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质量理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从最初直接关注欧盟事务转向可持续发展等更具全球性的议题。虽然社会质量理论具有理论体系完整、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并重等优势，但是将一个起源于欧洲的社会发展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建设研究，在指标调适、本土化创新和实际应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质量理论的效力，在学术研究层面可以将生长于中国的本土社会质量理论与发端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对接；在实践层面，可以将社会质量纳入政府考核指标和统计年鉴，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入社会质量内容。
关键词 社会质量；社会建设；社会发展；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8)07-0079-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8.07.011
作者简介 徐延辉，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厦门 361005；龚紫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博士 深圳 518060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社会建设事业长期滞后。因此，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并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以来，社会建设作为施政纲领开始进入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大更是明确要求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社会各界加强对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诞生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以其对“好社会”的关注和追求，为社会发展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现阶段在中国大陆，社会质量研究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关注，鉴于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本文拟在梳理社会质量的国内外发展脉络基础上，探讨将社会质量理论引入中国政策实践的可行性及可能路径。
一、社会质量理论架构及发展脉络
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中，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经济增长和创造价值，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财富显然比分解财富更重要，因此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社会政策在重要性排序上必然让位于经济政策。这一理念反映在社会政策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学界和政界更为偏好生产型社会政策。生产型社会政策把追求GDP增长作为发展导向，主张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发展，强调社会政策为经济政策服务，其优点在于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却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质量理论正是对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的“婢女型”地位回应的产物。
（一）何为“社会质量”？
根据欧洲学者的界定，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①，衡量的是社会关系的质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个体发展和推动社会参与。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哲学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发展的模式问题，指出社会质量本体论的基础在于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问题的实质是在集体认同的形成语境下，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的自我实现②，社会世界就形成于个体的自我实现与集体认同之间的相互依赖中。这种相互依赖过程发生的领域体现了两种重要的紧张关系的互动：正式的系统世界和由家庭、群体、社区构成的非正式的生活世界之间的横向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之间纵向的紧张关系。③这两种张力既不相同也不互补，但其结果会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社会质量的架构图。
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架构由三组因素构成，即建构性因素、条件性因素和规范性因素。建构性因素涉及社会主体的行动，反映了决定社会质量好坏的制度因素和社会成员的客观生活状态及主观认知，包括个人安全、社会认同、社会回应和个人能力四个维度。④条件性因素关注社会质量的衡量标准。根据社会质量理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人们必须有机会获得有助于实现社会互动的资源（社会经济保障）；其次，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应该具有开放性（社会融合）；再次，社会应该具备集体认可的价值和规范以促进共同体的形成（社会凝聚）；最后，人们必须有能力参与到社会互动中（社会赋权）。⑤规范性因素指向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种哲学问题，包含社会正义、社会团结、平等价值观和个人的尊严四个维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义。⑥
（二）社会质量理论发展脉络：从“欧洲视角”到“全球视野”
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社会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愈发明显，欧洲社会政策陷入危机。为了改变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从属地位，1997年6月，来自社会政策、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共同签署了《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标志着社会质量理论的正式诞生。同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EFSQ）成立并出版了社会质量理论的第一部专著《欧洲社会质量》，1997年可以算是“社会质量理论元年”。从1998年至今，社会质量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⑦。
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1年，社会质量理论的思想及方法处于初创期，研究成果初步应用于某些特定的社会政策领域。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把欧洲统一简化为经济整合即“经济欧洲”的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建立“社会欧洲”理念；二是对社会政策被贬低为经济政策婢女的做法进行批判；三是将社会质量视角和其他研究视角进行比较，探讨社会质量与生活质量、人类安全、社会发展等理论之间的关系。⑧在此期间，创立了《欧洲社会质量期刊》，出版了第二本专著即《社会质量：欧洲愿景》。
第二个阶段是2001-2006年，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得到进一步深化。EFSQ专门组成欧洲社会质量指标网络（ENIQ），推进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建设，最终确定了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及其内涵。社会经济保障指的是人们获得充足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可能性⑨；社会凝聚指的是建立在认同、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被分享的程度⑩；社会包容指的是个体感觉到自己被整合进那些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组织、社会子系统和制度的程度［11］；而社会赋权指的是通过社会关系来增强个体的行动能力，其目的在于促进个体的参与。［12］在明确四个维度含义的基础上，最终发展出包括18个主要领域和45个次要领域、共95个指标的欧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社会质量理论由此进入应用阶段，就业、公共健康和城市发展等议题是其重点研究领域。
