take the relativism methodologies in a dynamic, relational approach in addition to the narratives of material and the phenomenon to explore how the subjects of technostalgia reconstruct their soci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ir imagination and percep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chang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future of human beings with technostalgia temporally and spatially with the turn from “matter of fact” to “matter of concern”.
Key words: technostalgia; restorative nostalgia; reflective nostalgia; technologies of memory; memory of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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