第三个阶段是2006-2011年，社会质量理论开始走出欧洲，向亚洲扩展。日本、中国台湾、泰国、中国、韩国、中国香港相继召开了社会质量会议，成立了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ACSQ）。亚洲社会质量研究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一是研讨欧洲社会质量指标在亚洲社会的适用性，通过改造形成亚洲社会质量标准问卷（SQSQ）并将其运用于亚洲社会研究；二是从社会质量理论出发探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问题。比如，日本学者探讨老龄化问题，韩国学者聚焦于风险社会和风险政治等。［13］与此同时，社会质量理论在欧洲的研究继续深化，EFSQ与荷兰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合作，研究人类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主张；创立了《国际社会质量期刊》取代原有的《欧洲社会质量期刊》。经过此阶段，社会质量理论逐步从欧洲转向亚洲及全球视野。
第四个阶段即2011年至今，是理论发展的最新阶段，社会质量理论更具全球视野，关注的议题聚焦于全面可持续发展、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复杂性的变化等方面。目前，EFSQ已经更名为国际社会质量协会（IASQ），出版了第三本专著《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将理论应用于最紧张的政策挑战，包括可持续发展、英国脱欧的社会影响、欧盟的未来、全球视野下的反贫困战略、发展的不平等问题等。［14］从2012年开始，国际社会质量协会与浙江大学合作，通过比较嘉兴模式与波德模式探讨环境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国际社会质量协会与荷兰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表《可持续宣言》，号召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鼓励和支持本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尖锐挑战做出积极回应，获得国际范围内相关研究机构及学者的积极反响。
二、社会质量理论的优势及局限
（一）社会质量理论的优势
社会质量理论的优势既体现于理论体系本身的完整连贯，及其注重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研究取向，又体现于其对于“社会性”的重视和强调，能够为从“GDP主义”转向追求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好社会”、提升社会发展质量这一社会发展的国际趋势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指导。
首先，就内在优势而言，社会质量具有完整连贯的理论体系，这也是与生活质量、人类发展等其他衡量社会进步的概念相比，社会质量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社会质量理论从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而非原子化的个人这一基本命题出发，论证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与集体认同过程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产生了社会质量的建构性因素，催生了合格的社会质量行动者的构成。除了建构性因素之外，社会质量高低还取决于四个条件性因素是否得到满足；同时，社会质量的适当性和必要性还需要放在道德规范及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考察。以这样一种方式，社会质量理论家不仅证明社会质量的社会成分确实真实存在，而且能够对其质量进行测度。正是这种理论化的努力，使得社会质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理念，而是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切实可行概念框架的理论基础。
其次，就研究取向而言，社会质量具有鲜明的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取向。在经验研究方面，欧洲社会质量学者积极建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证研究。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04年开始的EFSQ与海牙市政府就城市发展和地方治理问题展开的合作，研究社会质量如何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新概念，研究团队依据社会质量原则，设计并实施了Laak Noord城市项目［15］，为海牙市政府治理政策创新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政策研究方面，社会质量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重新定位社会政策的使命。1997年对社会质量第一次系统阐述的成果刚刚面世不久，荷兰就将社会质量作为评估其政策影响的指导原则，把社会质量转化为社会政策。此后十几年中，社会质量的一整套概念工具在欧洲老龄化、就业、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领域得到推广，不仅欧盟内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试图运用社会质量理念来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在关于老龄化的计划中就考虑把社会质量作为评价社会政策有效性的指标。社会质量理论将公众需求、政策行动者和政策本身有机整合起来，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类政策，且贯穿于政策设计到评估的全过程，因此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带来有益的启发。
再次，从外部形势而言，社会质量研究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研究趋势。对好社会的追求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及民众普遍重视的目标，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加。以中国大陆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与之形成对照的却是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环境、食品等民生领域问题频发；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尖锐并时常演变为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社会信任淡漠，社会凝聚力下降等等，迫切需要在更为适宜的理论体系指导下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社会质量模式对社会性的倡导及其条件性四要素框架，不仅能够给予社会政策方向性上的指引，还可以为具体的政策选择与政策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6］因此，无论是欧洲社会还是亚洲社会，都对社会质量取向日益重视。
（二）社会质量理论的局限
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质量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就自身理论建设来说，首先，一些重要的理论议题尚未厘清，比如制度世界干预社会世界并使之殖民化的机制是什么，如何阐明社会质量与行动者能力之间的关系，怎样将作为过程的社会质量与作为结果的社会质量统一起来等等［17］；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质量研究自上而下的途径（关注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问题）与自下而上的途径（关注家庭、社区、第三部门等）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有机结合起来［18］，规范性因素和建构性因素怎样才能实现可操作化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就外部适用性而论，系统的社会质量理论诞生于欧洲，早期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也主要发生在欧洲。然而，亚洲和欧洲在社会福利制度及社会文化上存在重要差别，东亚社会的福利模式并不适合自由主义体制、保守主义体制和社会民主体制这一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分类框架，而是呈现出高福利分层、高家庭福利责任、低社会保障开支、高个人福利支出和低养老金覆盖率的特征［19］，因此，照搬欧洲语境下形成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来研究亚洲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势必会降低其效度。如何对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指标体系进行本土化改造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社会质量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对人的“社会性”的探讨，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意义，思考一个好的、高质量的社会应该具有哪些品质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社会质量既为欧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社会及其变化的分析工具，又提供了评估民族国家和欧洲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成为引导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工具。
三、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
在学界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下，目前社会质量已从一个欧洲理论转变为具有全球视角的理论体系，关注的议题也更具包容性。中国在把社会质量理论引入本土语境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积极性，特别是在近年来政府重视社会建设的宏观背景下，社会质量研究更是成为一个新热点。但是，将一个起源于欧洲的理论应用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中必然存在着一些挑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本土场域下的社会质量发展路径，从中找到进一步提升理论适用性的突破口。
（一）本土社会质量研究的早期探索
社会质量有两个独立起源，除了欧洲学者提出的社会质量概念之外，还有生长于中国的本土社会质量学说。根据现有文献，“社会质量”概念最早由中国学者王沪宁提出。王沪宁认为，社会质量指的是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即社会各个环节、各种运动和各种因素在没有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的自组织程度，据此可以把现代社会分为两类，一类为政治的有序化社会，一类为非政治的有序化社会。［20］继王沪宁之后，吴忠民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提出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品质。［21］
虽然两位学者的学科背景不同，概念界定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但其共同特征是都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秩序重构等问题，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关怀。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经济增长是发展的第一要务，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之两位学者提出的社会质量指标都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本土社会质量理论并未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不能因此忽视已有的本土研究对于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启发意义，将发端于欧洲话语体系下的社会质量概念框架与本土早期研究成果对接起来，可能更有助于社会质量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
（二）我国社会质量研究的发展概况
虽然社会质量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提出，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体系化并获得足够影响力，因此目前我国学界主流的社会质量研究都是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下，或者至少主要是受其启发展开的。随着政府越来越关注社会建设和政府治理等议题，国内学界围绕相关领域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也蓬勃兴起，社会质量研究成为一个新热点。回顾国内学界十余年的社会质量研究历程，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向国内读者介绍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内涵、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并将欧洲重要社会质量研究文献翻译成中文发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引入我国的初期阶段以此类研究为主，并延续至今。2006年，在杨团、关信平主编的《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一书中收录了艾伦·沃克的《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一文，2007年该文又被收录在《社会政策评论》（第一辑）中。［22］这是国内有关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最早文献。而最早系统介绍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国内学者是林卡教授，其后张海东、林卡等人又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进行理论译介工作。［23］IASQ的两本重要社会质量研究专著的中文版，即《社会质量：欧洲愿景》和《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也于201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担任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主席的林卡教授在南京市和杭州市主办了多次社会质量国际研讨会，为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大陆的推进做出了较大贡献。
二是运用欧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或者改造后的亚洲指标体系展开经验研究及对策研究。经验研究方面，林卡2009年在杭州市、张海东2010年在上海市，以及徐延辉2011年、2016年在深圳、厦门等城市分别组织大规模社会质量问卷调查，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24］与此同时，政策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开始增多。［25］
三是探讨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包括进行社会质量本土化指标设计及其应用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求本土化的研究路径。如将社会质量理论应用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创新社会治理研究，以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研究等。［2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不断推进，国内学者开始陆续出版社会质量研究专著，近年的代表性成果如林卡的《社会质量：理论方法与国际比较》、崔岩的《中国社会质量研究》、徐延辉的《社会质量、社会建设与幸福感》等。［27］本土社会质量研究专著的出现及增多代表着我国社会质量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最初的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到展开大量实证研究，再到现阶段对本土化研究进行总结、提炼和反思，以形成系统性成果，与西方研究进行对话。
（三）社会质量研究面临的本土挑战
在经济建设发展迅速、社会建设明显滞后的客观背景下，我国政府反复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建设的重大意义并作出战略部署，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外部环境。但与此同时，与社会质量诞生于其中的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社会质量研究面临的本土挑战有其特殊性。
第一，GDP主义根深蒂固，不利于政府和公众对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视。GDP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以GDP作为衡量标准，强调经济效率优先。虽然经济增长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唯GDP是从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GDP越来越高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言。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把社会建设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一方面，各级政府官员长期受到经济增长思想的熏陶，GDP主义在相当时期内依然盛行；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稳定的时期，社会建设往往比较容易推进，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人们的注意力又会转移到保稳定和保增长，GDP又会成为全部工作的重心。
第二，社会质量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畅。欧洲社会质量研究成果的发起和推广都由欧盟牵头，无论是EFSQ的建立，还是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欧洲社会质量跨国比较研究的开展，欧盟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欧盟自始至终支持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并能凭借较为完善的内部机制将研究成果送达决策层，这样就使社会质量的政策效力更容易发挥出来。但在中国，社会质量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服务，则是一个困扰研究者的大问题。现阶段我国尚无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社会质量调查及成果发布，无法将各地区的调研结果加以比较分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四、未来展望：从经济增长走向社会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敏锐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必须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发展质量，社会政策研究者应该在其中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社会质量理论强调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可持续的福利社会作为发展前景，回应了“发展的目的何在”这一根本性问题，对于我国新阶段的社会建设研究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理念上，社会质量理论对“社会性”的强调，以及对民众参与共同体生活的重视，与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依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思路相契合；其秉持的可持续性发展观，也与科学发展观有相通之处，对于改变“有经济增长而无社会发展”的现实图景有矫正意义。在政策实践上，社会质量理论拥有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能够凭借其四类条件性因素为社会建设提供可供选择的建构方向，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质量作出科学评判。然而一方面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身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在欧洲社会质量概念框架中，成熟的产业结构、统一的民主进程、较高的社会透明度及完善的法治等是其背景条件，在中国有很多条件显然不能满足，这要求国内学者跳出欧洲话语体系设定的框架并实现本土化创新。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两方面提出提升本土语境下社会质量效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在本土化研究中实现理论突破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认为，实现社会质量理论突破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将生长于中国社会的本土社会质量理论与发端于欧洲话语体系下的社会质量理论对接起来。本土的社会质量研究是对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秩序重构的一种回应，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及强烈的现实取向。如在王沪宁的社会质量概念框架下，一个社会非政治的有序化程度越高，社会质量就越高。中国过去推行的是一种依靠政治手段来实现社会有序化的体制，并以相应的经济活动模式为载体，随着经济活动发生变化，旧体制不复存在，迫切需要突破旧模式，转变成一个非政治有序化社会，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自组织因素不够发达，无力担此重任。基于此，王沪宁提出要加强各种社会实体的自主性，特别是要提高社会自组织系统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不能把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都交由政府处理，应该在政治和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确立起明确的界限。［28］这一主张不仅符合当前阶段我国建设一个“自主性强、组织化程度高、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创新活力、对政治生活参与程度高、富裕、和谐、民主”的“强社会”的要求［29］，而且还能与“制度世界干预社会世界并使其殖民化”这一西方社会质量理论未能充分阐释的问题进行对话。实际上，两种理论关注的共同点都是强调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公民的社会参与能力以及在没有政府强权干预的情况下，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只有“强社会”才有“强国家”。
在指标体系上，无论是欧洲的社会质量指标还是改造后的亚洲社会质量指标，在运用到国内研究时，都需要进行适度调试以彰显中国特色。以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为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机制，它还体现了一个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强调社会保障和集体责任的观念相比，东亚国家较多依赖家庭纽带维系代际间的抚养和赡养责任，这种社会保障模式与建基于国家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存在较大不同。中国化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需要凸显家庭保障的功能，在“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保障功能”方面给予充分考虑。再以社会包容为例，目前我国已有多达2.8亿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这些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市民化，较好地融入当地城市，成为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及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准。因此在社会质量指标本土化设计中，应该加入相应指标，以反映农民工是否在户籍、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得到相对公正的对待。在社会凝聚、社会赋权维度也需要加以类似改造。
（二）在实践中提升社会质量政策效力
第一，将社会质量纳入政府考核机制。片面重视GDP的增长，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阻碍社会质量理论发挥政策效力的一大障碍。事实上，GDP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绩考核标准，它不仅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变化，更无从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协调和可持续；并且片面强调GDP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采取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模式，给环境和人民福利带来极大损害。我们建议将社会质量纳入各级政府考核机制，在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考察的时候，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拥有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及环境资源（社会经济保障），要看一个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及居民的社会认同程度（社会凝聚），要看社会成员之间相互接纳水平及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社会包容），要看居民是否拥有充足的机会进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及非正式的社团参与（社会赋权）等。当然，运用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考核，并不是要舍弃经济增长，而是要在整体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增加和强化社会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
第二，将社会质量指数纳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是我国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综合统计年鉴，也是领导层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现有的《中国统计年鉴》条目虽然很多，但缺乏能够反映社会发展质量的综合性指标。虽然诸如参加各类社会保险人数、城乡居民收入情况等指标涉及社会发展水平，但这些指标比较分散，对于了解社会整体发展状况价值较小，同时也无法将社会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因此，应该把社会质量指数纳入《中国统计年鉴》，将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质量指数排名与GDP指数排名进行对比，以便更直观地了解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并根据比较的结果确定下一年工作侧重点。
第三，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入社会质量内容。在我国，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有关经济发展的内容都占据了最主要的篇幅，而对于社会发展质量现状、未来目标以及相关工作部署都没有得到充分论述。我们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应该增加一些能够反映社会质量发展状况的核心内容。比如，在上一年工作总结中，需要报告社会质量发展指数；在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部分，需要对社会质量指数的增长做出规划；在当年政府工作建议部分，需要将社会质量管理作为一个重点工作进行战略部署。
社会质量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欧洲的社会实践表明，依据社会质量理论开展社会建设有助于改变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对社会建设尤其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政策非常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社会政策该如何发挥兜底功能，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是政界和学界需要面对的重点议题。为了保障社会建设目标的合意性以及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把是否有利于提升社会质量作为政策评估的重要标准应该成为一个可能的建构方向，如此方能真正发挥社会质量的政策导向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注：
①Beck Wolfgang, L.van der Maesen & A. Walker(eds.)，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267-268.
②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主编：《社会质量：从理论到指标》，冯希莹、张海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③④艾伦·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⑤A. Walker & L. van der Maesen. Social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Paper for ESPA-NET Conference, Copenhagen, November 13-15, 2003.
⑥［18］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⑦⑧L.van der Maesen & A. Walk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Quality between 1994 and 2014, http://www.social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WorkingPaper-13-2014.pdf.
⑨Margo Keizer. Social Quality and the Component of Socio-economic Security, http://www. socialquality. org/wp-content/uploads /2014/10 /Socio-Economic-Febr-2004.pdf.
⑩L. van der Maesen & A. Walker.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Outcomes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Network,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2005, 5(5): 8-24.
［11］A. Walker & A. Wigfield. The Social Inclusion Component of Social Quality，http://www.social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Social-Inclusion-febr-2004.pdf.
［12］P. Hermann. Empowerment. http://www.social-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 Empowerment-febr-2004.pdf.
［13］［17］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4］比如2016-2017年，《国际社会质量期刊》的主题包括英国脱欧（第6卷第1期）、贫穷、羞耻与尊严（第6卷第2期）、发展的不平衡（第七卷第1期）等，详细内容可参见IASQ官网。
［15］L.van der Maesen. The experimental urban space of Laak Noord of the City of The Hague as part of the Dutch Delta Metropolis: an adequate international frame of reference? http://www.social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WP2_Laak_Noord_june-2009.pdf.
［16］王星：《从维护社会稳定走向增进社会质量—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取向转型》，《学术研究》2016年第9期。
［19］Y. J. Lee & W. K. Ku. Another welfare world?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in 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3(31):189-241.
［20］［28］王沪宁：《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21］吴忠民：《论社会质量》，《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
［22］参见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杨团、葛道顺主编：《社会政策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页。
［23］参见林卡《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理论》，载彭华民主编《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张海东《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野》，《光明日报》2010年2月16日；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4］参见张海东《2010年世博会与上海社会质量》，载上海大学文科发展研究院主编《后世博与上海发展》，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勇、徐延辉、兰林火《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Pamela Abbott，Claire Wallace，Ka Lin & Christian Haerpfer. The Quality of Soc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7(2): 653-670；等。
［25］参见高红、刘凯政《社会质量视域下中国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2期；韩克庆《社会质量理论：检视中国福利改革的新视角》，《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26］参见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徐延辉、陈磊《中国特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等。
［27］参见林卡《社会质量：理论方法与国际比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崔岩《中国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测量和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徐延辉《社会质量、社会建设与幸福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9］白平则：《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强社会、强国家”》，《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逍 遥〕
Social Quality: the European Issues and Chinese Orientation
Xu Yanhui & Gong Ziyu
Abstract: Through twenty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focus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 has turned from European Union affair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me other global issues. Social quality theory has many advantages, for example, the complete theory system, the equal weight given to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o on. While, as a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originating from Europe, there are still many limitations when it is used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 China.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quality theory, social quality ideas from China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at of European societies, and indexe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developed. Besides, from the policy application perspective, social quality items should be added to government assessment indicators,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government work report.
Key words: social qu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development; localization
苏公网安备 32010202010947号
